新年展望论坛 | 张炳良教授:内外新形势下如何展现香港特色及发挥中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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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论坛,我主要从内外新形势下,香港目前所谓的新情况、新机遇的角度进行分享。
首先,我想提一个观点。香港不单是一个领土、城市,香港本身也代表一个机会,也可以说代表某一种图腾,过去很多时候把香港作为某一个做事的方式。
首先回顾,香港代表什么?我们现在讲从一个新环境的角度来看香港,那过去长期香港代表什么?我觉得“一国两制”特区的《基本法》,基本上就延续90年代所谓的香港。当时的香港,它主要的特色是自由、法治、市场、对产权的保障、开放。香港过去的成功,当然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看法,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有赖多元、包容、廉洁、透明、公平竞争,是一个非常有自由度,空间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我们香港的精神是什么都可以做,以前是这样讲的。用广东话讲是「搞掂」(港式粤语),你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是以这个结果来作为我们的目标,真的是这样的。
香港的人才主要是来自国家方方面面,世界五湖四海。所以香港从某种程度讲是一个melting pot,香港人的定义不是从你在香港出生来定的;以香港为家,以香港作为你发展的基地,那么你就是香港人。但后来慢慢把香港人的定义再赋予一个居留的标准,所谓永久性香港居民,最早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香港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在这个历史时空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过去有些人讨论香港就说,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城市,hybrid ,现代跟传统放在一起,多代移民,也因为是这样,香港从来没有排外,但是当然最近几年有些变化了。香港过去强调是国际化、一个多元化、跨文化的城市。香港不单是一个城市,香港不单是一个在地理上、香港内部的一个经济体系。其实我们过去也讲香港有它体外的经济,体外的文化圈。这是80年代、90年代讨论香港前途时,希望能够维持的一个香港。所以《基本法》起草也是一个过程,去理顺当时的香港是什么样子,尝试从制度上保留香港。
但是我们看目前的情况,过去几年香港的变化很大。不单是香港,全球、内地,我们整个国家都变化很大。我觉得香港在回归之后,一表面上说,维持不变,以前怎么样,未来就怎么样。但实际上不可能不变的。回归以来,香港一方面长期受困于所谓泛政治化,很多问题很快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有关身份政治的折腾,当然这个身份政治不止是香港面对的,你看现在全球,欧洲也好,美洲也好,美国也好,也都面对identity politics 的问题。
另一方面,香港的经济慢慢出现某一种老化的情况。我们一个程度是在吃老本,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一方面有它的实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不少忧虑和隐忧。发生2019年事件之后,香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情况,我们好像是两边都受压抑。由于发生2019年事件,我的看法是国家怀疑香港的忠诚,或者是怕失去香港,所以国家安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同时,香港人本身对香港好像自己也怀疑自己,对香港的制度没有过去的自信。当然过去有一个问题是过分自大,现在我感到有一点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分自卑。
中国在过去20多年非常急速地崛起,经济方面,科技方面。香港相对的优势基本上已经不像回归之前。无论是有没有发生2019年,香港都需要面对一个根本的问题:香港还有没有价值?对整个中国,整个国家发展来讲,这个价值不是一般的价值,而是有没有一个附加值value-added,也不单是香港还有没有剩余价值,而是还有没有能力不断来创新。二战之后,香港在本土的创新方面其实有不少成功的例子。现在的香港我们在很多方面,经济方面,金融方面还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同时现在国家正在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香港还有没有角色?我们不要单是紧跟潮流,而是我们有没有找到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独特的一个角色。
整个世界都在变,刚才很多讲者提到中美关系的问题,我过去也讲香港从以前左右逢源,到现在可能左右为难,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特区的定位。这些变化对香港未来,应该说一方面我是相信在辩证过程里面带来新的机遇,变化本身就这样子,但是假如我们思维上没有突破过去,没有突破一些可能旧的观念,目前香港所面对的风险,我会用所谓「双失之局」来形容。比如说,我们看到香港内部也好,外部也好,好像都有一些力量、某一种程度“去两制化”,尽量不提两制,不提两制之间的分别,这个是问题。假如没有“两制”,香港就没有角色,没有特殊性。没有这个特殊性,香港对中国的发展和贡献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香港目前的定位,未来对国家应有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
我最近写文章提到,我们要防范“一左二窄”。这个也是对60年代、70年代中央对港政策的事后检讨总结。当时由于没有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国家在香港其实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我们看看过去几年香港在治理方面究竟是怎么样。我采取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这个当然是汇总世界上不同的指标、不同的指数做出的一些评估,都受资料和方法学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指标主要是反映一些智库、一些企业、一些商会,他们一般对香港在六大方面的评估。这是今年初(2023年)发表的,反映去年(2022年)的情况。我们看香港,其实在很多方面香港都不错。在政府效率、在規管的质素、在法治、在控制贪腐方面,长期以来20多年香港都是不错的,在亚洲地区跟新加坡都是位于比较前列的。但是香港在Voice and Accountability特别受过去几年情况影响。
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看这些数据,香港在过去几年,以2017年做比较基础,我们看到2019年之后,Voice and Accountability主要是反映这个社会里面自由状况,政治情况的数据,我们看到香港逐渐一步一步好像评分不太高,这个我想影响我们比较大,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当然从政治上来讲,由于现在香港有《国安法》,我们实行爱国者治港。有些人说,由于这两个因素,香港无可避免,一定有变。我想这方面一定要有变,但是另一方面,你看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的国安法,很多地方他们的选举制度,他们的政治制度一定跟他的国民政治原则有关的。
我想不应该只从香港看有多大影响,但是我们又问一个根本的问题,香港基本的功能作用有没有变?因为我们需要维持不变,香港存在的价值一直都是连接中心,今天还是一样。假如没有这个中介的作用,香港就不是香港。
从过去香港特色来讲,对国家来讲,过去特别是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年代,香港某一个程度提供一个答案,一个方法。现在我们又问这个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香港还是不是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我希望是还可以。但是假如不是,香港对国家的作用就慢慢没有了。第三方面,国际上香港还是桥梁吗?这个桥梁不是单方面的,是中国跟海外、中西之间。国际上,西方国家还需要香港吗?当然需不需要香港还是要看它还需不需要中国,香港作为中介假如还有作用,香港就还可以维持它的活力。
最后,回归之后,香港当时有一个品牌,说「亚洲国际都会」。所以我们就问亚洲国际都会在哪儿?最近几年我们才发现香港是要发展亚洲,过去好像忘记亚洲了。国际性,最近中央官员不断的强调,香港要做一个国际化城市。香港这个都会跟其他都会,有没有不同地方?我想这些都是比较根本的问题,香港方面,特别是以香港为家的企业家也好,专业人士也好,我们应该多想。谢谢!
作者简介:
张炳良 教授
Prof. Anthony Bing Leung Cheung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香港教育大学前校长
现公共行政学顾问,GBS,B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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