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狂飙之后，那些看不见的城市活力开始生长

文｜王菲宇

卡农的旋律从路边的二层阳台上传来，吸引着来往的行人停下脚步。身穿白色礼服的新娘拉小提琴，一旁的新郎拉着大提琴。路边的梧桐树上用皮筋绑着粉色和蓝色的“请帖”。

“请帖上写着‘喜酒喝伐’。”学着上海口音普通话，林与一念出了这句话。这个安徽女生正在尝试向我描述在南昌路上遇到的一个具有“上海特色”的瞬间。金宇澄说，写完《繁花》之后，越来越觉得上海陌生。“好像一座原始森林，我只看了附近一小块地、身旁的植被、一小队蚂蚁，很难想象我可以做个总结，可以全部了解它。”林与一也有同样的感受。

深圳女孩雷妮在十年前来到上海读大学，一直住在“衡复”区域。1999年，上海市政府首次提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概念。2003年1月以立法形式认定在上海市中心城划定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并加以保护。“衡复风貌区”是其中规模最大、历史建筑和空间类型最丰富、风貌特色最为鲜明的风貌区。2021年上海提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而雷妮告诉我们，在“消费之城”的意义上，上海早有一种“走在前面”的时髦感。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连成的“巨富长”已经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潮流地标。2014年，雷妮第一次来到当时的“网红街”永康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窄窄的街道两侧都是酒吧和餐厅的外摆，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都坐在路边聊天。后来因为两边居民投诉，这条酒吧街没能持续热闹下去。但不远处的乌鲁木齐南路不一样。“这是一条非常神奇的街道，开在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一种经久不衰的感觉。”一家意大利餐厅、一家北京涮锅，在乌鲁木齐南路上都已经开了七八年时间。“在上海做餐饮能开到七八年，还挺不容易的。”

在普华永道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机遇之城2023》报告中，上海无可置疑地在“文化与生活”维度中位居榜首。作为这一维度的测度变量之一，上海蓬勃旺盛的“消费活力”显然贡献不少。但“消费活力”仅仅是衡量城市文化建设成果与居民生活品质的五个变量中的一个。从居民收入到电影院和公共藏书数量，这些软性的指标也同样标记着在城市中生活的幸福指数。

与这些软性指标形成某种现实呼应的，是城市和地区的历史积淀与人文风貌，这些看起来说不透、摸不着的“腔调”和“氛围”却往往带来生活中最直接的“小确幸”。雷妮在永嘉路嘉善路附近住了两年，小区附近有一个口袋公园，晚上附近养狗的居民都会去那边遛狗。遛狗回家走进转角处的便利店，一个熟悉的夜班阿姨会和她打招呼。便利店里曾经半夜遭遇了醉汉和小偷，素不相识的客人帮阿姨报了警。在“社区感”成为热门概念之前，雷妮早已在“衡复风貌区” 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体验到这一点。

“我们一直在说城市的吸引力，但是究竟要怎么解读城市的活力？”作为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城市运营主管合伙人，唐海燕一直关注城市更新与发展，“城市活力”亦是她和团队不断思考的对象。

2012年，《哈佛商业评论》第一次以“城市活力”（The Vitality of Cities）为尺度对城市进行评价。评价针对27个国际大都市，以国际吸引力和城市宜居两个维度从内到外进行。在那一年的调研中，巴黎和伦敦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纽约排名第五。

“城市活力”与个体感受与体验密切相连，向来被认为难以定义。不少机构和学者都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论述。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使用”是城市活力的制造者。而想要达到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使用，几个要素缺一不可：多样的区域功能、足够的人流和必要的老建筑。而唐海燕认为，面向未来，“人本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城市活力的两大标签。国际化体现的是城市在区域和国际的能级和影响力，人本化则是包含了这些经济、空间载体、民生和生态禀赋等与人之间的链接和融洽。

2005年，当林凡和来自比利时的温守诺第一次来到智珠寺的时候，这座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寺庙，处于非常破败的状态。林凡和温守诺对建筑进行修缮时，不仅保留了初建的18世纪的痕迹，也保留了后来工厂时期在墙壁上的标语。从废弃的寺庙到集酒店、餐厅、咖啡馆、画廊为一体的综合空间东景缘，前后历时5年时间。但是东景缘刚开放的时候，引发了很多争议：老建筑里怎么能开米其林餐厅呢？

2012年，东景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如今十余年过去，中国城市发展从大兴大建的增量时代进入城市更新为主的存量时代，城市的空间转型既意味着建筑和空间的重生，也意味着在城市中制造更多人与人聚集、见面、交流的机会。

北京在“创业活力”变量拔得头筹，这也符合城市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定位与核心方向。从1989年到2020年，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产业园先后走过了孵化器概念导入的1.0阶段、增加投融资、财法税、资源对接等相关服务的2.0阶段和精准开展深度孵化服务3.0阶段。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从主要提供办公和会议场所，进阶到不依赖租金、涵盖创投孵化、创业辅导、联合办公的深度服务。截至2023年，地处西二旗的中关村软件园内聚集了腾讯、百度、新浪、滴滴、科大讯飞等700多家国内外知名IT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的持续增长，贡献了北京GDP的30%以上、全市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八成。

从2021年开始，伴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创新，支持孵化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已经成为了新阶段迫在眉睫的任务。2023年年底，《北京市关于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标志着北京的创业孵化已经进入4.0阶段。

除了北京，常州、东莞、珠海等城市也在“创业活力”中跻身前列。截至2024年1月，有超过8000家港资企业在东莞运营，这意味着东莞拥有大湾区约三分之一的香港企业。东莞的竞争力何在？完善国际开放创新创业社区项目入驻管理的扶持措施，面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空间、创新、资本、产业链融通发展、人才支持、政府服务的具体政策……各项清晰可查的扶持政策显然是“定心丸”。

但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活力显然并不仅仅依赖于政策。作为风貌区和文化品牌存在的“衡复”，也连接了徐家汇商圈、静安商圈和淮海路商圈，将打造“本土知名品牌集聚区”作为发展目标。

2022年，新消费品牌永璞在永嘉路上开了第一家线下咖啡馆“城是CITYBORING”。让永璞咖啡创始人铁皮印象深刻的是，在寻找铺面、装修和运营的过程中，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永嘉路所在的天平街道全程给予了“陪伴式”的细致帮助：因为咖啡馆楼上是居民住房，街道在开业前就对咖啡馆营业时间提出了建议；装修期间，街道帮忙与楼上的邻居进行沟通。铁皮觉得，街道对于整条马路的运营和风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适逢“机遇之城”报告发布第十年，《机遇之城2023》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与香港、澳门一起进行了五年回顾分析。周星说，“北上深广港澳”是6座实力很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中国城市，在过去五年的观察中经常位居多个维度的前列。

回顾的结果基本与人们普遍印象中对这几个城市的定位印象相吻合：在“文化与生活”维度，上海优势明显，在“智力资本”维度，北京与广州均呈现一定的相对优势，在“经济影响力”维度，北京与香港具有相对优势 ，而在“宜商环境”维度，深圳近年来优势较明显。

回顾也带来了一些超出大众印象之外的发现：作为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常驻人口超过1700万的深圳，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维度一直保有优势——2020年，深圳在这一维度列于首位，2023年也保持在前五。

深圳的1260座公园，也许是这一观察落入城市空间最直观的呈现。哪怕在寸土寸金的福田区，都矗立着福荣都市绿道公园、深圳中心公园和香蜜公园等多座热门公园。去年11月18日，福田区的又一座新公园笔架山体育公园对外开放。开园的第一个下午，家住福田区的董女士骑车赶来，看到草地上已经“种”满了人：孩子们在攀岩墙上爬高踩低；公园里有连廊，可以躲雨；露天沙地旁有水龙头，方便露营；沿着福田河，可以一路走到深圳中心公园。

根据深圳市相关机构统计，在深圳，一年约2亿人次游览公园，相当于深圳市民平均每人每年逛10.98次城市公园。在公园里，有看日落的情侣、夜晚观星的年轻人，也有玩沙的孩子、拍摄群鸟的“候鸟人”，也有玩飞盘和露营的年轻和下棋的老人。一座座公园串联起城市金融和产业中心的核心区域，也为居住生活于此的人提供了休闲的绿色空间。

《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哈佛大学经济教授格莱泽（Edward Glaeser）将城市的经济放在了首位，紧随经济之后，同时参与影响城市决策的还有包括社会情感、环境保护在内的其他因素，优秀的城市在这些要素之间取得了平衡，确保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能够不断提高生活的水准。他特别强调的是，高密度都市中让人能面对面交流、碰撞的公共空间，是促进城市发展、增强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不断“上新”的深圳城市公园，不仅呼应着人的需求，也应对着城市发展的需求，这是在消费、经济和营商环境之外，城市活力的又一重体现。

“在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背后，面对城市生活的主体，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各类需求已然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周星说，以共享空间与文化创意为代表的人本体验，以及低碳可持续的健康环境，未来将齐头并进，成为驱动城市变革的两大重要议题，也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个变化不断提醒着我们，将个体的需求与感受纳入宏观规划与建设的衡量因素中，将是下一阶段提升城市活力，打造城市竞争力护城河的核心。

排版｜俞冰如

审核｜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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