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媒活动（83）| 《人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据》线上读书会

2023年7月1日晚，新评2101班卢奕婷、新闻2101班蓝海心两位同学导读《"People are More than Just a Statistic" : Ethical, Care-based Engagement of Marginalized Publics on Social Media》一文，本次线上读书会由牛静老师主持。本次读书分享会是《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课堂教学外的延伸学习活动。

美国昆尼皮克亚大学的Katie.R.Place的这篇文章《人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据》发表在2021年第36卷第2期的《媒体伦理》杂志上。

1、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的边缘化群体

数据显示，在2019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美国成年人口中，约有69%的边缘化个人。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低收入个人，占这些用户的69%。社交媒体上有大多数低收入或少数群体公众，并且这些边缘化群众最常提到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扩展个人网络、表达情感或寻求支持、交换信息或寻求浪漫关系的一种方法。但在公共关系背景下，边缘化公众的社交媒体相关的不平等现象几乎没有得到学术关注。

虽然社交媒体的早期使用代表了单向或广播信息技术，但如今的社交媒体确实具有有效对话参与、建立关系以及表达同理心、谦卑或关怀的能力。

2、数字鸿沟和霸权主义

数字鸿沟和霸权主义的组织实践使边缘化个人被忽视，无法参与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亟待受到道德的规范。

由于社交媒体没有得到道德规范下的普遍规范的充分管理，因此组织仍有可能无法在组织与公众之间培养有意义的对话参与、信任或尊重。有道德的社交媒体参与体现了准确和诚实的沟通，维护了个人的尊严和尊重，是培育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促进了问责制和责任，能够让所有人发声。

社交媒体的伦理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社交媒体为一些群体提供了声音和知名度，疏远了特定的公众，并限制了我们对不同观点的接触。特别是，挥之不去的数字鸿沟使边缘化（例如少数民族，低收入）公众尤其无法参与社交媒体。霸权主义的组织实践使权力永久差异化，使边缘化的个人被忽视，因为他们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消费阶层，也不是被认为最组织的底线很重要。

鉴于这些问题，有学者呼吁从伦理角度研究社交媒体参与、边缘化公众和数字鸿沟。

现有的研究已经探索了社交媒体与边缘化公众的接触，但目前的研究尚未深入与边缘化公众在接触时具体应采用怎样的伦理。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回应Kennedy和Sommerfeldt以及伊茨等人对社交媒体、伦理参与和边缘化公众的研究呼吁。

· 什么是对话理论？

Rooted in dialogic theory is the concept of engagement, which holds that organizations must consciously include their publics, interact in accessible and socially present ways, and "give their whole selves to encounters". For ethical engagement to occur, organizations must consider publics as equal partners.

对话理论是一个参与的概念，它认为组织必须要有意识地与其公众以可接近和社交的方式进行互动，并“将整个自我奉献给相遇”。为了实现道德参与，组织必须将公众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 如何让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进来？

Recent scholarship has emphasized how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is a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and interactive process where individuals feel most empowered when they can actively contribute to conversations, have a sense of presence, or build social connections or awareness similarly found that individuals are often motivated to engage with organizational representatives on social media to gain information or thoughtleadership insights, fi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r connect with others . Moreov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ocial media best involve individuals when content combines functional design with social interaction, uses a conversational tone and appears authentic or approachable, incorporates personal stories, provides listening and feedback features, and expresses emotion.

首先，社交媒体参与是一个心理、情感和互动的过程。如果个人能够积极参与对话，有存在感，建立社会联系或意识时，他们会感到最有权力。

因此，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需要将功能设计与社交互动结合起来，使用会话语气并显得真实或平易近人，融入个人故事，提供倾听或反馈功能，并表达情感。此时，社交媒体最能让人参与进来。

· 如何来应对培养社交媒体道德参与的挑战？

学者们应用了不同的哲学方法来应对上述培养道德社交媒体参与的挑战。

其中包括三点：

a） 提供可访问的公开讨论论坛来维护公众的尊严和尊重；

b） 通过承认和倾听公众的建议来显示道德善意；

c） 鼓励星巴克公众的社区意识。

Plaisance(2013):

Kennedy和Sommerfeldt:

· 什么是关怀伦理？

A feminist ethic of care began as a method of theorizing moral development in consideration of womens experiences, relationships, and voices. It eschews masculine-centered cultural norms that rationalize historically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subordination and asserts that objective or universal rules,developmental criteria, or applications of moral justice do not exist . Moreover, it emphasizes the sustaining of connections, listening to and considering the voiceless, and engaging in narratives that support "authentic community".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最初是一种考虑到女性的经历、关系和声音，将道德发展理论化的方法。它避开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使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个体的从属地位合理化，并断言客观或普遍的规则、发展标准或道德正义的应用不存在。此外，它强调维持联系，倾听和考虑无声者，并参与支持“真实社区”的叙事。

· 将关怀伦理应用于媒体或传播中有什么好处？

Applied to media, a feminist ethic of care addresses how to best foster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s. It questions “whose interests are worthy of debate, who gets to talk, and who is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or to whom others must listen”.

将关怀伦理应用于媒体，解决了如何最好地培养关系和网络的问题。它质疑“谁的利益值得辩论，谁可以说话，谁被视为他人必须倾听的有效沟通者”。

For the 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 a care approach shifts the focus from messaging to building relationships, embracing diverse perspectives, recognizing lived experiences , and being reflexive about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关怀伦理对道德问题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取向，它认为个体是相互依存的。关怀方法将重点从传递信息转移到建立关系，拥抱不同观点，认识生活经验，并对社会与政治背景进行反思。

Instead of universal rules that generalize humanity, care ethics focus directly 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particular. Thus, an ethic of care guides moral actions that are sensitive to context and difference and views individuals as unique and deserving of particular, caring responses. Gilligan explains the strength of this moral approach “lies in the refusal of detachment and depersonalization, and insistence on making connections that can lead to seeing the person killed in war or living in poverty as someones son or father or sister, or mother, or daughter, or friend”. In a similar vein, Tompkins emphasizes moral listening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as methods to support moral emotions of empathy and sympathy, to remain sensitive toward others needs to thrive, and to forge communicative connections .Listening and moral sensitively may especially help communicators avoid language use or practices that confuse meanings, “dehumanize” individuals, or de-sensitize readers.

关怀伦理不是泛化人性的普遍原则，而是直接关注对特定事物的理解和解决。因此，关怀伦理指导对环境和差异敏感的道德行为，并将个体视为独特的，应该得到特殊的、关怀的回应。这种道德方法的力量在于拒绝超然和去人格化，并坚持建立联系，比如将在战争中丧生或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视为某人的儿子、父亲、姐妹、母亲、女儿，或朋友。

在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对研究的各方面批准后，研究者通过有目的和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了代表不同组织为低收入公共服务的公共关系和战略传播专业人员，采样和招聘在达到“饱和点”后结束。这里的“饱和点”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参与者之间开始出现共同的回答或雷同的主题，也即意味着访谈资料之间具有较高的同质化水平。

结果参与者样本包括40名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的公共关系和战略沟通专业人士，其中包含24名女性以及16名男性。25位参与者代表了组织内负责沟通的最高级别或行政职位，另外的15位参与者代表了在组织内监督公共关系或传播职能的中层传播专业人员。许多参与者的头衔包含了“沟通”“社交媒体”和“营销”等词，然而这些参与者被要求参加，主要还是由于他们代表了各自组织中公共关系和媒体工作的关键人物。

在完成了抽样和招募后，便开始了访谈过程。本研究中使用的访谈问题源自现有的关于社交媒体参与和对话沟通、公共关系和社交媒体伦理。

访谈由10个问题的访谈协议指导，其中包括：首先建立融洽关系，接下来是预先确定好顺序的开放式问题，以及最后的调查和跟进。

首先，为了让受访者了解研究人员和采访过程，研究人员会问：“你最喜欢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的什么？”这样的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并没有直接触达访谈的核心，只是为了建立起研究人员和受访者之间的友好关系。

双方的交谈渐入状态后，便开始了访谈的核心部分。开放式问题是访谈结果的重要支撑，主要包含“道德在你为组织所做的工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你在数字媒体上与边缘化或低收入的公众接触时，你会考虑什么道德因素？”“你最近在社交媒体和吸引公众方面做出了哪些道德决定？”等等。

为了探究得更为深入，并且使访谈结果更为具体有效，研究人员会顺着受访者的回答继续追问下去，例如研究人员会问：“为什么？”“请为我举一个例子”“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类似于这样的内容。

访谈被完整地转录下来，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和编码来对结果进行考量。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依然注意到了他们的身份或个人偏见是如何影响访谈结果的。

经过分析和整理，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沟通和公共关系专业人员是通过以下方式在社交媒体上与边缘化个体进行道德上的接触：

这种方式主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连通性，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表达“关心”“尊重”还有“同情”。一家全国性非营利组织的社交媒体经理分享了一条反映关怀伦理的评论：

有人在Facebook上给我们发消息，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的困难，我们会说：“我们很抱歉你经历了这些，这里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寻求资源，他可以帮助你找到住房。”

专业人士还提到了“强调联系”在措辞中的重要性，他们会使用非常友好的语气来发布帖子，比如：

我们不会说“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们会将“帮助”换成“援助”。或者“我们同舟共济”。另外，我们还不会称人们为“受害者”，我们会称他们为“幸存者”，这些称呼会赋予需要帮助的人以力量，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好。

一位全国性宗教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还分享道：“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服务的人也是人，因为那个人可能就是你，也可能是你的堂兄，也可能是你的兄弟，人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

2. 以道德敏感性倾听:

受访者都强调了倾听的重要性，但侧重点有所不一致，例如：需要尊重地跨平台倾听、怀着同情而不加批判地倾听、以敏感性作为指导来倾听，特别是在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方面。事实上，要在社交媒体上体现出一种关怀的道德，组织必须倾听，而不是机械性地产生固定的回复，而是要以尊重、敏感和认可个人特殊关切的方式作出回应。

“……我们倾听那些正在经历饥饿的人们，问他们‘你们需要什么？’‘什么对你们有用？’‘温馨的环境对你们而言是什么样的？’你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些你可能不想做的、不方便的、困难的、耗时的事情。能够倾听并作出回应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他们需要有人倾听他们的故事，他们需要被倾听，他们需要被认可。人们说我们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所做的决定或所处的环境来评判他们。这可能是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最大原因。”

3. 考虑边缘化个体独特的隐私和匿名需求:

受访者的回答说明了尊重边缘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对隐私的独特需求的重要性。与边缘化公众的接触需要一种“道德平衡”，同样也需要在发布识别内容或照片之前征得许可。

“我问他们，‘你介意我把包含你身份的帖子放到Facebook或Twitter上的某个地方吗？’对方回答说：‘我当然介意。’‘好的，没问题！’……他们也在努力地变得更好，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让摄像机正对着他们的脸。”

“如果我们从某人那里得到一个好故事，除非他们明确表示‘我允许你分享我的名字’，否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会更改他们的名字。”

4. 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一个服务于大量低收入、无家可归者和移民个人的总教区传播主管解释道，她喜欢对她所做的一切保持透明，她不喜欢耸人听闻的事，她喜欢坚持事实。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耸人听闻就是不道德，只是因为人们发布的内容常常会有一个灰色地带。

“从即时性和权宜之计的角度来看，这可能违背了Facebook的整个目的，因为我们发布的信息并不够快。但是我宁愿在质量、准确性、有意义的故事或有意义的叙述上犯错误。”

国家低收入援助非营利组织的传播主管分享了他们的承诺，即通过将边缘化个人的故事置于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从而准确地代表他们所服务的个人。

“所以真的试图让事情不是关于‘彼得是好还是坏’，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彼得是一个竭尽全力的人。’因为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社区环境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

5. 通过真实性建立信任关系:

在社交媒体上，商业利益和监控机会往往会损害真正的“人类繁荣和我们的真实性能力”（human flourishing and our capacity for authenticity）的潜力。本研究的参与者使用“真实”或“有机”这两个词来描述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道德参与，以促进关怀而不是利润。

“我们喜欢让事情发生并帮助人们，而不是拍自己的背……这些社交媒体用户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本次定性研究所得出的五条结果，这五个方面中的每一条都以某种方式与关怀伦理相交。例如：受访者对于隐私的注重与关怀伦理相交，因为他们说明了传播专业人员如何寻求理解每个人的身份和隐私需求的背景，并在尊重的情况下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互动。另外，透明度和准确性主题与关怀伦理相交叉，因为从业者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以将其生活经历置于特定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中的方式来代表边缘化个体……

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实践必须继续推动所有公众以关怀为基础的道德社交媒体参与，以与他们作为值得同情和同情的独特个体相关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道德准则或普遍的、基于责任的哲学。

至于商业利益究竟应不应该在社交媒体当中存在，虽然商业利益、严格的法律监督和监督以及僵化的、预先计划好的内容阻碍了社交媒体参与中用户之间双向的、真实的对话。但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参与就与商业利益就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商业利益应当以透明性原则向社交媒体用户告知，并以诚恳的态度向用户披露产品的更多真实细节，从而让社交媒体与商业利益相互赋能，互利共赢。

服务于边缘化公众的社会组织经常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为了在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帮助，社交媒体专业人员应该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规划和生产内容，同时灵活地响应不同群体的需求。

最后，关于这一篇文献，我们在前期准备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边缘化群体的界定，本项中将少数民族、低收入群体认定为边缘化群体，但这些群体真的都是所谓的边缘化群体吗？他们一律都是需要被同情的吗？还有在不同国家、社会背景下的边缘化群体的定义是否存在、存在什么差异呢？文献结尾提到“以他们作为值得同情的独特个体”，这一个前提成立吗？

我们通过查阅其他更多文献，对此有了一些更为纵深的理解：边缘化群体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定义，总的来说，边缘人群是一个相对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与主流社会的人群在经济结构，收入或是政治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基础方面有较大差异而难以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人群。

除此以外，沟通交流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情感互动，社交媒体参与也理应如此。只靠我们所认为的非边缘化群体来基于关怀伦理对边缘群体进行道德实践是远远不够的，边缘化群体也要尝试打开自己、自我表达、自我书写。

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一项关于“自闭症家庭微信朋友圈自我书写”的质化研究。本项质化研究采取“虚拟民族志”和“实地调研法”，以广州市使用微信朋友圈的自闭症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自闭症家庭特定微信朋友圈的自我书写及其对该群体融入社会的影响。

撰文：卢奕婷、蓝海心

排版：卢奕婷

审校：牛静、卢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