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府的崛起：清代湖广分闱后湖南地方权势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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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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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贰期

清代湖湘人士前期籍籍无名，后期呈群体性爆发，而这一转变形成的直接原因就是雍正元年（1723）诏令两湖地区南北分闱考试。对于湖广分闱的已有研究多是叙述其出现的原因、过程和分闱后对湖南科举的影响。湖广分闱后，由于进士人数增加，湖南在全国的话语权不断加强，所以湖广分闱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的是湖南的一省权势。分闱后，长沙府政治中心位置彻底确立。但当前学界对于“长沙”的研究多在于叙述“长沙城”，而对整个“长沙府”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未能对长沙府的崛起史作一整体研究。

笔者希望在借助湖南各地地方志的基础上，对湖广分闱后湖南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梳理，找到湖南地方权势转移集中的过程。

分闱与分省：长沙府地位的凸显

清承明制，在政区划分中也多沿袭明代已有建制。但世异变则旧制理应改，对于湖南而言，清与明两个时期最大的不同则是由隶属于湖广行省[洪武九年（1376）虽改湖广行省为湖广布政使司，但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湖广省]变为独立成省。“湖南省”概念的确立也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雍正元年（1723）的湖广分闱。

湖广分闱加速了湖南彻底独立成省的步伐。分闱之前，人们对“湖南”的概念不甚在意。清康熙三年（1664）诏令“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湖南虽于此时已经具备独立成省的条件，但由于南明、吴三桂叛乱等造成湖南地区民生凋敝，完全独立成“湖南省”被搁置。康熙后期，国家安定，湖南地区得到复兴，但在全国政局中而言存在感依然很弱。在中央缺乏代表人物，使得湖南父老意识到兴省则必须先兴人才，此处中部而非边疆的湖南，军事人才自然是极少出现的，也不会刻意培养，以文治为学习内容的科举人才便成为湖南兴省的希望。但明代至清初湖南试子要赶往湖北的武昌府参加乡试，南北文化的迥异及贡院设置的问题使得湖南在乡试中成绩一直不佳，高中进士入朝成为高官者更是凤毛麟角。“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 清初洞庭湖又时常泛滥，渡江的危险导致湖南试子在乡试里畏惧不前，“因中隔洞庭……以致士多畏惧，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为改善湖南科举落后的局面，湖湘地区兴起了一场以要求湖南单独开设贡院为中心的运动，从康熙朝开始到雍正初年，湖南的呼吁终于得到回应。雍正元年（1723）清朝终于颁布上谕：“于明春即分湖南、湖北两闱考试。倘为期已迫，预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以湖广分闱为契机，“湖南省”得以最终形成。分闱后湖南试子不用再远渡洞庭前往湖北参加乡试，科举成绩的好转也使得湖南人民对湖广行省的概念越来越淡化，而越来越强化对于“湖南省”概念的认同。雍正二年（1724),“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遂分省”，雍正四年（1726）时，开始出现了“湖南省”三字连用的情况，到乾隆年间，“湖南省”彻底被人接受。如若没有此次分闱，“湖南省”的出现将往后推迟。郭嵩焘也曾说，“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

图1洞庭湖今景（刘为民/摄）

随着清代政治承平，长沙府也结束了明末清初的衰败之象。明末长沙府饱受灾难，虽然康熙三年（1664）闰六月令偏沅巡抚亦移驻长沙，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也都于长沙府当差，长沙府更是“领州一县十一”。受困于整个湖南省都处于重建时期，长沙府此时并未在湖南形成一府独大的优势，“康熙三十九年湖南通省地丁杂税等项钱粮著一概蠲免”也说明了长沙府此时和湖南其他地区相比也并无两样。清朝一般给予督抚以较大的自主权，湖广分闱后，湖南省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提高，因而在政治为先的封建时代湖南政令最先受益的必是省会长沙，政局稳定的情况下省治所在府通常是一省政治权势最强的地区；加之乡试贡院的设置使得人才越来越集中于长沙地区就近学习；长沙府经济自明代以来一直遥遥领先于全省，其辖区内的湘潭县自康熙时重建后再次充当湖南商贸中心，湘潭的米市、药市、茶市、布市等无不影响着湖南乃至全国的商贸。湖广分闱后，长沙府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优势远非全省其他地区所能比拟的。湘西的广大偏远地区本就是湖南极度落后的地区，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摆脱刀耕火种的生活；临近湖北的湘北地区分闱后也失去了地缘优势，并且多年遭受洞庭湖的威胁，频繁的水灾也大大降低了湘北地区的综合实力；衡阳府、宝庆府、永州府等地区也是靠长沙府的带动才在湖南发展较快，无力对长沙府的地位进行撼动。长沙府逐渐与湘内其他地区拉开差距，形成长沙府一府独大的局面。

书院与科举：人才权势的集中

湖广分闱对于湖南最直接的利处是改变了湖南落后的科举状况，分闱后的第一次科考即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考试中，湖南高中八名进士，比起康熙朝每科只一两名进士的局面而言是有极大进步的，此后历科湖南进士人数也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科举事业的进步刺激了以应对科举为主要目的的学校教育的发展，清代官方主导下的书院是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地处内陆又不甚富有的湖南知识阶层为入仕为官对书院教育更是推崇备至。

清朝初期，满汉矛盾激烈，清政府为维系自身统治实行愚化汉人的政策，禁止书院教育。顺治九年（1652）下达谕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如同明朝多次下禁书院令般，这一禁令也基本上流于形式。顺治十四年（1657）时，偏沅巡抚袁廓宇请求复修石鼓书院，“复集诸生，岁时课艺”，清廷允准。高压的禁令到康熙朝时，更加松动，康熙还向全国各地知名书院赏赐匾额，“二十六年春，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山（岳麓）”。虽顺治康熙两朝禁书院令没有明确废止，但在朝廷默许下，也是由于官学教育的日益腐败，为培养人才各地官员纷纷发展书院教育。随着书院教育的持续发展，清廷在雍正朝时动议废禁书院令。雍正四年（1726）时，上谕称“至于设书院，择一人为师，如肄业者少，则教择所及不广；如肄业者多，其中贤否混淆、智愚杂处，而流弊将至于藏垢纳污”。雍正这一谕旨并未能打消各地发展书院的强烈愿望，终于到雍正十一年（1733）下旨在督抚驻地的省会“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

随着清代放开书院的发展，湖南各地重修或新建了一大批书院，笔者经过查阅光绪湖南通志和清代湖南各府、州、厅、县的地方志以及结合邓洪波编写的《湖南书院史稿》，对清代湖南17个府级单位的书院进行了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4-1可以看出，清代湖南共有378所书院，全省普设书院也说明了湖南对于书院教育的重视。另外，从表中我们还能看到，长沙府书院数量远超其他府、州、厅。长沙府下辖12个县级单位，所辖区域是全省其他府级单位所不及的，书院数量众多也在情理之中。其实不仅长沙府书院数量领先全省，其质量在全省而言也是最为优秀的。前文以及提及雍正十一年（1733）下旨在省城设立书院，乾隆元年（1736）时又再次强调“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乾隆这一谕旨把省会书院拔高到了“侯国之学”的地位，此后各省更加重视省会书院建设。湖南的省会书院是长沙府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到咸同之际时，冯桂芬评论道，“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除了政策支持的省会书院之外，长沙府还拥有湘水校经堂这类专门服务于经学研究的书院，郭嵩焘曾说：“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从科举成绩而言，长沙府书院也是极为优秀的，以道光五年（1825）为例，岳麓生徒得贡举名额28人，占全省乡试名额71人的39.4%。

长沙府书院数与质齐佳，与科举是相辅相成的。自“南北分闱”后，议定湖北中式50名，副榜10名，湖南49名，副榜9名，武举25名，从此遂成定制。湖南中举名额的确定也预示着湖南试子高中进士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激励着一个个湖南人发奋读书，也刺激了书院教育的兴盛，各县均设书院教育人才。反过来，科举状况的好转又使得书院提高了对执教者出身的要求。虽然清代书院没有明确要求山长科甲出身，但进士、举人的出身对于学生而言本已是榜样。清代岳麓书院自乾隆十年（1745）房逢年任山长开始，至岳麓书院1903年改制的158年中的历任山长都是进士出身。杰出的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更是屡受皇帝嘉奖，"乙未扈跸热河，纯皇帝召见奏对，称旨嘉奖者再。山长个人的楷模作用使得学生对于书院教育更加推崇，书院教授的知识也为广大湖湘文人所接受。自南宋张栻主讲岳麓书院以来，湖湘文化就自成体系、独立一派。虽然世事变化无尽，但湖湘文化的灵魂始终是以道德为标准的理学思想。

图2岳麓书院内景（刘为民/摄）

“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乾嘉训诂学派研究经学、淡泊名利却不空谈义理，讲求实证的方式与湖湘文化中的理学传统有相通之处。为在科场中取得好名次，岳麓书院等均强调经学知识的传授，但绝不是让学生埋头死读经书，也很强调责任感。船山之学是湖湘文化的又一灵魂，湖南书院均推崇王夫之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书院教育理念中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让很多学子为有机会报效朝廷而力求先取得功名。"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咸同年间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左宗棠等人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所就读的岳麓、城南书院教育思想的影响。

长沙府书院教育的兴盛加速了人才在长沙府的集聚。在划定学额的时代，除偏远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不喜汉人科举而生员名额较少外，其他府、州、县的廪生、增生、附生、武生等的名额相差并不大。但实际上由于教育水平存在天然差距，致使机会貌似均等的情况下各地举人、进士人数存在巨大差别。宝庆府新宁县江忠源就被誉为破天荒举人，“清代向无捷乡试者，迨丁酉科江忠源以拔贡中式，人谓之破天荒”。江忠源的中举是由于其家中较为富有，有钱粮能够支撑其求学，而他为了中举曾在岳麓书院就读，师从当时的大儒欧阳厚均；凤凰厅熊希龄14岁中秀才，被人称为神童，但在芷江秀水书院苦读，却未能中举，最后在长沙的湘水校经学堂学习才高中进士。岳麓书院等教育优质，并且省城书院面向全省招生（城南书院于道光二年时改为全省招生），使得众多人才趋向于前往省城长沙就读，以期高中，如嘉庆十一年（1806）的衡州府衡山县状元彭浚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副至今高悬于岳麓书院的对联也反映了湖南人才集中于长沙府书院的盛况。凭借书院的优势教育，长沙府达到了集聚人才的优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长沙府百年集聚的人才优势，使得晚清时这些从长沙走出的人才在全国搅弄风云，推动中国近代发展。

群体的力量：政治重镇的成形

自湖广分闱后，湖南科甲出身者不断增多。在“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下，清廷中的湖湘实力逐渐崛起。随着嘉道时期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等人高中进士，官至督抚、侍郎的高位，湖湘政治实力群体日益成形。到咸同时期，清朝内受“起义风潮”影响，外遭欧美国家欺压，治统出现严重危机。为续道统，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士人群体努力维护清朝治统，成为镇压起义的主要力量。经过十余年的鏖战，湖南完成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壮举，在清朝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众多湘籍人物亦因战功显赫，官位不断提升。战争阴霾消退后，湘籍军功新贵或直接“由军转政”成为实力派，或回湘转做士绅等待选用成为地方势力代表。湘籍实力派主要府籍为长沙府，士绅也以居住于长沙府的数量为最多，长沙府在湖南省的政治权势最为强盛。而在维新变法时期，众多的维新人士进入长沙府，长沙府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活动重镇，政治权势进一步得到提升。

图3北京湖南会馆

从官员层面看，长沙府为清朝平息“咸同起义风潮”作出重大贡献，长沙府籍官员成长为清朝的重要力量。熊希龄曾在《北京湖南会馆志略·序》中云：“咸同而后，湘人以武功震宇内，朝京之官吏既众，省馆不足，益以郡馆；郡馆不足，益以邑馆；邑馆不足，益以新旧内外城之分馆。于是湘人集议，文武官之至京者，非二品以上不得寄居省馆。”细析熊希龄之言，北京会馆设置与官员数量及品秩有着较大联系，彰显着地方政治权势的强弱。兹将同光时期，北京的湖南会馆情况列表如下：

由于“文武官之至京者，非二品以上不得寄居省馆”，而湖南本已有两个省级会馆，在光绪十三年（1887）再次增设省馆，足见在地方上的湖南籍二品以上高官较多。同治二年（1863)，张集馨在日记中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浙江）、刘蓉（陕西）、郭嵩焘（广东），皆楚人也，可谓盛矣。”应强调的是，湘军核心领导人物籍贯多为长沙府人。上述督抚中，除刘长佑为宝庆府新宁县人外，其余皆为长沙府人，即说明了此一特点。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虽然有意打压湘军，但为了利用湘军平定四方，仍给予湘军核心人物以高官。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三年（1877）湘军收复新疆，“除曾国藩、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外，仍有一大批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总督不计漕、粮两督，共八缺，巡抚十五缺。而他们出任总督，多时六人，少时也有两人，平均每年三点六人。为巡抚者，多时七人（只一年），少时只三人，平均五点六人”。直至甲午战败，以长沙府人为主的湘军集团督抚依旧在清廷占有重要地位。除督抚等二品以上的地方文官外，长沙府还有大量品级高但实权不及督抚的提督（各省额设提督19人）、总兵（各省额设总兵83人）。据光绪十一年（1885）刊的《湖南通志·军功》记载，晚清湖南因军功而获游击以上职衔者达6319人之多，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具体到府一级行政单位，长沙府有提督331人，总兵750人，副将1053人，参将906人，游击1342人，合计4382人）。由文、武二途综合观之，湘籍二品以上地方高官人数在全国占比高。这些湘籍高官的出生地，则高度集中在长沙府。

从表4-2还可看出，长沙府籍人士修建的会馆数量众多，多县建有会馆[包含长郡（即长沙府）会馆、湘潭会馆、善化会馆、浏阳会馆、长沙邑馆、宁乡会馆、湘阴会馆、醴陵会馆、湘乡会馆]，而且有多处是在同光时期修建的。这放眼全国也属于前列。这表明，长沙府籍官员数量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晚清时期长沙府科举实力进一步增强，科举出身的官员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湘军主力官兵多来自长沙府。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保举的长沙府籍两司、道员、州、县等文职官员和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武职官员极多。镇压捻军和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长沙府籍官员数量还有着大幅度的增加。

结合高官占比和官员总数两个因素，长沙府籍官员已经在地方上有极强的政治话语权。而在京官层面，郑敦谨、徐树铭、张百熙等长沙府籍人物先后位至尚书，长沙府在中央的影响力也较强。

从士绅层面看，长沙府士绅成为晚清湖南的重要角色，士绅权势高涨。一则，长沙府是大部分湘军和官员的故乡，大批有品衔但无实职的湘军人物，被遣散后多在原籍定居。官员在开缺时也会回到原籍，如曾国荃、郭嵩焘等长期在长沙府居住。《湖南褒忠录》《湘军志》《湖南通志》等凝聚湖湘力量的志书基本由他们主持修纂，一些针对既得利益者的举措也须征得他们同意才能贯彻执行。二则，长沙府是湖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其他府州厅的士绅也乐于在长沙和善化两县广购房屋，享受由此带来的便利生活，进而形成聚居形态。三则，长沙府本就有众多的大家族，族中长老享有崇高声望，是当地士绅的代表。

图4《湖南通志》书影

从政区地位层面看，晚清长沙府不仅是湖南的省府，也是全国性的政治活动重镇。甲午之战中，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激率军北上抗敌，却遭到惨败，六万余湘军覆灭。更为严重的是，湘军的失利摧毁了清朝对中日之战的信心，加速了议和条约的签订。从“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到“丧师辱国”，巨大的落差，给湖南官绅带来了极大的打击，陡生了“救国自湖南始”的赎罪意识。适逢康有为、梁启超在全国宣传维新思想，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受他们思想影响，积极投身维新运动。谭嗣同等人的活动，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的支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以“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为由，力邀梁启超担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大批维新人士因而集聚于长沙府。在湖南官绅和梁启超等外省维新人士的努力下，南学会、长沙时务学堂等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湘学报》《湘报》等舆论宣传报刊渐次创刊，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活跃的省份，省府长沙成为与北京、上海、天津并重的维新重镇。虽然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起，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人士相继离开长沙，一定程度上导致长沙维新运动过早夭折，但是长沙府经过维新运动，政治影响力已扩大至全国。在此后的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事件中，长沙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政治权势进一步增强。

总而言之，凭借“咸同军兴”，长沙府政治权势大增，于湖南省内“一府独大”。并且，随着救亡图存的展开，长沙府的政治影响不仅仅作用于湖南一隅，也逐渐施加于全国。

图5时务学堂故址（刘为民/报）

图6《湘学报》

余论

以湖广分闱为界点，湖南地方权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文着重考察了湖广分闱后，长沙府权势确立的过程。如文中所言长沙府权势位置的确立过程是从省会优势到教育优势到科举优势最后形成政治优势，长沙府的改变是由省会位置的确立开始的，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便是书院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先”，这句话在长沙府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书院教育的经世致用思想使得长沙府人在天下巨变时主动站了出来，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既得益于年轻时在长沙的学习、生活经历，又把自己的成就反作用在长沙，增强了长沙在全国的政治话语权。

图7湖南浏阳谭嗣同故居一景（刘为民/摄）

梁启超曾说过研究历史的意义是：“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区域史的研究也应展现这一层次的意义，它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现这一地区往日的历史，而且是借过往的历史来启迪后人。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长沙作为一个中部省会，现为新一线城市，但其基础实力和机遇不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长沙现在已经没有清代那么广阔的辖区，各方面资源比起清代而言下降不少。在转型关键时期转化劣势，再塑长沙往日辉煌，是长沙乃至全湖南人的共同心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教育兴市，培养、留住并吸引人才，应是长沙未来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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