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讨彩礼，闹上法庭的深圳年轻人
本文获深圳微时光转载授权，作者黄小邪。
“女方，领证两年，我和他一直异地生活，现在要离婚。当初的12.8万彩礼，我父母不想退。一开始爸妈说退6万，后面又说不退。我能不能起诉我父母？”社交平台上，一名女性在留言区咨询夏思琴。
夏思琴是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处理过不少彩礼诉讼纠纷。与这位咨询者类似的遭遇，夏思琴在法庭上也遇到过，“有些女生态度是比较主动的，愿意把彩礼返还给男方，反而是她们父母不愿意”。
“我接触的案子中，绝大多数家庭，彩礼是掌握在女方父母手里的。大部分女方家里有弟弟，父母很在意这笔彩礼”，夏思琴经手的一个彩礼纠纷案，在法庭调解阶段，女生当场跟父母打电话，跟他们商量在某个时间点内，将彩礼转账到自己账户，以备返还之需，“女生要确认拿到这笔钱的日期，双方才好继续调解下去”。
夏思琴经手的彩礼纠纷诉讼，委托人一般都是男方。他们打算讨回的彩礼，额度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大部分男女在相亲阶段就谈妥了彩礼数额，18.8万是夏思琴听到最多的数字，她接触的案子中，最高彩礼额度是40万。
额度较高的彩礼，“大部分男方家庭是东拼西凑来的，像40万彩礼，当中有10万是男方借来的”。
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发布，自2024年2月1日起实行。《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如借婚姻索取财物、婚后“闪离”等情形的彩礼纠纷处理，进行了规范。
《规定》的亮点之一，是将男女方的父母纳入诉讼主体。如果彩礼掌握在女方父母手中，给付彩礼的一方就可以将彩礼的实际使用人——女方父母作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返还。
夏思琴接触到的彩礼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一些，男女双方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家庭，通过相亲认识。
“因彩礼闹崩，或者因其他原因双方感情破裂，男方回过头来讨要彩礼的案子，各自占了一半。”
夏思琴的委托人中，有些跟女方还未结婚，有些跟女方经历了短暂的婚姻。这些感情关系的共同特点，就是从相识到结婚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都是相过亲之后，一年内完成订婚、过彩礼、结婚整个流程，有些甚至已经怀孕了”。那个付了40万彩礼的当事人，和女方认识3个月便结婚了。
根据夏思琴接触的情况，男女双方在认识之前，男方一般都在深圳打工，女方大多在老家生活，两人通过相亲确定关系。婚前，双方大部分时间处于异地状态，相处机会很少，感情基础很不牢固。
因结婚，或者因女方怀孕，两人搬到一起生活，简单相处后，就发现矛盾越来越多，最终闹到感情破裂。
夏思琴在与委托人沟通时发现，这些男性对婚姻的诉求很“简单”——“结婚生子，完成对父母的交代”，他们接受了父母的意志——选择一个老家的结婚对象，最好女方父母健在，将来能帮他们带孩子。“感觉他们对伴侣，没有太多的感情诉求”。
“很多人在选定对象前，已经相亲很多次了，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在相亲过程中已经很麻木了，最后选择的对象，可能就是他相过的人当中，各方面最满意的，或者长得最好看的，总之，是让他们最愿意掏彩礼的”。
夏思琴还接触过一类彩礼纠纷，女方收了男方的彩礼，两人还未领证结婚，感情破裂了，但此时女方已经怀孕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夏思琴接待的此类当事人中，年纪最小的女孩是00后。
“接待怀孕的女孩，还有她们的父母时，有时候他们的态度让我很意外，女孩讲自己的经历，我怀孕了，我流产了，就好像在描述别人的事情。父母在一旁听着，脸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触动，就说我孩子都为你（男方）堕胎了，你还要（彩礼）钱。”
“我觉得太草率了，有一种把生育能力，当成可交换资源的感觉” 。
“怀孕了，彩礼是不是不用退”等类似的问题，夏思琴遇到过几次，“这在法律上很难主张，你是成年人，你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不是说怀孕就可以免责，不用还彩礼了。我们只能主张，由此产生的妊娠终止的费用，营养费用，可以从彩礼当中扣除”。
“感觉他们的亲密关系教育，性教育，是非常匮乏的”，夏思琴说。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刘亚娟律师团队的韦莉芳律师，也接触过不少涉及到彩礼的纠纷。不过，因业务方向的差异，韦莉芳观察到的彩礼纠纷群像，与夏思琴又不一样。
“我们团队接手的彩礼纠纷诉讼，额度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都有，这里面多数包含了房子。我们团队几年前接过一个千万彩礼的案子，男方直接把钱转账到女方账户里。千万级别的彩礼，应该算是比较少见的案例。”
韦莉芳所在团队接触的案子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双方离婚或者分手涉及到析产时，彩礼作为一个附属问题出现，双方的核心问题还是围绕在房产上。
“婚前，男方要买房，或者男方已经买了房的，女方要求加名，这个是主要矛盾和症结。因为现在房价摆在那里，虽然不是彩礼，但也相当于结婚的一个条件，这个价码其实比彩礼更高一些”。“像彩礼，如果只是几万块的话，在诉讼里面也就是提一提”。
在韦莉芳的观察中，她接触的此类纠纷当事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不管是彩礼，还是婚前大额财产分配产生的纠纷，我感觉女方来自父母和传统环境的约束不大，主要是女方自己的意愿，希望男方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
韦莉芳判断，这部分女性当事人，自身经济能力也不错，会更实际地考虑在深圳定居的问题，少部分不排除受身边亲友的影响。一位男性委托人在陈述案件情况时，提到女方曾跟他说过““我姐妹、我闺蜜结婚时，她对象怎么怎么样”，“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她身边的朋友，男方在婚前，给女方一定的彩礼或者金钱支持，是很正常的现象，有点你给我多少钱证明你的爱的意思”。
在韦莉芳接触的委托人中，婚前涉及到高额支出的纠纷，男方的经济实力都很出众。“来找我们的时候，多数会抱怨女方图他钱，这是放在桌面上的分手理由”，韦莉芳所在团队遇到过一个涉及数百万彩礼的离婚案，离婚是男方提出的，理由是“给了几百万，办婚礼都不情不愿，（结婚）就是为了我的钱”。
这些富有的男性，在沟通如何追回彩礼或其他大额支出时，表现出的态度往往是“钱不是主要问题”，“感情好的时候我愿意给她，现在感情破裂了，该还给我的就要还给我”。
韦莉芳所在团队接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不在于彩礼，但症结还是财产。男方想在婚前做一个夫妻财产归属的约定，如果将来离婚，这个约定是有效的。女方不能接受，两人谈崩了。
在韦莉芳接触的当事人中，百万、千万级别彩礼纠纷双方，男方经济实力都很强，女方的家境一般也很殷实。在双方处理彩礼纠纷时，女方也表示自己“不在乎这些（彩礼）钱”，“但是就不能这么轻易给回他”。
在夏思琴接手的案子中，男方在婚前除了彩礼，一般都有其他的大额支出项目。
“除了彩礼，一般还要有三金。男方首次上女方家里，要给一万红包，代表万里挑一。一般结婚前要办个订婚宴，宴席上，男方要给女方的各路亲戚发红包……他们的结婚对象，回馈嫁妆的情况几乎没有，即便是有，也跟彩礼严重不对等。”
夏思琴不久前接的一个案子，男女双方老家在内陆省份，两人已经完成订婚。办订婚宴男方花了20多万，其中包括买三金、拍婚纱照，买礼物的费用。女方自始至终只出了1100元的礼金。
双方商量好的彩礼是18.8万，聊彩礼时男方跟女方提了一嘴，因为订婚花了不少钱，彩礼能不能打个折扣，或者将来作为嫁妆返还一部分，女生生了气，最终两人闹翻了。男方希望通过诉讼，讨回订婚宴上的损失。
夏思琴接触的案例中，男女双方在谈婚论嫁阶段，房产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女方会要求男方有房，即便深圳的房子买不起，临深片区或者老家也得有个房子”。
部分女方父母，会在双方闹翻以后，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发表一些言论，意思不外乎“你娶不起媳妇就不要祸害人家”之类。有好几个男方父母，专门给夏思琴发过类似的社交平台截图。
“男方父母看到这个，会非常生气，对他们来说，婚结不成，还被羞辱了一番，他们被这么一刺激，就特别想要把钱要回来”，夏思琴说。
夏思琴观察，相比儿子，男方父母追讨彩礼的意愿会更强，“大部分父母会专程从老家赶到深圳，陪孩子处理这个事情，即便父母没有来，也会专门打电话跟我咨询”。
“讨彩礼这个事上，年轻人有时候还抹不开面子，父母不一样，孩子的彩礼多数要动用老人的钱。”
夏思琴接手的彩礼纠纷案子，一份彩礼中，既有男生自己攒的钱，也有父母存的养老本，不少人还要向亲友借几万块钱。有些父母为了凑彩礼或给儿子买婚房，甚至卖掉了老家的房产。
即便因彩礼闹上了法庭，夏思琴发现，这些男性以及男方父母，并不会因此去质疑彩礼风俗，以及婚恋模式的问题。
“他们传递出的态度就是，他们不觉得给彩礼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彩礼越来越贵，他们觉得不合理。他们也不会反思，两个人没有充分了解就结婚，有什么不妥。”
在与夏思琴沟通彩礼纠纷时，不少男性已经开始了新的相亲，“他们会提到，家里又推了女孩的微信过来，甚至他们会同时跟几个女孩聊天。能看得出来，他们的父母，对这种从相亲直接跨越到结婚的模式是很赞同的。”
付了40万彩礼的男性当事人，跟女方认识三个月结婚，婚后他遭遇了女方家暴，因此提出离婚。即便这段闪婚闪离的情感经历糟糕至极，男方对下一任的诉求也只是“彩礼要求没那么高的，性格比较温柔的”，“他们会考虑综合性价比”。
“这些男性，要么性格比较内向，要么外形不出众，要么工作环境里异性很少，属于谈恋爱不太容易的群体。给女方彩礼，用钱去解决婚姻问题，他们是愿意的。况且农村男女比例差异很大，女生不愁嫁的”。
夏思琴接待过一个男性当事人M，M在广东工作，他个子不高，一直没有对象。经介绍，M认识了在老家工作的女孩L，两人首次见面，M就给L转了8万块钱。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一直处于异地状态，在此期间M又陆续给L转账30多万。
“他对女方的条件应该是满意的，可能希望用钱来补齐自己在外形上的劣势吧。”不过，两人最终还是闹翻了， 促使M跟对方分手并追讨这笔钱的原因，是他发现L一直脚踏两条船。
“他们会抱怨，结婚成本高。甚至会说女方在婚恋市场上获利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我会反驳他们。”夏思琴说。
在法庭上，涉及彩礼纠纷的年轻女孩，给夏思琴的印象“大都是温温柔柔的”，倒是女方父母显得非常强势，大多数女方父母会强调同一个观点——“我女儿跟你谈恋爱了，青春耗在你身上了，这个（彩礼）钱要么不退，要么不全退”。
“现在是庭前调解，开庭调解，走判决三条路，基本上庭前调解阶段，女方父母态度一般都很强硬，轻易不肯让步，因为调解员不是法官，权威性弱一些。要走到法庭调解环节，法官出面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服从调解意见”，夏思琴说。
韦莉芳所在团队代理的案子中，也存在女方父母不肯退还彩礼的个例。这个案例中，女方父母的坚持里，有一定的情绪化因素。“他们知道按法律，可能是要退还部分彩礼，就是不想顺顺当当地给男方”。
女方父母吐露过他们的愤懑，“不是钱的问题，我是气不过，他对我女儿不好，耽误了女儿的青春，还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污蔑我女儿”。
夏思琴和韦莉芳都遇到过“特别斤斤计较”的男方当事人。
夏思琴接待过一个年轻男性，在追讨彩礼及恋爱支出时，专门把为女方点外卖的花销列了个表格，“这个男的说，就是要恶心一下女方”。韦莉芳处理的好几个同居析产案子，男方把双方恋爱期间所有的交易往来，连一二百块的生活支出，都专会门列入表格。女方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很生气，觉得'这些年我的青春都喂了狗'”。
夏思琴解释，彩礼之外，以结婚为目的的特殊性支出，或者是高额的超出正常水平的支出，这类情况法院才会考虑支持返还。一般性恋爱支出的追讨，法律上不支持，还有520、1314红包，玫瑰花束，这些有爱情象征意义的支出，属于爱意的表达，相当于赠与，法院也不会支持。
从自己经手的案子中，韦莉芳观察到，男女双方在婚前，绝大多数会遵循“男强女弱”的经济分配原则，男方会多承担一些经济责任，但婚后的情况就未必如此。
“我们代理的离婚案，委托人以女方居多。有些女方虽然在婚前收了彩礼，但彩礼绝大多数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了，有些男方在婚后，对家里不管不顾，女方既要上班赚钱养家，还要照顾孩子做家务，这种情况其实不少”，韦莉芳说。
在与涉及彩礼纠纷的男方家庭沟通时，夏思琴能感觉到，男方家庭在婚恋观念上，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他们流露出的观念，还是我花钱娶媳妇，你嫁到我家生孩子之类的”。
“男方父母很多会说，（女方）就是图我们家（彩礼）钱才跟我们订婚，其实他们自己心里有数，这个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彩礼）钱上的，他早就默认了这个规则，他也是规则的助推者”，夏思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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