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分天下，死后一堆土

明代冯梦龙纂辑的《喻世明言》中收录了一篇有趣的志怪小说。

在这个题为《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故事中，西汉开国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的鬼魂化身“原告”，在阴曹地府状告汉高祖刘邦和吕后有屈杀忠臣之罪。

森罗殿上，一个复姓司马的书生协助阎王审理此案，最终判韩信、彭越、英布分别转世投胎为曹操、刘备、孙权，把汉家天下三分，各掌一国，而“被告”刘邦、吕后分别转世为汉献帝、伏皇后，将来受曹操欺侮，以报前世仇怨。

这个故事带有佛教中“因果循环”的色彩，现在很多重生爽文也有这种套路。

然而，帝王前世今生的传说不过是后人的编排罢了，即便是一代雄主，离开人世后亦是尘归尘、土归土，只有孤寂的墓冢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处。

作为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奠基人或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英杰的故事早已为人熟知，而他们的身后葬地也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曹操之死

在古代，帝王的丧葬、祭祀具有等级森严的制度。

汉末三国时期，帝王贵胄的丧葬礼制，除了继承两汉的挽歌送葬、持节护丧、设吉凶卤簿（使丧葬礼得以由凶而趋吉的仪制系统）等内容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薄葬。

东汉时，帝王实行厚葬，丧期为三年，汉末三国时则实行薄葬，主要表现为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等，而这一时期首位实行薄葬的君王，是曹操。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以魏王的身份病逝于洛阳，二月便葬入高陵。

临死前不久，曹操曾在半夜里感到身体不适，到天明时吃粥出了汗、服了当归汤才好转。他感到大限将至，于是留下《遗令》，其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这是曹操生前的最后一道命令，他希望自己的葬礼一切从简，入殓时身着常服，不使用金玉珍宝陪葬，下葬后，子弟、大臣便可脱去丧服，部下仍各司其职，尤其是带兵的将领，不得擅自离开屯戍之处。

“天下尚未安定”，这是汉末三国的君主实行薄葬的一个主要原因。

曹操薨逝的当月，天下正陷入新一轮的动荡，偷袭荆州的吴主孙权命人送来关羽的首级，向曹操称臣。

孙权写了封信给曹操，他以“天命”为理由，劝说曹操取代汉朝，即位为帝。曹操将孙权的来信拿给众臣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

曹操的心腹夏侯惇、陈群等纷纷劝进，说汉室气运已尽，曹氏理应顺应天命。

其中，追随曹操多年的大将夏侯惇对曹操说：“天下都知道汉祚已尽，新的朝代即将到来。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使百姓有所依靠的人，即为‘民主’。如今殿下用兵三十余年，对黎庶有大功德，为天下所依归，正当应天顺民，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对此，曹操引用《论语》中的名句来回答夏侯惇，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至死都没有称帝，从汉献帝手中禅代得位的是他儿子曹丕。

其实在去世前两年，曹操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立下《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在这份文件中，曹操主要交代自己墓葬的选址、规模等问题。

曹操说，自己的墓地不得占用良田，就选在邺城西门豹祠西边的山丘上，这是一片瘠薄之地。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臣，深得百姓爱戴，死后被立祠祭祀，其祠在古邺城之西，后来毁于战火，仅存石碑。对于自己的陵墓，曹操要求其依山开凿，不要在墓顶堆土，也不要种植树木。

有人以为，曹操主张薄葬，除了天下未定的原因外，还是为了防止后世被盗。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本人有节俭的生活习惯。

史料记载，曹操虽然在朝中位高权重，家中的衣服、被褥却能用十年，每年都浣洗、缝补，身边的女眷、侍御不许穿锦绣制成的衣服和有两种颜色的鞋子，屏风破了就修，府内禁止用昂贵的香薰。

至于曹操本人使用的器具，他因为有头痛症，平时需要放一壶水在床头，先是命人做了一个银制的小方器，有人得知后，以为他喜欢银器，想要进献，曹操便下令改用木作的水壶。曹操自称，他不爱用华丽的器物，平时用来装东西的箱子都是用竹子做的，面子和里子分别用帛和粗布制成。

早在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平定冀州时，他就曾下达命令，“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后来，曹操以身作则，实行薄葬。从曹操下《终令》选墓址，到曹操去世，曹操墓修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也注定了曹操墓的规模不会太大。

发现高陵

曹操死后，关于其陵墓的传言不胫而走。

有些人煞有其事地说道，曹操去世后，有七十二辆灵车从城中飞奔而出，分别运往七十二个地点埋葬，其中只有一处是真正的陵墓，这就是所谓“七十二疑冢”的由来。流传甚广的还有曹操墓位于许昌城外河底或曹操的故乡谯县（今安徽亳州）等说法。

事实上，从三国到唐代，曹操的高陵都不是秘密，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曹操逝世不到一年，其子曹丕正式代汉称帝，追谥曹操为魏武帝。后来，司马氏家族通过篡魏取得权柄，建立晋朝，一统天下，因此，在之后的数百年间，曹魏取代东汉的历史事件一直被视为正常的朝代更迭，权威史书基本上以曹魏为正统。

当初，曹丕继承父亲的权位后，有人劝他秘不发丧，以防止天下有变。但大臣贾逵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及时发丧、保护玺绶，将曹操的灵柩运回邺城安葬。曹丕同意后，任命贾逵主持曹操的丧事，司马懿负责策划，百官参加，“入殿中发哀”。

由此可见，曹操的丧礼是公开举行的，不存在葬入疑冢的情况。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在“邺县”条中写了魏武帝高陵的方位， “在县西三十里”。《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途径邺城时还专门前去拜谒高陵，并撰文祭曹操。这篇《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被收录于《全唐文》中，文中“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的评价，也是古代帝王对曹操的经典点评。

但是，随着后世理学家“忠君观念”的塑造，曹操的形象逐渐由一代雄主转变为白脸奸臣，官方对曹操的祭拜逐渐减少，高陵渐渐无人问津，以至于连确切位置的记载也付之阙如，反而是“七十二疑冢”之类的传说大行其道。到了宋代，曹操墓的位置已经被遗忘。

当代考古专家重新找到高陵，靠的是一个比曹操晚去世一百多年的“无名小卒”。

1998年，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的村民挖出了一块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墓志。墓主名为鲁潜，曾在西晋为官，带兵镇守许昌，却在五胡入华的乱局中献城投降羯族人石勒，后来成为后赵的驸马都尉。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像鲁潜这样的投机者不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人物，但他这方120字的墓志却保存完好，其中留下了寻找曹操墓的关键线索。

鲁潜投降后赵后，活到了75岁，其墓志字迹分明地写道：“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这段文字说明，东晋十六国时期曹操墓的位置仍然人人皆知，而随着鲁潜墓志的出土，有关曹操墓的下落终于有了迄今最为翔实、准确的说法。

鲁潜墓志出土后，考古专家根据其文字记载，在西高穴村周边进行实地考察，但一直难觅踪迹。

直到2006年除夕，事情发生转机。

这天夜里，有村民听到一声炮响。那个声音异乎寻常，不像是烟花、爆竹的响声，更像是炸药爆炸的声音。由于河南遍地是古墓，当地人司空见惯，推测是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洞的动静。经过搜寻，当地村民果然在村西南发现了一处盗洞。通知考古部门后，经过考察，确认其为东汉王侯一级的大墓。

此后两年，河南的考古专家多次撰文，请有关部门尽快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挖掘。到了2008年9月，当地派出所破获一起盗墓案，并收缴被盗文物——一件雕刻精美的画像石，据盗墓者交代，这件文物正是从西高穴村的盗洞中带出。

于是，有关部门对文物进行鉴定，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组织发掘西高穴村东汉大墓。当考古队员进入该墓时，发现墓门已经被盗墓者打开，陶器、残砖、石块散落一地，甚至还有矿泉水瓶，假如晚来一步，损失不堪设想。

一年后，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终于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成果。一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室淤土时，发掘出一块小石牌，经过冲洗，上面的字赫然映入眼帘——“魏武王常所用格虎”。

接着，考古队陆续发掘出带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的石牌。这些石牌主要是墓中短矛、大戟、大刀等兵器的“说明书”，同时也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在东汉时期被追谥为魏武王的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曹操。

这座陵墓出土的文物与此前鲁潜墓志等文献相互印证。至此，考古专家证实了这座大墓就是曹操的高陵。

曹操的离异妻子

曹植作为曹操生前喜爱的儿子之一，在《宝刀赋·序》中回忆与父亲的过往，说建安年间，曹操曾经命人花三年时间打造了五口宝刀，分别以龙、虎、熊、马、雀为标志，其中两把宝刀曹操自己持有，其余三把分别赐给儿子曹丕、曹植和曹林。

曹操墓共出土250多件文物，其中鲜有金、玉等珍宝，却有很多曹操生前使用的兵器。

“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一生戎马倥偬，而墓中文物似乎表明，他不仅在军事上具有远见卓识，还颇具勇武之姿。墓中记载兵器的石牌都有“格虎”二字，这是当时的一个常用词，意思是这些兵器可以用来与猛兽格斗。

曹植在为父亲写的诔文中提到，其父王下葬时身着小敛时的缀衣，随葬的用具不加装饰，陶器都器型偏小、素面无纹，甚至连魏王之印也没有带入地下，只佩戴系印的丝带（“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维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

曹操墓中的随葬品还有酒器、砚台、书案、石枕、棋子等，都是他生前用到的物品。可见，曹操下葬时的规格，基本上符合其“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遗嘱。

除了身外之物，曹操在《遗令》中还对自己姬妾的未来做好了安排。

曹操说：“我的婢妾与伎人平时都很勤劳刻苦，你们要善待她们，让她们住在铜雀台，时常登上去，向西眺望我的陵墓。铜雀台的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肉干、干饭之类的祭物。每月初一、十五，让舞姬们对着灵帐歌舞。不要用熏香来祭祀，都分给夫人们，各房如果没事做，就学学纺织，做鞋子来卖。”

从分香卖履一事上，可以看出曹操临终前的儿女情长，而他对女人的念念不忘，更显出其真性情。

往事越千年，考古专家在高陵中发现了两具女性的遗骸，其中一人去世时二十几岁，另一人为五十岁左右。

有学者认为，墓中年轻女子的来历可以推断为随葬的宫女或使女，而这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身份存在争议。

按照《三国志》记载，曹操之妻、曹丕之母武宣卞皇后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享年七十一岁，当年七月“合葬高陵”。卞氏出身寒微，年轻时曾是一名舞伎，被曹操看中，纳为妾室，生下了曹丕、曹植、曹彰、曹熊四子，后来成为正室，曹操去世后，她被尊为王太后，曹丕称帝后，又尊母亲为皇太后。

尽管史书记载卞氏死后与曹操合葬，但目前发现的这具五十岁妇女遗骸与其去世时的年龄不符合。于是，专家们推测这句遗骸的身份另有其人，她有可能是曹操另一个深爱的女人——丁夫人。

在邂逅卞氏之前，曹操有一位姓丁的嫡妻。史书记载，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脩）为侧室刘氏所生，但因刘氏早逝，于是由丁夫人抚养长大。丁夫人对曹昂视如己出，但是曹昂在随曹操征战宛城时不幸战死。

按照《三国志·张绣传》的记载，当时，曹操打败割据宛城的张绣，强行纳了张绣叔叔张济的遗孀，导致原本就心生不悦的张绣发动叛变，差点儿要了曹操的命。曹操好不容易才脱身，但他手下的猛将典韦和长子曹昂却死在宛城。

丁夫人是个颇有个性的女子，她得知曹昂的死因后，经常骂曹操，说：“你害死了我儿子，我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哭起来更是毫无节制。

曹操没办法，只好把丁夫人送回娘家，意思是等丁夫人心情好些后再接回来，可等曹操登门去接丁夫人时，丁夫人却对他不理不睬，就算曹操抚摸着她的背，劝她一起回家，她也默不作声，继续用踞机织布。

曹操再三劝说仍无果，便与丁夫人断了联系，但依然愧对她。《魏略》记载，曹操晚年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中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但如果死后有灵，子脩问‘我的母亲在哪里’，我要怎么回答他啊？”这说明，曹操自认为有负于丁夫人，他假设到黄泉之下会遇到曹昂的质问，而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就是让丁夫人回到自己身边，也就是让她与自己合葬。

史书记载，丁夫人比曹操早去世。丁夫人去世后，卞夫人请求曹操将她安葬于许都城南。但按照曹操晚年思念曹昂和丁夫人时说的那句话，他应该暗示要和丁夫人合葬，所以丁夫人有可能被迁葬到高陵。曹操去世时是66岁，丁夫人在与曹操离异后不久去世，终年可能在50岁左右。假如丁夫人经过“二次葬”后与曹操合葬高陵，陵墓中应该会留有痕迹，可惜的是，由于高陵在发掘前便已遭到盗墓贼破坏，这些痕迹难以复原。

曹操一生文韬武略过人，到了晚年却留恋儿女之情，甚至因不能与发妻复合感到遗憾，这性格实在是接地气。

有意思的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另一位英杰，大半生与曹操为敌，到临终前也在思念自己死去的妻子，并且希望与亡妻合葬。

▲三国鼎势图。图源：图虫创意

刘备的遗愿

汉昭烈帝刘备63岁的人生，可说是过得跌宕起伏。

早年的刘备缺兵少将，不断寄人篱下，直到中年仍没有自己的地盘，感叹髀肉复生。赤壁之战后，刘备在一帮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强势崛起，一步步走上事业巅峰。到人生的最后几年，刘备的势力一度跨有荆、益二州，在与曹操争夺汉中时占据上风。

然而，当刘备春风得意时，曾与其结盟多年的孙权却派兵“背刺”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导致关羽在北伐曹魏时腹背受敌，很快兵败失利，荆州也丢了。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称帝仅三个月后，试图以武力夺回荆州，向孙权发起了一场复仇之战。

临危受命的孙吴新任大都督陆逊避其锋芒，在荆州的“西大门”夷陵坚守不出。手下将领多次请求出兵迎击，陆逊都不为所动。

蜀军被阻挡于夷陵，刘备只能被迫沿着三峡扎营，从巫峡到夷陵，连营700里，为避暑热，又将营寨安于山林中。和蜀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后，陆逊才在蜀军疲弱之际发起反击，火烧连营，并率军四面围攻。蜀军营寨土崩瓦解，上万士兵浮尸江面，刘备战败逃到白帝城。

夷陵之败让刘备悲愤交加，他叹道：“我被陆逊羞辱，这是天意啊！”

此战之后，刘备的生命已如残烛，他在白帝城的永安宫中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希望太子刘禅将诸葛亮当成父亲一样看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在遗诏中，刘备对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弥留之际的刘备，不仅对诸葛亮嘱托朝政之事，还想了却一桩多年以来的心事。

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是刘备早年在小沛时纳的妾。刘备常年颠簸，妻妾多次被敌人俘虏，人到中年时，甘夫人才为他生下了这个小名叫“阿斗”的亲骨血。甘夫人温柔贤淑、识大体，刘备对她十分信任，于是让她“常摄内事”，负责主持家中事务，地位如同正妻。

但是，甘夫人在刘备入蜀前就亡故，葬于荆州。刘备兵败夷陵，撤到白帝城后，更加思念这位贤内助，于是下诏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将她的灵柩迁到成都安葬，想要等自己百年之后与她合葬。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甘夫人的灵柩还未运到蜀地，刘备已经崩殂于永安宫。为了实现刘备的遗愿，诸葛亮上表，引用《诗经》中的“谷则异室，死则同穴”一句，请蜀汉后主刘禅追封甘夫人为先帝皇后，与刘备合葬。

于是，刘备与甘夫人得以合葬于成都的惠陵。后来，刘备入蜀时续娶的穆皇后吴氏也葬在惠陵。至此，惠陵成为汉昭烈帝刘备与甘、吴二位皇后的合葬墓。

汉昭烈帝惠陵

唐代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记载了一个成都当地的传说。

据说，唐代有一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闯进刘备的惠陵，竟然看到墓室中灯火通明，有两个气质不凡的男子在灯下对弈，身边围了十几个侍卫。

盗墓贼吓得腿软，这时其中一个人对他们说：“你们要喝杯酒吗？”于是，盗墓贼喝了那人送的酒，又得到玉腰带数条作为赏赐。之后，盗墓贼被勒令速速离去，等出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嘴巴被漆粘住，是刚刚喝的酒变化而成，而手中的玉腰带变成了大蟒蛇。盗墓贼惊恐之余，回头一看，墓冢已经完好如初。

这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可能是在刘备被神化后流传，意思是告诫盗墓贼，不要去破坏刘备墓，否则会受到惩罚。在该故事的其他版本中，还明确地写道，盗墓贼在墓中看到的是刘备、关羽和张飞的英灵。

如今，走入成都武侯祠景区，在丞相祠堂旁边可以发现一条古树葱茏、道路平坦的石板神道。

窄窄的神道两边，对称排列着麒麟、石马、翁仲等石刻雕像。这些古代陵墓中常见的石像，在今人看来有点儿“萌萌哒”。神道的尽头，即武侯祠景区最古老的遗迹——汉昭烈帝惠陵。

《三国志》记载，刘备逝世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由于实行薄葬，刘备惠陵的封土、建筑看起来比较小气。惠陵占地不到10亩，封土高12米，墓南向有一座阙坊式的建筑作为门，与围墙相连，正中嵌有“汉昭烈皇帝之陵”墓碑。

蜀汉丞相诸葛亮去世后，蜀人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在惠陵旁建起了供奉诸葛亮的祠堂，即武侯祠。后来，武侯祠从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发展为君臣合祀祠，但诸葛亮作为忠臣楷模，名气甚至比其主公刘备还要大，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武侯祠，却忘了祠旁还有这座陵墓。

随着武侯祠的名声渐响，一些文人甚至开始质疑惠陵的真实性。

宋代修缮惠陵时，黄庭坚的弟子任渊在《重修先主庙记》中提出，“成都之南三里许，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剑所藏之地。”意思是说，成都的惠陵可能是刘备的衣冠冢。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前往奉节考察，提出奉节可能是刘备的葬地一说。奉节县即白帝城的所在地，从这里到成都要一路逆长江而上，需花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而刘备死于夏天，尸体不易保存，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其遗体当时没有运回成都，而是在奉节就地下葬？

尽管郭先生之后没有继续坚持此说，但关于刘备惠陵的真伪讨论愈演愈烈。

事实上，现有的大量历史文献可以证明，刘备遗体是能够及时运回到成都安葬的。

首先，到汉代，帝王尸体的防腐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时，天子之棺由梓木制成，故称“梓宫”，棺外有椁，共三层，其中填充木炭等防腐材料。《汉书》《后汉书》中记载有多个皇帝死后数十天，甚至是上百天才下葬的史实；现已发掘的古墓中，也有汉代马王堆汉墓不腐女尸这样的实证，可见汉代尸体防腐技术的先进。

其次，按照《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驾崩后，京城要举行“大丧”，皇后、太子及其他皇室成员，必须要在先帝的灵前行“哭踊之礼”，朝中文武百官也要亲临丧礼现场，哀悼先帝，行“哭临之礼”。此后，死去的皇帝才在众人的见证下正式入殓，新皇帝举行登基仪式，先帝葬入帝陵。

刘备以大汉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其所建立的政权仍沿用“汉”的国号，更应该遵守汉朝的祖宗礼法。可以想见，诸葛亮正是按照汉朝的礼制，日夜兼程，护送先帝梓宫回到成都，并为刘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葬于惠陵。

自三国以后，刘备的惠陵多次得到整修、保护。南齐高帝萧道成曾经诏令益州刺史，修缮惠陵陵园和昭烈庙。到了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回认为，经过南齐整修的惠陵仍然不够气派，于是扩建陵园，并设置专门的守陵户，一年四季祭祀汉昭烈帝。

宋元以后，随着戏曲、小说的渲染，文学虚构的刘备形象已经成为仁义之君的典范。明清两代对惠陵的维修、保护都有确切的记载。明末，四川陷入惨绝人寰的战乱，人口为之一空，惠陵却得以幸免，“王宫坟墓，莫不掘毁无遗，独昭烈一家，历久常存，巍然如故”。

而今，我们看到的惠陵和陵园建筑格局，主要为清康熙七年（1668年）重修而成。从武侯祠走到惠陵，只见青青的苔痕印在神道的石刻上，仿佛凝固了时间，人间却已是沧海桑田，武侯祠与惠陵的香火依然鼎盛，这对君臣的传奇故事，将会代代相传。

▲成都武侯祠。图源：摄图网

吴大帝的归宿

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孙刘联盟没有在关键时刻破裂，已经占有荆、益二州的刘备，可否完成隆中对的宏愿。

吴大帝孙权，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中，不止一次扮演重要的变量。

南宋辛弃疾在《南乡子》一词中对孙权极尽赞美之辞：“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发兵南下，几乎兵不血刃地吞并荆州。曾经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率领所部退守夏口（在今湖北武汉），派诸葛亮为使，与割据江东的孙权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曹操也写了封信给孙权，威胁道：“近来，我奉皇帝的命令讨伐有罪之人，向南进军，刘琮（刘表之子）投降了。现在我训练了八十万水军，正要同孙将军在东吴一起打猎。”

面对曹操大军压境，孙权将信交给部下讨论，很多人惊恐失色。长史张昭等人认为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实力强大，且占据荆州，东吴难以与之抗衡，只有刘备的使者诸葛亮与孙权的部下周瑜、鲁肃力主抗曹。

27岁的孙权面对莫大的压力，毅然决定与曹操势不两立，于是拔刀砍向面前放置文书的矮桌，说：“文武官员还有人劝我降曹的，下场与此案相同！”

孙权任命周瑜为统帅，与刘备同盟，共抗曹军，成就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此战中，曹操的军队遭遇战败，再加上饥饿和疾疫，死亡的有一大半，不得不撤回北方。

此后，刘备与孙权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天下三分的基础由此奠定。

公元229年，孙权治下的夏口、武昌传言有黄龙、凤凰出现。孙权以此为吉兆，在武昌称帝，定国号为“吴”，改年号为“黄龙”。

同年九月，孙权将都城迁回到舟车便利、田野沃饶的建业（今江苏南京），六朝古都的风华在此落下第一笔。前后统治江东超过50年的孙权，死后葬于钟山南麓的蒋陵。

然而，在建业的最后岁月里，曾经被死敌曹操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却变得昏聩猜忌。孙权晚年，其三子孙和与四子孙霸的“两宫之争”形成孙吴朝中的严重内耗，许多大臣卷入其中，各自站队，就连立下大功的陆逊也受到孙权猜忌，郁郁而终。

这一昏暗的局面，与孙权长子孙登的早逝息息相关。

文献记载，孙登之墓在蒋陵陵园之内，作为其父孙权的陪葬墓。《三国志》说，孙登在世时爱人好善，“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深得大臣、百姓的爱戴，具有成为一代仁君的潜质，孙权也时常将他作为接班人培养。

但是，当了12年太子的孙登，英年早逝，于赤乌四年（241年）病故，享年32岁。临终前，孙登上了一道700字的奏疏，希望父亲能够任人唯贤，推行仁政，并表达对父亲的敬爱之情。

孙权白发人送黑发人，感到悲痛万分，以后只要一谈及孙登就伤心流泪。孙登在遗表中请求父亲当个好皇帝，如此，“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但是，孙权在失去孙登后却像变了一个人，逐渐疑神疑鬼，以至于酿成二宫之争的混乱局面。

孙吴神风元年（252年），71岁的孙权崩于建业，谥号大皇帝。孙权死后28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吴被晋朝所灭，至此，三国归晋。

和老对手曹操、刘备一样，孙权也没有行厚葬，而是直接利用钟山余脉挖出一个小型墓冢，地面不设重要标志。此后一千多年间，孙权的蒋陵作为南京六朝陵墓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在钟山之南的梅花山坐看花开花谢。

现在，寻访吴大帝孙权的陵墓，会发现它正好位于明孝陵景区的范围之内。

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一段趣事：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为自己选定明孝陵的墓址后，发现陵前有一座孙权墓。负责明孝陵工程的官员向朱元璋请示，要将孙权墓迁走。

朱元璋却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着他为朕守门。”

于是，明孝陵在建造时没有破坏孙权的蒋陵，只是将其陵前的一对石麒麟迁移，迁往何处已经无法考证。

汉末三国时与曹操、刘备多番周旋的孙权，最终也只剩下一处孤独的墓冢，只有来明孝陵参观的游客偶尔路过此地，匆匆一瞥。

参考文献：

[晋]陈寿 撰，[南朝宋]裴松之 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

[南朝宋]范晔撰，[唐] 李贤 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2017

[明]张岱：《陶庵梦忆》，中华书局，2023

潘伟斌：《魏晋南北朝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

朱绍侯：《曹操与曹操墓》，李凭主编《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