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被嫌弃，死后立刻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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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是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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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初三日，50岁的颜真卿端坐书案前，尽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开始为侄子颜季明写祭文。

他先叙述了祭文的写作时间，以及自己的身份头衔，此时情绪还算平稳。尽管内心悲痛，但他用腕力控制毛笔，运笔不算快，写到“从父”二字，还是涂抹掉，改为更正式的称呼“第十三叔”。

从“惟尔挺生”起，颜真卿正式进入祭文的书写，他的情绪也逐渐变得悲愤、痛苦和失控，压抑的感情逐渐爆发出来。从他的运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情绪的波动。字距和行距一点点变化，中间又有多次涂改，以及不时出现的枯笔，让人相信颜真卿此时又想起了侄子殉难时的惨况。

“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是整篇祭文中最让颜真卿痛心的几个字，他用了最深的笔墨，仍无法一次写好，只好再次涂改。

一个50岁的老人，在战争中失去了30多位亲人，可想而知，颜真卿要抑制住内心多么汹涌的悲痛。

写到最后，痛苦的回忆几乎击垮了他。涕泗纵横，椎心泣血。

现代人眼中的颜真卿，第一个标签肯定是“大书法家”，但唐朝人并不这样定义颜真卿。

颜真卿生前与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以书法出名。

在颜真卿之前，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属于生前死后书法都很知名。然后是颜真卿拜为师傅的张旭，醉酒时以头发濡墨而书，写出来的草书被当做“神品”。

到了颜真卿同时代，最有名的是徐浩。

尽管今天很少人知道徐浩其人，但在公元756年以后，他是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御用书法家，长期独步天下。皇帝的诏令，基本都是他写的。他也因此获得无与伦比的宠遇。

再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虽然现在我们以“颜筋柳骨”并称，但若论生前之名，颜真卿还是比柳公权逊色不少。

因为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而颜真卿在大唐书法界的第一个拥趸，或许正是他自己。

宋代书法家米芾说过，颜真卿经常叫家僮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刻成碑。这说明颜真卿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是想传之后世的。

事实上，作为书法家的颜真卿受到追捧，是北宋以后的事。此时距离颜真卿去世，已经过了300年左右。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欧阳修之后，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是颜真卿的铁粉。通过这个圈子扩散出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逐渐被确立下来。其中，最典型的言论出自苏轼本人，他说：

“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苏轼本人位居书坛“宋四家”之首，有他的加持和点赞，颜真卿在书法界的崇高地位总算立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字还是那些字，此前在书坛默默无闻的颜真卿，为什么在北宋以后突然封神呢？

现在，我们重新厘清一下颜真卿在唐代的真实地位。请记住一点，颜真卿在世时并非以书法家，而是以忠臣闻名天下。

正史中关于颜真卿忠义耿介的事迹颇多。他身历玄、肃、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

他的真正出名是在安史之乱中。

当时，他在殿中侍御史任上，因为不依附权相杨国忠，而被后者视作眼中钉。随后遭到外放，去了平原郡当太守。

平原郡属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颜真卿到任后，已经预知安禄山准备搞事情，于是一边派部将李平驰奏朝廷，一边严令全城将士厉兵秣马。

安禄山起兵后，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要么挂冠远遁，要么望风而降。颜真卿首举义旗，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互为掎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

史书说，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叛乱，相当慌张：“河北二十四郡，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李平赶到朝廷，玄宗大喜，对左右亲信说，这个颜真卿是谁，为何替朕如此卖命？

很多文章解释说，唐玄宗连颜真卿都不认识，说明他昏聩糊涂到了什么地步。其实不是这样，颜真卿虽然时年已40多岁，但他此前在朝廷中的官职并不高，加上他本人不是溜须拍马之徒，皇帝不认识他也很正常。

而这恰恰证明，安史之乱时期是颜真卿成名的开始。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

为了争取更多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力量，颜真卿不惜将自己年仅10岁的独子，送去给平卢将领刘正臣当人质，以坚定后者起义的决心。

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写下了《祭侄文稿》。满腔悲愤衷情，于处处涂改与枯笔处清晰可感。

因为抗击安禄山叛军，颜真卿一夜成名，但并不意味着他下半生仕途顺遂。相反，他的耿直清廉与世格格不入，所以一生横遭六忌，谪迁五次。

从杨国忠、李辅国、元载、杨炎到卢杞，每一任权相都对他恨之入骨。皇帝在战乱平息的时候，也不喜欢他这样的忠臣。

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夺权上位的唐肃宗李亨急于回京。颜真卿上表说，且慢，皇上应该筑坛于旷野，东向哭三日，然后才能回宫。此举是为了以仪式感来让最高统治者吸取内乱的历史教训，但这提议显然让李亨很难堪。回京不久，新帝在大封功臣的同时，把颜真卿贬得远远的。

此后，颜真卿的仕途起落，基本上都是类似事件的反复重演。

表面上，是直言耿介、不爱站队的颜真卿与当朝历任权相合不来，因而遭到后者的构陷而仕途蹉跎；实际上，在皇权无远弗届的地方，最终能让颜真卿起起落落的那个人，从来不会亲自出面。

只有当战乱再起之时，忠臣才会被重新惦记。

唐德宗李适即位第四年，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建议说，颜真卿声望卓著，让他带着谕旨到李希烈军中宣抚，一定能不战而平息叛乱。

当时颜真卿已75岁高龄，朝廷中人听到这个馊主意均大惊失色，对卢杞欲假公济私置颜真卿于死地的小算盘心知肚明。

在此之前，卢杞专权蛮横，想把颜真卿从中央赶出去，颜真卿知道后曾找卢杞质问：“我常年被人排挤，现在年老体弱，要靠你庇护。当年你父亲被叛军所害，首级送到平原郡，我不敢用衣服去擦拭他脸上的血，是用舌头舔干净的。如今，你竟然容不下我了吗？”史载卢杞听后惭愧下拜，但内心更恨颜真卿。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报复颜真卿的机会。

但就是这样一个明摆着搞人身报复的建议，唐德宗竟然同意了。这只能说明，宰相对颜真卿太坏，但皇帝对颜真卿也不好。

原因如我前面所说，和平年代皇帝不会容忍一个四朝老臣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颜真卿一生坚守正义，不懂得装蒜，最终被皇帝推入火坑也在意料之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安史之乱中，那些再造大唐的功臣，不是被逼死就是被逼反，唯有郭子仪得到善终。不得不说，老郭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求生欲很强”，而这是为人刚烈、不屑变通的颜真卿所没有的。

总之，唐德宗同意将颜真卿送往李希烈军中，恰恰击中了颜真卿的软肋——若是别人，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必定会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但他是忠臣，一生以忠义节烈自励，就算是死，也会慷慨前行。

抵达李希烈军中后，李希烈对颜真卿进行各种威逼利诱，许以宰相之位，要其支持自己的造反大业，结果被颜真卿破口大骂。

一年后，公元784年，李希烈命人将颜真卿缢杀。

又过了两年，公元786年，李希烈死了，颜真卿的遗体被运回长安。唐德宗发现，死去的颜真卿对自己更有价值。

史载，唐德宗悲痛不已，废朝五日，并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说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极尽一切溢美之辞，去赞赏一个死去的忠臣。

颜真卿得到最高谥号：文忠。

吊诡的是，忠臣不得好死，俨然是历史的定律。在颜真卿之前、之后，有不少个案证明了这一定律的正确性。

无情最是帝王心。唐德宗其实并不在乎一个老臣的横死，他带有表演性质的悲痛，以及授予逝者的所有哀荣，通通都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你们都来做忠臣吧，朝廷不会亏待你们的。

历史上的表彰忠臣，基本上都是帝王术的一种实践。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相，毕竟唐德宗对颜真卿前后态度迥异，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一眼洞穿其表演的本质。

真正细思恐极的是捧红颜真卿书法的宋朝，皇权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权力分享，让天下士人把原本极为稀缺的尽忠观念变成一种整体的价值追求。在这以后，忠臣意味着对皇帝死心塌地地维护与支持，不管这个皇帝是明主还是暴君。

宋代以前，士人忠君的观念实际上是很薄弱的。颜真卿以忠君为终生价值取向，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同路人，但毕竟不占主流。唐玄宗惊讶于颜真卿奋起阻击安禄山，说我不认识他他为何替我卖命，表明君臣之间并无后世理解的绝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整个安史之乱中，为国尽忠的人并不多。与之对应的是，叛军攻陷的城池很多，相当多的官员临敌变节，为叛军所用。士人忠贞死节的观念非常淡薄。再后来，藩镇割据局面出现，有很多落第的举子或不得志的官员成为割据政权的幕僚，为他们服务。这些现象表明，唐朝士人并不把失节当成多么耻辱的事情。

也就是说，忠君并非主流价值观。权势转移之间，士人都跟着力量走：谁的力量大，我就服从谁。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开始清算战时投身伪军的士人，以及颜真卿死后，唐德宗利用他的忠臣身份大做文章，说白了都是皇权构建、宣传和推广忠君思想的一种努力。

很明显，忠君观念的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代之后的五代，历仕四个朝代、侍奉十个皇帝的不倒翁冯道，生前并未在忠君的道德问题上受到诟病，相反的，同时代人都说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对他极尽赞誉之辞。

到了宋代，这一切才得到颠覆。从欧阳修到司马光，都痛骂冯道“不知廉耻”“奸臣之尤”，尽管他在位时做过济世救民的好事，但因为心中毫无忠君观念，“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在宋代士大夫的眼里，忠君是大节，大节做好了，其他方面才能好；大节没做好，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足称道。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颜真卿的书法为什么在宋代开始受到追捧了吧。

没错，因为他是忠臣，大节无亏，所以他的字也是极好的。书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相反，那些字写得好，而忠君观念贯彻不到位的书法家，比如宋元之际的赵孟頫、明清之际的王铎，都因仕于两代而在书坛受到长时间的贬抑。

很多人因为宋人的推崇而看到了颜真卿书法的精髓，却看不到这背后是皇权对士大夫思想的规训与渗透。宋代以后的王朝，尤其是明清两代，皇权步步为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与忠君思想被树立为全体士人的“大节”，相辅相成，关系紧密。

毫无疑问，宋人借颜真卿的书法强调忠义节气，重塑了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在长年累月与辽、金、蒙古的战争中，忠臣多而降臣少，尽显士人的风骨。但其间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却往往被忽略了：

一、士人官员都不惜代价成全自己的忠君之名，谁来像冯道一样考虑百姓蝼蚁般的安稳，谁来像赵孟頫一样考虑中华文化的传承？

二、对皇帝的尽忠与愚忠之间，时常仅有一步之遥，这一步的距离恰恰给了皇权控制人心的充足空间，但王朝末期已经没有人站出来好好反思“君轻民贵”的老问题了。

而这所有的一切，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的颜真卿，显然无法预见，更无法控制。

说到底，任何一个历史名人，在他死后，都难免变成历史权术的道具。人生不易死亦难，谁都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