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必须判死刑？”律师：这事比偿命更重要｜老友记74

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两天，有位朋友向我提了一个冒昧的问题：

如果爱人被杀了，你会让杀人犯偿命，还是收下赔偿款？

我当时和很多人一样，下意识选了“杀人偿命”。

但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现实生活中，一位妻子面临过的真实抉择；

我的这位朋友是律师，他叫吴懈志，曾经亲身经历的第一桩刑事案件，他当时给杀人犯做辩护律师，而受害者的妻子选择了后者——她要求杀人犯家属给出一百万赔偿款。

但很快，吴懈志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吃人血馒头的故事，“杀人偿命”也并不是一起杀人案后的最优解。

他甚至发现，越关注杀人偿命，反倒越容易忽略杀人案中更重要的事——

容我提醒一句，律师吴懈志记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杀人者辩白。

他仅仅是想通过一起真实案件，提供另一种新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杀人偿命”，并尝试回答：

当一起杀人案发生后，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自打毕业，我就进了一家做经济类犯罪的律所，每天替企业起诉贪污的员工，不停填写表格，算清楚对方要还多少钱才能免于官司，买个安宁。做久了，我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律师，还是个会计？

我真是不想再坐在办公室里，当一个只会填写表格、对银行流水的菜鸟了。

去年夏天机会来了。同乡律师问我，愿不愿意接一个刑事案子，杀人的，逃亡二十年被逮了。

如果我接了，这就会是我经历过最与众不同的官司——为一个手上沾血的家伙花钱“买命。”

我让同乡律师赶紧把案情介绍发过来。

她直接甩过来一条新闻链接，大概意思是，二〇〇二年夏天，一个三十九岁的建筑工在广州打工，玩牌时跟同乡吵起来，拿刀给人家攮死了。这家伙一路逃到新疆，在一村子里落脚，直到去年才被逮捕到。

案子很清楚，此人供认不讳，家属找律师，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命，别判死刑。

我都没犹豫，告诉她，接了。同乡律师接着说，这家是她远房亲戚，家里穷，能不能打个折？

我手里拿着电话，目光瞟向办公桌上堆得小山一样高的表格文件，当即报了一个骨折价，从侦查到审判，一口价三万。

同乡律师惊喜得“呀”一声叫出来，没说两句，赶紧去通知家属了。

没过两天，当事人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

她想告诉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逃亡二十年里，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恨不得一分钱都要攒下来，花在她和兄弟身上。

我没多说什么，只是随口应和着。没承想聊到半截，她的丈夫突然抢过电话，他像是生怕我不愿意听那样：

“我岳父这个人，年轻时候啥样我不清楚。我自己接触这么久，觉得他是个好人，没脾气，任劳任愿。我们下地干农活，大中午别人都躲阴凉处歇着，就他顶着阳光干，新疆夏天的太阳，多毒啊，干完农活还去收废品，就为多赚那块八毛。”

或许是他们太想让我知道，自己亲人也有常人的那一面，而不是恶魔。

电话里，当事人的女儿和女婿表了决心，说他们已经打算卖房卖车了，“说什么也得救他一命。”

家属有卖房的觉悟，说明挺有决心，我觉得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

我查过资料，也向一些律师前辈请教过，这种刑事案，判不判死立执，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犯罪手段有多恶劣，危害性大不大，二是受害者家属给不给谅解书。

这位当事人的案子，警察当时定的是故意伤害罪，可是到了批捕以后，检察官觉得他手段恶劣，刀刀致命，杀人动机明显，就把故意伤害改成了故意杀人罪。改了两个字，就把他往死刑上推了一大步。

所以这家人如果不想要当事人被枪毙，那么就需要一封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

说到底，这桩案子对我的考验，就是如何能弥补受害者的家属，让他们愿意谅解。

这种官司大多涉及到金钱，无论是讨价还价，还是时候反悔，都有可能会在开庭前发生。我倒是不担心这个，毕竟类似这样的活，我已经干了三年了。

直到我拿了卷宗，亲眼看见死者照片和《法医检验鉴定书》，傻眼了。

死者令金柱，身中十余刀，光致命伤就有三处。

“气管被切断2/3”

“心包被刺破，左心室壁有一2.6*0.4cm的创口”

“左肺下页有一处2.2*0.9cm的贯通创口”

不知道法医写下这些绝对客观的文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光是阅读，就已经明显感觉不适。

最令我害怕的一句是，“胃内容物约300克，可见未消化的米粒、青菜等物”。

回想起来，男孩子的中二时期离我并不遥远。我玩过很多游戏，按下键盘，屏幕里的人血肉横飞；我看过《古惑仔》，一个眼神交错，抽出刀就给人砍得稀巴烂。可是看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只是觉紧张，从来没有过此刻的不适感。

更别提还有那张死者尸体的照片。坐在旁边的女同事瞟到尸检照片，吓得尖叫说：

“下次看这个卷宗，能不能提前说一声！我拿纸板给咱俩中间挡上。”

后来我在翻其他材料的时候，一不小心翻到那页，就会下意识眯住眼睛。连续好几天，夜里一闭眼，眼前就浮现出死者令金柱那张脸，最后不得不开着灯睡觉。

为克服对尸检报告的恐惧，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特意盯着那几张图片，让自己强行适应。直到后来，身旁的女同事都拿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估计是觉得我魔怔了。

这种事尚且好办，可我真正要搞定的不是尸检报告，而是这份报告里惨死的，令金柱的家属。

有人商业合同违约，怎么赔偿，可以聊；有人倒卖假货，给品牌方造成损失，怎么赔偿，可以聊；

这人把他们的亲人给杀了，捅十几刀，人都不成样，怎么可能聊？

瞬间，我感觉同事桌上堆成山的表格，不再那么让人心烦了。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找突破口吧。

卷宗材料里夹着令金柱妻子和女儿的笔录。

令金柱妻子的笔录，就像是一本仇恨之书，上面写着：“当时我还大着肚子，看见他们打起来，上去劝架，没想到那人上来就是一刀，给我的手都扎穿了。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天气一冷，我这手还疼得要命……”

看着我就头疼，想从她那里获得谅解，基本没戏。

再翻死者女儿果果的笔录，平静得多，只是简单陈述个人和家庭情况而已。这个女孩二十岁出头，比我还小五岁，案发时她还在娘胎里，或许对死去的父亲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我决定就拿她当突破口。

接通电话，“喂你是谁？”一个甜美青涩的声音响起。

我稍觉安心，哪知刚表明身份和来意，对面的语气立刻变了。

“他在我爸身上捅了那么多刀！我妈伸手去挡，手掌心都被扎透了！就因为他杀了我爸，我和我哥两个从小离散，去年我跑到河南，通过警察才找到我哥！请你转告他们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你们也不要来打扰我们！还有，不要联系我妈！”

我被劈头盖脸一通乱骂，像丧家犬一样支吾着。电话挂断的瞬间，感觉整个人都软成一滩泥。

没办法，既然已经接手，就不能当逃兵。我深吸一口气，给果果发去一条微信：

“您和您家庭的遭遇，我深表遗憾。

“当事人子女在案发时只有一两岁，对案件完全不知情。他们作出补偿，不仅是为了获得谅解，也希望替对方向你们赔罪。他们可以再凑些钱，争取向您赔偿五十万元以获取谅解。是否接受决定权在您那边。”

最后发送之前，我又写上一句：“逝者已登仙界，生者节哀顺变。愿您父亲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按下发送键，我手心里都是冷汗。

果果没有回复，可是两天后，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吴律师，妹妹还小，不懂事，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谈。”

电话对面是果果的哥哥小康，他没有拿出一个价格，只是让我去找他们的法援律师聊。

老实说，我松了一口气。和受害者家属聊，我总觉得有一种身份上的愧疚感，好像自己是杀人犯的帮凶，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是和律师谈，就能直接了当一些。

可是一上来，我就占了下风。

法律援助律师一上来就直接了当：“想拿谅解书，就赔偿一百万。”

法援律师所说的赔偿，全称叫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如果判决通常也就是几万。一百万的价格，法院要是支持，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但是对方律师为什么敢提呢？

还不是因为我给果果的那条回复。发那条微信的时候，我的脑子完全是乱的，直接把令忠家能赔偿的最高额度亮了出来。这是和解谈判的大忌，相当于刚一上牌桌，就把底牌全亮了出来。

在通常的案件谈判中，我大多数是原告代理人的角色，也就是收钱的一方，随时可以说——“大不了对峙公堂”。

这种谈判，首先要抬高价格，试探对方的反应。碰到对方讨价还价，那我也会给对方一定的空间。如果对方还是要求继续降低，那我就会暂停谈判，先让法院继续走流程，让对方的压力越来越大。

谈判要虚虚实实，不停向对方抛出烟雾弹。

结果呢，我一上来就犯了大忌，不单命案本身没搞好，就连自己擅长的谈判也搞砸了。

没别的办法，我告诉法援律师：“这个价格我的当事人一家真的承受不起。自打逃到新疆，他就一直在村子里务农，没出过村，生病都舍不得看。”

“他妻子一直患病，长期卧床，儿子是汽修工，女儿在一家服装店打工，这五十万是他子女卖房卖车，又借遍周围亲戚朋友，才勉强凑够的。再往上，真的一份都拿不出来了。”

法援律师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这回轮到她被动了。她心里清楚，法院不可能支持一百万的赔偿，如果不接受这五十万，那么很有可能受害者家属什么钱都拿不到。

法援律师说，自己拿不了这个主意，让我还是找受害人一家的哥哥小康吧。

我悻悻地回应了一句，好的。

她倒是说退就退了，我又要面对受害者家属。那种紧张和愧疚感又要来了。

在和受害者一家正式商谈之前，我去了一趟看守所，打算和我的当事人见面聊聊情况。

他和受害人同姓，叫作令忠，正是当年犯下罪行的人。

在看守所，我见到了已经六十岁的他。进去之前，我担心自己情绪紧张，连抽了两根烟。

看守所的会见室是一长串狭窄的格子间，中间用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隔着。

坐在我对面的老人脸上遍布深深的褶子，整个人显得木讷，眼睛里没有一丝活力。这样的面孔简直和读书时，课本里的农民伯伯形象简直一模一样。

我放平语调，希望自己尽量显得平静缓和，让令忠详细讲一遍当年发生了什么。

二〇〇二年八月那天，他发现同乡打牌耍赖，指出后却被两个人围殴，眼睛都打肿了，只能逃走。

那天晚上他自己喝酒消愁，气不过，到住处拿一水果刀回去理论，其中一人就是令金柱。

真论起来两个人还是本家，令忠说自己还得管令金柱叫一声叔叔。

而这“叔叔”平时就是一个嚣张的人，朋友比较多，经常欺负别人，但没有直接欺负他。直到两人都从事收废品的生意有竞争以后，这次打牌才会让自己被围殴。

令忠还记得当年想回去要个公道，然后发生的场景：“到跟前，他看见我，啥话也不说，抬手就打，都不让我说话，嘴里也骂，看见你一回，就打你一回。”

令忠酒劲儿上涌，迎着呼啸过来的拳头，掏出水果刀。

直到对方抽搐了几下，倒在血泊里。令忠傻眼了，他害怕被同乡打死，赶紧把刀子扔进垃圾桶，在垃圾场躲了一晚，第二天搭乘火车前往东莞，又从东莞买火车票回到郑州。

在郑州火车站，他被小偷摸了个干净，只能找一个工地干活，赚到车票钱后逃往新疆。

两年后，令忠偷偷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带着两个孩子来新疆。孩子们改姓李，一家隐姓埋名。二十年里，他用工友的名字，用工友的身份证，害怕被发现，医院也不敢进，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隔壁兵团团场。

在令忠躲藏的村子，大家都对这个人评价很好，说他老实本分，谁也没见过他急眼、发脾气，更没见过他和任何人起冲突。

直到去年，他坐朋友的三轮车出去干活，被监控摄像拍到正脸，然后警察找了过来。

“我当时心想，这一天终于到了，终于能睡个好觉了，躲过这么多年，算是赚到了。”

警察上门的时候，他就坐在院子里。

讲述过程中，他显得平静、坦然，没有一点戾气。我完全无法将他和一个凶犯联系起来。

我说：“上周我见到你父亲了，老爷子很担心……”

令忠的脸霎时拧成一团，脸上的皱纹蜷缩成一团乱麻，他几乎带着哭腔说：“我不敢回家，自打出事逃到新疆，就没见过我爸，二十年了不能尽孝……”他的口音很重，含着哭腔，后面的话我听不懂了。

临走时，我问令忠有没有话带给孩子们。

“让他们在外面好好生活，不要管我，我自己做的事……”

这回他再抑制不住，彻底哭着说：“这么多年，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以承担任何后果。”

他已经做好赴死赎罪的决心，却不知道，儿女们打算倾尽家产为他保住一条命。如果得到谅解书，被判 20年后出狱的令忠，虽然到了80岁，但至少还能够让家人见到。

走出看守所，我的身体更沉重了，两脚仿佛戴着无形的镣铐。原本只有受害者一家的悲剧压在我胸口，现在令忠家的悲剧，也揪住我了。

我硬着头皮给小康发微信，提出五十万换谅解书，小康说一家人需要商量下。

三天后，我再问，得到的回复是简简单单三个字：不同意。追问原因，没有回复。

距离开庭不到一周了。令忠的女儿每天发消息问：“吴律师，谈得怎样了，他家还是不愿意接受吗？”

我感觉自己被挤在两家中间。律师的职责让我必须拿钱买到谅解书，可是小康家的遭遇又令我同情。随着开庭越来越近，我感觉即将登堂审判的不止是令忠，还有我的良心。

我很少与爸妈吐露工作的烦恼，不想让他们担心。但是那天下班视频时，我和我爸讲了这件事。本以为他能安慰我两句，没想到老爷子说：“坚持一命换一命，就不会谈。只要没有彻底拒绝，最后肯定收钱。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事。咱们这边煤矿死了人，家属一哭二闹三上吊，钱到手，高兴兴回家去了。”

他说：“要懂人性。”

我还是感到含糊，总觉得他的说法不靠谱。

两天后，当我再次联系小康，将令忠家实在拿不出更多钱的境况再重复一遍时，他给出回复，八十万。

小康只是一个传话筒，真正在背后做决定的，是他妈妈李芳。她恐怕是最恨令忠的，固然放不掉仇恨，但是两个孩子的未来摆在眼前，她不能不多考虑。

两方都出价，就意味着谈判有了基础，我也可以正常推进这起官司了。

我检索收集了地方中院近年故意杀人案件的判决，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区间是两到三万。我告诉小康这个真实情况，如果坚持走刑附民索赔，不接受和解方案，可能两三万元都拿不到。

这时李芳从儿子手里抢过电话：“不管判多少，我们都会继续告！我不信一条人命只给判几万块！”

我真心想让他们拿到一笔赔偿，不能仅仅是把钱和生命划上等号，那种失去亲人的痛，是多少钱也无法弥补的。反而要从现实角度考虑，这钱可以是小康的彩礼和果果的嫁妆，是两个孩子的未来。如果最终价格过于夸张，令忠家是真拿不出来的。

我尝试着说服李芳：

“即使拿到了一百万的胜诉判决，这笔钱也只能向令忠本人执行。他长期使用假身份生活，银行卡、不动产等任何财产都不在他名下。法院即使支持您家，但执行不到财产，只能空有一个胜诉啊。

“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咨询法援律师，问问她，我说的是真是假。

“八十万实在太多了，令忠家里拿不出来，您如果接受六十万，我再去和他家聊。”

撂下电话，我的心脏砰砰跳，盯着手机屏幕老半天，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效果。

五分钟后，小康发来消息，六十万可以。

我打电话给令忠的女儿，告诉她谈判有转机，比预算高十万。

她沉默片刻，说了声好。

那天我草拟好谅解书发给受害人家的哥哥小康，半小时后接到电话。

小康说：“吴律师，这份文件需要修改……”要改什么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这时李芳夺过电话：“就是最后那句，‘决定谅解令忠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可能原谅！这句必须删掉，否则我们拒绝签名。”

我都来不及讲话，就听她说：“当时我还大着肚子，看见他们打起来，上去劝架，令忠上来就是一刀，给我的手都扎穿了。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天气一冷，我这手还疼得要命。我们一家分散这么多年……”

这一席话，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可是每一回听都感到害怕，不是因为凶案本身，而是它昭示着一个家庭破碎的起源，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动作，都能让我回忆起卷宗里，令金柱死后的事。

令金柱死后两月，妻子李芳在河南家里生下果果，第二年就带着果果改嫁到湖南。

果果跟了继父的姓，可是儿子小康被留在河南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

按照李芳的说法，两个老人因为过度思念令金柱，没过两年就去世了。小康被姑姑收养，初中辍学打工。

直到去年，果果回到河南老家，通过警察才联系到上海打工的小康。

短短几句之间，埋藏着一个家庭二十年离散的悲剧。最初读到这里时，我还在疑惑，带着女儿在身边，把儿子留在老家，这样的做法不太常见，如果照顾不过来，完全可以过几年再接到湖南，为什么就此失联呢？

直到和一个前辈律师聊起自己的疑惑。他给出一个可怖的猜想——

“李芳把儿子留在亡夫老家，不是自愿的。你看杀人的和被杀的，都姓令，你有没有去调查过，也许那个村子都姓令，只有这女人姓李。孤儿寡母能依靠谁呢？有没有可能，令家亲戚强迫李芳留下小康，留下这个独苗，然后把母女两人赶出当地，把房和土地都霸占了？听没听过一个词叫吃绝户？”

我半天没回过神来。如果真是像他所说，这个女人的丈夫刚去世，自己就被亲戚赶出了家门，还被迫留下三岁大的儿子。

原本一个团圆的家，就这样一下子轰地碎成渣。令忠被欺辱杀人逃亡20年不好受，但李芳这二十年的生活，就真的好过吗？

这个女人抱着果果离开时，是什么心情呢？如果没有发生这起凶案，她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如果果果和小康能在爸妈身边长大，他们的童年和未来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让我越想越觉得害怕。酿成这一连串悲剧的元凶，就是我的当事人令忠的冲动。

作为被告律师，我不能和她一起谴责令忠，只能耐心向她解释：“如果没有谅解两个字，这份文件没有任何意义，令忠的家人不会打款的。您可以找法援律师确认。”

解释完片刻后，小康发来微信说，他们一家同意保留“谅解”二字。

然后我们在先交钱，还是先交货上又产生分歧。

李芳要求先打款，再出具谅解书。她害怕我拿谅解书给法官，却不给他们打钱。

可事实上，如果没打钱，这份谅解书是不会生效的。

反之，如果令忠家先打钱给李芳，而李芳一家拒绝出具谅解书，这笔钱可能会作为对她们家的赔偿来认定，只有赔偿没有谅解，那要比赔偿并取得谅解的作用小得多。

所以我只能为我的当事人女儿坚持，“先交货，再付款。”

电话里，李芳也很坚持，我只能向法援律师求助。实际上，法援律师听到李芳家的要求时也很疑惑，“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又回去跟李芳沟通了。

没过片刻，李芳一家发来微信，说愿意接受法援律师做中间人的方案。但仅仅过了一小时，又反悔了。

李芳说明天当面收钱，然后给谅解。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到了这时候，我不得不做最坏打算：李芳家是否既想要赔偿，又想令忠被重判。

我必须做两手准备。同情李芳一家，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偏向他们。当天夜里，我写出两个版本的辩护词，谅解版和无谅解版，心里祈祷别用上后者。

那意味着两家都失去了未来。

开庭当天，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李芳全家。

李芳摆着一张厌倦的脸，整个人犹如一副大写的“拒绝”；瘦弱的小康躲在后面，全程一言不发。而那刚满二十岁的果果，自打见到我，就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再没离开过我身上。

我真正从字面意义上懂得，想用眼睛杀死一个人是什么样。

随李芳一家到法庭的，还有两个老爷子，大概都七八十岁年纪，穿着打扮让我想到《狂飙》里莽村的村长李有田，这两位确实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其中一个跟我搭话，满脸讨好，甚至从贩卖机里给我和同事买了饮料。

我不想节外生枝，没敢喝饮料，也不接他的话，将打印好的谅解书递给李芳一家。只要李芳一家三人签了字，这份谅解书就能交给法官，即刻生效。

可是没等李芳拿住谅解书，那个老爷子就抢过去，读过后，拉住李芳，劝她不要签字。

我上前询问情况，他笑说：“毕竟一条人命，怎么能六十万就卖了呢。”

另一位老人扮演红脸，情绪激动，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家乡话，似乎在骂我们。

同事想上前理论，被我拉下来，这时候再谈已经没有意义，我只能默认谅解书签不下来，从档案袋里掏出那份无谅解版本的辩护词。

庭审开始，我先提出令忠是遭受殴打后还击的，行为具有一定防卫性质，并且本案中存在明显被害人过错，是被害人的殴打、辱骂行为导致案件事态升级，被害人对事件结果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说到这里时，我忍不住看向了果果，她眼睛里的火焰更旺了。

最后，我拿出一份二十年前的“和解书”。

第一次见到令忠父亲时，他交给我一张发黄的纸。

那是令忠逃亡后，他与令金柱家属私下签署的“和解书”，手写，内容潦草，有错别字。大概内容是，在村干部和亲戚的见证下，双方达成火化、埋葬等费用的赔偿。

令忠父亲向令金柱家属赔偿一万五千元现金，付清后令金柱家属不再追求任何责任。

有一句写着“此协议书只作为两者家庭不生事、不闹事、不再发生任何冲突（的依据）”。

上面签字的，有令忠父亲和令金柱的两个哥哥，以及七位同姓的村干部和亲戚，没有李芳。

拿到这张纸后，我立刻让令忠女儿回一趟老家，找到依然在世的证明人，验证这份和解书的真实性，再让当地村委出具文件，证明这个人确实担任过村里“组长”的职务。这样一来，就能证明和解书真实有效。

虽然不能等同于完全替代刑事谅解书，但足以证明，令忠家有过一笔在当年看来不小的赔偿。和解书本身也起到了平息社会矛盾的作用，效力趋近谅解书。

同时，李芳虽然与令金柱有夫妻之名，但没有领结婚证，不是法律意义的夫妻。儿子小康那时候三岁，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女儿果果尚未出生。也就是说，三人在当年都没有签署谅解书的权力。

真正有权力的，是二十年前，在和解书上签字的，受害者的两个哥哥。

这段辩护词直戳要害，但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令金柱的两个私自拿了赔偿款的哥哥，就是坐在旁听席上的两个老人。

听到这份辩词，他们竟然当场起哄，在法庭里大声嚷嚷着，否认自己做过的丑事。

嘴里说着“一条人命，怎么能六十万就卖了”，实际上，兄弟的命早已经被他们作价一万五卖掉了。

在第一次与小康打电话时，我就提过这一万五千元的赔偿。结果李芳听到，夺过电话怒气冲冲地说：

“我们没收到过一分钱，也不会原谅他。”

如果我猜的没错，旁听席的两个老人，当年私吞掉这笔钱，一分都没留给孤儿寡母。

在整场庭审中，两位老人在旁听席频频捣乱，多次打断法官、检察官和我们辩护人的发言。甚至一位老人在旁听席躺下睡起觉，最后被巡逻的法警训诫。才稍微安分些。

连对方律师都频频摇头，她向法官表示，她是李芳家的诉讼代理人，两位老人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在我发表辩护词，提到受害者过错和防卫过当观点时，两个老人即刻拍案而起，大喊“这律师胡说，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被法官呵斥后才安静片刻。

庭审逐渐进入尾声，法官问被告令忠：“你为什么要杀人？有什么想法？”

令忠支支吾吾辩解：“我当时没有想杀死他，只是想吓唬......”

他还没说完，法官突然怒吼道：“还狡辩！那几刀捅在什么位置？受害人一家被搞得妻离子散.......”

整个屋子里都安静下来。我和同事屏息凝神，一时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法官瞋目望向令忠，眉宇间纹路都缠在一起，那副表情简直不像法官，而像寺庙里的怒目金刚。再看坐对面的检察官和对方的律师，气定神闲，低着头，好像已经见惯了。

我突然明白过来，这也许是法官的“前戏。”

刚入行的时候，我听所里的执业律师聊起过，如果庭审中被法官刁难，大概率要胜诉，因为法官要兼顾所有人的感受，作为胜诉方被刁难一下也无所谓，而作为没胜诉的那一方，法官在庭上顺着律师，也会让当事人不至于怪罪这个律师，简单讲就是，赢家有胜诉，输家有面子。

我不知道刑事案件是不是也这样，但应该是个不错的信号。

暴怒的训斥没过半分钟，法官突然变得慈眉善目，柔声细语地宣布，接下来进行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审理。

了解双方谅解的争议后，法官劝说李芳一家接受这笔钱。他的说法和我告诉李芳一家的一模一样。在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中，受害者家属拿不到太多赔偿，大概也就两三万元。

“一次性拿六十万，这个数字，以我过去的审判经历来看，也是相当不错的了。”

李芳思索片刻后，当庭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是两位老人在旁听席又开始捣乱了，他们再次试图劝阻李芳签署这份谅解书。

老人向法官大喊：“不能谅解，绝对不能谅解！这么一条人命就没了，我们要上诉，要让他偿命！”他们越是这样当庭闹事，越是让人感觉到，他们只顾着用言语把李芳和儿女架上道德的高地，却从未考虑过这一家人往后要怎么活。

法官没有理他们，宣布休庭，李芳母子三人低下头，沉默着。

我时常在想，一个人的命究竟值多少钱？

在大学里读到生命健康权时，老师告诉过我们，无论疾病、伤残或者死亡，法律上总会找到相应的赔偿标准，但生命的价值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赔偿额的多少与生命本身的价值不能划等号。

在具体的案件中，这个价值却被绑定在数字上，需要被精细到每一块钱。

因为在年迈的李芳眼中，儿女已经长大，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她需要为这个家的将来收下这笔钱。

而在受害者的两个哥哥眼里，只要钱能落在自己腰包里，能有多少是多少。

庭审第二天，我跟小康通电话。他说两位大伯自父亲死后二十年都和他们没联系，但不知为何，还是从河南赶到广州的庭审现场。

我问小康：“他们是不是想要分钱？”

过了很久，小康回复：“我们家愿意接受六十万元换谅解。”

我猜他有很多想说的，但我是令忠的律师，他不能和我说。即使是这样，在令忠女儿转账前，我还是特意提醒小康：“这笔钱是赔偿给你们母子三人的，不要把钱分别别人。”

小康没有回复。

这是我律师生涯的第一次独立刑辩。庭审结束，我总是忍不住去想李芳和令忠两家的未来。

李芳和儿子分散二十年，现在终于团聚了。

六十万他们会怎样花呢？母子离散二十年，会不会因为这次庭审重新团呢。

在两个儿女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是缺席的，女儿甚至没亲眼见过父亲。现在案件重启，令金柱活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丝痕迹被挖掘出来，就像是冥冥中给予两个孩子的一份礼物。

这笔钱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谋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姐弟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

而令忠的儿女，为父亲多年前的罪业买单，他们虽然卖房卖车背上巨额的债务，却仍然有个盼头，将来有天能够等到父亲活着赎清罪孽的那一天。

四个年轻人的未来，究竟值多少钱？

我想也许六十万赔偿额，绝对不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是为这悲剧画上句号。

无价的东西，终究要由无价的东西去兑现。

讲完这个故事，我问了吴懈志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受害者家属，你会怎么办？

他说自己办案子途中已经想到了这问题：

“如果是我爸遭遇横祸，最开始那两年，我肯定拒绝谈判，想要严惩凶手，甚至极端些，自己动手。如果二十年后呢？如果我或者我的家人很需要这笔钱呢？我不敢给出答案，你呢？”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讨论，每当出现凶案时，大家很容易代入受害者家属的角色，给出一个决绝的答案。

“要是我肯定亲手报仇。”

“搁我绝对忍不下这口气。”

但当真正站在受害者的处境上，往前再多考虑一步——“当情绪过去后，到底能留下什么？”

也许就会出现另一个答案。

我们不是当事人，无法感同身受，也很难评价到底哪个选择更对或更错。

但这个案子至少提醒了我一件事：

也许公正的结果不该是两败俱伤，至少不只是惩罚错误。

真正的公正一定更关注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尽可能地给到弥补，帮他们在将来也能好好活。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0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