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数学系七七届的女生们

现南京大学数学系教学办公楼丨图源：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管理办公室

撰文丨丁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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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国内，常听到一种说法：女孩子进校读书后，最初几年不亚于男孩，但读到后来，就渐渐落后了，尤其在大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女学生的智力和其他能力并不比男学生差。现在我就用手中之笔写出我大学女同学们的读书故事。首先自我介绍：我是七七级考上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在计算数学专业和她们同窗了四年。

在我们班的四十八名同学中，不仅有九位六六届、六七届高中毕业的“老三届”，而且也恰巧有九名女同学，她们是刘必跃、乔羽芒、李跃明、芦克莉、张朝宓、杨小惠、钱迈建、莫寄怡和游星辉。她们当中，1959年和1960年出生的比例最高。另外，这九名女生中，南京人竟然占了五个名额。

这五位南京女生中，两个最年轻的恰恰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其中一人却也是我班最先离世的。她走得太匆忙，还没来得及在她任教的南京高校带出一届新的学生。她有一个很优雅动听的名字——乔羽芒，见到它就会令人想起苏东坡词《赤壁怀古》中的两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可惜，她还没有遇到她的“周郎”就像天穹间彗星一闪而过的光芒，消逝在无尽的远方。写到这里，我想借助我的笔，代表所有的同学，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她，以寄托我们的怀念。

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应届毕业，乔羽芒却是我班首批录取者，也不是像我这样从计算技术专业转到计算数学专业。有理由相信她的高考数学分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分之一。单凭这点，她就可以比班上她唯一的“学弟”宋方敏更为自豪，因为后者和我一道是第二批录取者。在这个意义上，她是我班巾帼不让须眉的第一个佳例，所以本文一开始我要先讲她。

我刚进校就听说我们班的省高考语文状元冒荣在开学初就应这位小学妹的请求，为她写了一篇“演讲稿”。原来，乔羽芒的中学母校请她回校对学弟学妹们做个演讲，用意是号召本校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向这位学姐看齐。小小年纪的乔羽芒从未登上大会讲台，有点紧张，不知如何准备，于是找上门来，向高考语文状元“求救”。

乔羽芒是值得女孩子们羡慕的，是她们效仿的对象。这么小的年龄就考上了顶尖的南京大学，进的是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的数学系，在那里全系新生的高考总成绩与天文系并列全校第一。

冒荣的生花妙笔，经过乔羽芒的“激情演讲”，肯定让许多花季少年听得激动万分，跃跃欲试，准备以她为榜样大干一场。二十四年后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期间，冒荣又“为他人作嫁衣裳”，主动将官方起草的南京大学杰出校友田刚的“校友致辞”润色改写，又一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写作才华。回校参加校庆活动的我，在五台山体育场的万人庆祝大会上听到田刚的发言，为他取得的成就骄傲，也为他深情回忆自己和母亲两代人与南京大学的缘分而感动。

乔羽芒个头不高，皮肤白净，进校后光环在身，闪亮一时。她离世后我才听说她的父亲是南京一所高校宣传部的领导，平时对她疼爱有加，甚至稍有点溺爱。乔羽芒患上的是心理疾病。那个时候，心理学在中国已经几十年不吃香，饱受冷落，一直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鸡肋”专业。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时，它的心理学系尽管在中国历史最悠久，也只继续了六年，便被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了。于是，192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潘菽(1897-1988)校长也一块搬到京城当所长去了，同时，南京大学少了一个1955年首聘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而且是心理学学科的唯一学部委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遍更相信疗治人们心病的应该是宣传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心理医生，所以心理治疗师寥寥无几。

即便在现在，我们碰到的许多青少年心理问题，常常被划分到心理学范畴之外去解决，相当于让胸外科的医生去给神经科的病人开刀。比方说，南京大学一位书教得有滋有味的党史课王老师，有一次见到一位男同学偷看女学生洗澡，就习惯性地将他一把揪住，直接送到校保卫处处理。其实最最有效的处理者或许是一名心理专家，而不是政工官员或警察叔叔之类的。哲学家周国平(1945-)在他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坦承了他青春期开始后的欲望与冲动，读起来真实合理，但要按某些人的惯性思维，实属丑陋心灵，不公开批斗则“不足以平民愤”。

在美国，心理医生与心理咨询机构和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一样多如牛毛。有一个华人子弟，十多年前在美国读高中，一次他做完课堂作业，无课可听，深感无聊，便抓起一张纸画了一颗头颅，画蛇添足似地加了一支箭，穿头而去。这下麻烦大了，校方不能确定他是否有暴力倾向，于是他被强令休学几天，让专门的心理医生测试他是否真地患了要“杀人放火”的心理疾病。他的父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过颇受欢迎的一部专著《德育新论》，并在扬州某个高校首创了得到教育部表彰的“丁老师谈心屋”，重点应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听到儿子的故事后，这位丁老师也像国家前主席刘少奇(1898-1969)在“文革”初年那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可想而知，心理学对处于青春期、问题丛生的青少年是很有效的。

好莱坞影星苏珊·海华(Susan Hayward，1917-1975)主演的一部名片《伤心泪尽话当年》(I’ll Cry Tomorrow，1955)讲了一个歌星的故事。女主角从小被母亲逼着成为歌星，度过了不正常的儿童期。成功后，她深爱的男友却在他们结婚前病亡。从此她开始酗酒，很快遇到坏男人，同时母亲也不理解她。十七年的梦魇令她的心灵和身体受尽摧残，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关爱下，痛苦才被逐渐终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如果整个社会都有健全的心理咨询机构，乔羽芒或许能够逃脱心理疾病那可怕的魔掌，她遭遇折磨时就有可能得到全方位的帮助和有效的治疗。悲剧就在于，即便是南京大学这所部属名校，即便它的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率先在民国时期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但是当时整个校园却没有心理咨询师，更不要说挂牌的心理医生了。我读博士学位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有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免费服务。有个中国学生，太太常常和他吵架，搞得他做不好学位论文。一次大吵之后，他气得要死，恨不能马上离婚，只好去试试中国人平时不大光顾的本校心理咨询中心。没想到咨询师的三寸不烂之舌竟把他说得破涕为笑。心理学治病救人的秘诀之一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

也许，正因为乔羽芒没有得到心理救助，才早早离开了我们。

我班迄今为止三位告别人世的同学中的第二位也是女同学，也在南京出生，也于八十年代去世，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好名字——莫寄怡。她是本校教工子女，作为有一大堆历史问题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长女，她进不了高中，最终在南京的一家工厂工作了好多年。她父亲莫绍揆(1917-2011)教授的“历史问题”之一就是参与过军统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在“文革”时代，那可不得了，与臭名昭著的“军统”挂上钩，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军统特务，就是专门为虎作伥的军统之犬。因此，在那个不堪回首的特殊年代，莫教授受尽了羞辱甚至折磨。作为非高中毕业生，莫寄怡以较高的分数被南京大学数学系第二批录取。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融入了全班同学奋发图强的学习热潮中。

莫寄怡喜欢住在充满亲情的父母家中，因为天天见到自己的父亲，总是为同学着想的莫寄怡觉得这个数学系的大人物应该给我们传授点什么。于是浓眉大眼的莫教授放下架子，给非他专业的本科生做了一场十分生动的数学科普，告诉我们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数学家怎样面对数学上的三大危机。这场演讲留给我们记忆中的最为有趣之事莫过于，尽管“数理逻辑”是莫先生的拿手好戏，他每每吐出“逻辑”一词时，都要结结巴巴好几秒。可见“逻辑”已经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不易脱口而出。我班年龄最小的宋方敏被他的逻辑深深迷住了，大学毕业前报考他的研究生，从硕士一直读到博士，成绩斐然，现在是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领导人之一。莫先生是我们大学四年期间系里唯一给我们做过讲座的老教授。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托了他大女儿的福。

莫寄怡比班上大多数男生年龄都大，自然他们都被她当作弟弟看待。她不辞劳苦地为读了研究生的一位学弟充当月下老人就是明证。她自己也有弟弟，后来继承了父亲专业。她唯一的妹妹则嫁给了父亲的一名研究生，不过他却不是宋方敏，尽管我们都希望是他。这样的话，后者就是莫先生的得意弟子兼东床快婿了，跟历史上的某些翁婿数学家一样。

大学毕业后，莫寄怡留在本系教书。她也幸福地觅得了爱情，与同样出生于南京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比她大但比她低一届的本系毕业生成了家。他和我班的老三届一样优秀，聪明，说话幽默。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最得外婆的喜爱。

但是，正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所云：“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莫寄怡不幸患上了肝癌。在她与病魔作最后搏斗的那几个月，我班在宁的所有同学心都揪在一起。当她于1988年4月25日住院后，与她大学同窗四载、毕业后又同为计算数学教研室同事的好友黄卫华天天去医院看她。海外的同学张砚凝身在斯坦福大学，一直与他们夫妇保持联系。莫寄怡去世后，我读到她的先生写给张砚凝再通过他转给我们的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地回忆了莫寄怡的最后时光，读得我泪水涟涟。根据张砚凝的记录，莫寄怡于北京时间1988年5月18日晚11点42分去世，终年三十四岁。

三

写了两位逝者的往事，让我心情沉重。几十年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如烟往事，浮现眼前。现在，我记忆的脚步走到当年“名震全班”的一位巾帼英雄跟前。大学四年，她从没让班上最用功的男同学闲着，因为他们总是考不过她。她就是进校一开始就自称“老钱”的钱迈建。

老钱长我五岁。我不知道她是哪年高中毕业的，甚至她是不是个高中毕业生我也不甚清楚，但是我听说她进过一所中专学校，所以无论如何，她进大学前至少已有与“高中毕业”同等的学历。不过，即便她在中专学了高等数学，那种程度对于理解我们前两年用过的高等微积分学教材、吉林大学江泽坚(1921-2005)教授等人所著的《数学分析》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那个中专不开高等数学课，所以钱迈建进校时在数学水平上应该说输给了啃过微积分的王宏玉和魏木生。我一直对钱迈建如何大踏步向前迈进并在全班同学中一直保持名列前茅一事深感兴趣。比起班上的老三届何炳生来，“用功”一词或许用不上她的头上。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她视为天才，因为“天才”这个词不能随便乱用，但是“智力超群”一说是完全可以形容她的。你如果和她同上一堂数学课，就可以领略她的智力怎样超群了。我想，超群的第一原因应该来自基因：据说她的母亲毕业于西方人创办的位于上海的医学院，父亲则是从西方取到真经后回到祖国的。

钱迈建的父亲属于庚子赔款资助的最后一批留美学生，在他获得研究生的学位后准备归国之时，他的太太已经获得比利时一家医院的一个职位，连赴欧工作的护照都已经办好了，但是那时“学成归国以报效祖国”是中国留学生的主旋律。老钱的父亲决定回国，所以她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工作机会。回国后不久，1950年东北开始大建设，极需高级人才，于是钱迈建的父母响应国家的号召，怀抱才十个月大的大女儿，从上海奔赴东北。父亲担任了某个重要研究所的所长，母亲则终生肩负“治病救人”的崇高职责。

两位智商很高、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丘比特的爱神之箭射中了。当年中国的奇才赵元任(1892-1982)和太太杨步伟(1889-1981)都是留洋的博士，杨博士学的是妇产科，和钱太太一样都是医学专家，所以赵家与钱家应该有类似之处。这两个姓在《百家姓》中排在第一第二，都是声名远播。赵家夫妇的掌上明珠如兰(卞赵如兰，1922-2013)，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而钱家夫妇的千金小姐迈建，日后成了我们的同学，最终也在美国任教。

智力是成才的关键因素。这一点赵元任的终生朋友胡适(1891-1962)最清楚。他在1936年给他昔日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物理的吴健雄(1912-1997)写的信中说：

“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

钱迈建的优异成绩，确实是占了她聪慧大脑的光。她智慧的脑袋瓜还有一个奇异功能，这就是她那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几乎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如果她对古汉语再感兴趣一点，就可以同时修个中文系的学士学位，四年下来便可以把《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不幸得很，那时候中国的大学体制十分僵硬，学生不仅不让谈恋爱，也不让修第二学位。不过南京大学的杰出校长匡亚明(1906-1996)已经看到理科大学生普遍薄弱的中文根底，决定从下一届开始，在新生的必修课中增加一门“大学语文”。这对七八级进校的南京大学天文系学生夏志宏是个特大的喜讯，因为他的高考语文考了个不及格。早已功成名就的夏教授曾任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的创系系主任。他在《知识分子》公众号上连载的《点滴专栏》随笔写得颇为有趣，这和当年大学语文课给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

钱迈建超强的记忆力是大有用武之地的，除了用于数学外，也同样用在了英文学习中。进校后的第一学期，外文系的一位女教师在学校大礼堂做了一个怎样学习英文的演讲，她告诉听众大学的英文老师中为何上海人居多，就是因为他们的发音最好，所以钱迈建说英文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知道，七七级的数学系学生什么都好，就是英文不好，尤其是老三届们。比如说冒荣，他的英文水准大概只抵得上他中文造诣的百分之五。如果我们那届高考有第五门英文的考试，那老何老冒之类就很可能名落孙山。当然，凭老何的吃苦耐劳精神，他会慢慢赶上。他不是迟至三十四岁才开始学德文吗？现在德语可是他说得最流利的外国语了。我们班同学的英文程度与数学相比虽然黯然失色，却和外校的同系学子可有一比。王宏玉1984年考完北大数学系张恭庆(1936-)教授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回到南京大学宿舍，记得他最洋洋得意的是英文考试力压别人，须知他在班上是最怕念英文单词的人之一。

内因外因齐协作，天才勤奋一起上，让钱迈建如虎添翼，在学习成绩的排行榜上傲视群雄，能与之并驾齐驱的大概只有何炳生了。最精彩的考试镜头出现在大四第二学期的开始。班上差不多一半的同学都报考了本系或校外的研究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那些成绩优秀的青年男女，为了顺利获取继续读书的通行证，在之前的一两个学期就策略性地减少了选修课的数目，重点复习要考的科目。比如说，我那时正在修读的第二外语德语课班上一下子就少了好几个。集中兵力作战是符合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1981年9月初的全校研究生招生考试期间，在阶梯大教室考最难的科目——数学分析时，不少人紧张得要死，好像是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只见钱迈建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走进考场，随身带的是几片零食。到了揭榜，她考了全系第一，五门课的总分高达四百二十一分，比第二名的何炳生高出十一分。这次比的不仅是同班考生，而且还有外校考生，包括号称“读书不要命”的中国科大学生。我们很快从校报中得知，她那个“第一”不仅是全系级的，而且也是全校级的，用于比较的集合有将近一百八十位考上南大研究生的人。她这位“巾帼”，在四年大学最后的“统考”中，打败了那一百多位“须眉”。

四

与女同学中的老三届张朝宓大姐比起学习的条件，钱迈建深感幸运。老钱虽“老”，却还在单身阶段，因此，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学习中去而无后顾之忧。张朝宓就做不到这点了，她读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当了母亲，可想而知，她比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还要苦。一边念书，一边带孩子，尤其是第一年，那简直是异常困难。进校读书后，她面临着预产期的到来。去系里请假待产时，领导和老师们都建议她留一级，与下半年入学的七八级作伴。这时候，张朝宓显出英雄本色。她谢绝了系方的一片好意，凭着她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的老底子，凭着她在多年生涯中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她和周围的学妹们一样，将深奥的数学分析攻了下来；同时，也把儿子喂得白白胖胖的。当然，她的高考前几乎“不近人情”的父亲（参见拙文《30岁才读大学，那又如何？回忆我9个“老三届”同学的人生逆袭》），现在和她的母亲一道，为了她的学业进步，充当了她照顾孩子的好帮手，“满腔亲情”地与外孙打成了一片。

九名女同学中，生于大跃进那年的刘必跃不仅考了研究生，而且考取了；不光考取了，而且考分在系里名列前茅，恰好在我之上。我的日记写道：“1981年11月4日，我们收到了本系研究生入学考试五门课的成绩，我是总分第五。”共有四人门门及格，我有幸为其中之一。刘必跃是我们苏北人的骄傲，尤其是苏北姑娘的骄傲：她不仅书念得好，而且各方面的表现也好；她虽然出生于干部家庭，身上却没有一点娇气，更没有傲气。她当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时，和班长倪勤配合默契，两人合力把我们的班级管理得井井有序。当然，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无需管理，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历过社会这所大学的洗礼而自尊自爱自重，团结互助，彼此谦让。这与当今独生子女占主体的大学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班级活动总需要有人组织和安排，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

刘必跃大概最不擅长争强好胜，她性格温和，处处让人，以身作则。班上做得和她一样好的是张朝宓，但是她们的风格有所不同：张大姐对同学的呵护是多年修行的硕果，给人以长辈般的慈爱；而刘必跃的温柔性格与生俱来，自然得体。她后来和她姐姐学校的一位研究生结为连理，当他们夫妇在美国东部同一所公立名校双双拿到博士学位后，她也“让”了先生一把，已经在一所很强的研究型大学拿到正式教职并且薪酬不菲的刘必跃，为了先生的事业，放弃了自己如锦的学术前程，搬到靠近丈夫工作地点的另一所研究型大学工作，但她还是嫌靠得不够近，又一次搬到一所人文学院教书。这需要较强的自我牺牲精神。

同窗四年，我们班还有“功夫深藏”的两位能歌善舞的姑娘——杨小惠、芦克莉，她们既有同样的艺术天赋，也有同样的年龄，都比刘必跃小一岁。但是她们将自己的特长深藏不露，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隐士那样。所以当时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同学没那么幸运，耳闻她们夜莺般的歌喉或目睹她们优美的舞姿，直到将近四十年后，我们在聚会中才一饱耳福和眼福。即便在匡亚明校长鼓励我们大跳交谊舞并带头跳的那一年，我班唯一一次互教互学交谊舞的现场，她们依然不动声色。那次破天荒的俊男俏女手拉手集体活动，把老三届们吓得落荒而逃，而小字辈们却跳得兴趣盎然。田刚与我和刘必跃同时学会了“慢三步”，我们两人高兴得都不想走，但是，最会跳舞的杨小惠和芦克莉却没有在场上“大显身手”。

或许她们担心，一旦把我们男生唱歌跳舞的劲头调动起来，我们学数学的劲头肯定要下降，就像现今的青年玩手机一样，哪能安心苦读？那她们一定深感“罪责难逃”。当然，不唱歌不跳舞的更大可能还是我们的学习太苦太累，哪有心思去唱，哪有心思去跳？我和老乡同学居志建在中学文艺宣传队，一个拉了四年的二胡，一个演了四年的节目，但在南京大学读书四年，我二胡一次未拉，他舞台一次未登，整个心思都用在了看不完的书上和做不完的习题上。会拉手风琴的另一位同学更是惜时如金，四年期间也几乎没有拉琴给我们听，只是在我班参加全校歌咏比赛时拉了一次手风琴伴奏。

杨小惠看上去就是一只快乐的小天鹅，也许因为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之故。幸运的她碰上了好时光，高中没毕业就能凭耀眼的数学分数考上大学，而且像乔羽芒一样是第一批录取到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杨小惠的高中同校女生当中，还有二“惠”一“慧”，其中之一的惠小惠独占二惠，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另一个“慧”则进了南京大学化学系。所以有“惠”或“慧”之名的学生就是聪慧，容易考上南京大学，建议男孩子也取这个名。杨小惠读大学前就不让须眉，读大学后同样不让须眉，但是她在分数面前从不与人斤斤计较，她的聪明才智让她轻轻松松地拿到令自己满意的成绩。因此，没有人在她脸上发现过忧郁的神态。这种乐天派的好心境，让她在四十年后的同学群里还保存着大学时代的青春气息。

芦克莉呢？看到她的名字也许会以为她是个弱不禁风的“莉莉”小姐。错了，她是个斗志不输小伙子的军中女杰。她生于军人之家，住南京军区的干休所。她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管”对她最好的张朝宓身上：上课前常常拿起书包为她先占上一个看得清黑板的好位置。然后在家忙完了婴儿事务急匆匆踏着铃声奔进教室的张大姐，就可以在座位上先喘半分钟气，再听数学分析颜起居(1936-2011)老师或线性代数林成森(1937-)老师的课堂教学。男同学中互帮互助方面做得和她们一样好的有李晓铭与冒荣。我不知道他们俩是否常为对方占位置，但我知道他们四年中常在一起吃饭。一方有事时，另一方吃完饭后替他买好饭，几年如一日，友谊非同一般。

四十年后当我们聚会时，张大姐没能参加，因为她正待在身处加拿大的儿子身边。李晓铭在美国太忙也回不来。我们所见到的芦克莉腰杆还是像四十年前一样的笔直。冒荣也如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地为大家忙这忙那。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个别同学惊呼，芦克莉好像四十年没有变化。

芦克莉和杨小惠毕业后，前者进了技术含金量高的研究所，后者进了政府技术部门工作。很快，她们各自的同事就发现了受过数学训练的女子的厉害，她们当仁不让地成了部门的技术权威。我的博士导师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正是由于出身数学，后来在计算机科学界的名声很响。他当过这个领域美国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正教授，后来被哈佛大学挖去当讲座教授，也成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说不定像我班田刚那样是大学同班同学中唯一的院士。他的大学数学成绩并不突出，即便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录取了他读博士学位，颇难想象他能成长为台湾的数学院士。在他任教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在图灵奖得主印度裔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另一个华人在自传中说过，他于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时，曾经有过以数学为毕生事业的念头，但感觉自己“天资还差那么一点”，因此改换门庭。可是受过很好数学熏陶的他在计算机科学的王国如鱼得水，尽显风光。这些充分说明良好的数学训练对于理工人才的成长十分关键。

像芦克莉这样拿着数学的板斧在业界所向披靡的另一位女强人就是游星辉了。这位出生于首都的女孩一直游走在人文与理工的交汇处，她的思维是逻辑型的，但她的举止又是很感性的。她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和引人入胜的面部表情。我进校第一天的晚上就认识她了，地点是在辅导员邱增煌老师主持的“初等数学进修班”上。那时我们虽然专业不同，但她对还没有分清东南西北的我所表达的友好态度，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最后二字正好和“游星”谐音。可惜大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这在九个女同学中是唯一的。

游星辉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骏马，带有天马行空般的豪迈气概。如果她在旧中国的私塾学堂读书，倡导清规戒律的老学究见到她定会连连摇头，唉声叹气，但是在南京大学，这就不成问题了，让身体自由舒展是许多人专注工作后释放压力、松弛神经的自然做法，是在紧张工作后获得快乐感觉的源泉，在一位欧洲革命者的著名诗句里被描述得比生命和爱情还要宝贵。记得我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后所做的第一个学术演讲，是在我导师李天岩(1945-2020)教授的办公室内。那时我刚到密歇根州立大学不久，开讲前只见他屁股坐在椅子上，却全身放松地将双脚搁在面前的办公桌上，着实让我惊讶，因为这是我在国内几乎没有见到过的景象。他对我的报告提的一个要求是：“你要把我当成笨蛋！”从此让我懂得怎样讲数学了：要把听众当成“笨蛋”！后来的游星辉一脚跨过太平洋，把自己从北京的机械工业部某个设计院搬到西雅图。我记得清楚的一件事是，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时在全班同学相互临别赠言中曾经嘱咐我要“老老实实做人”的她，抵达美国后马上与我联系，索要了全班在美同学的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

此处借机提一下我在之前的文章《46年前，我们的大学》中没有细表的几位男同学，比如同是“南京大萝卜”的李亚非和张毅，以及远在昆明的乐天分子普乐。驰骋于应用疆场的他们与上面的几名女同学一样，对大学里学通的数学分析感激涕零，在各自的岗位充分运用了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与众不同的普乐，曾用他的数学智慧统帅着亚洲最大的锡业集团。张毅毕业后开始在大学教书育人，不久主管学校某个技术部门，后来奔赴加拿大，在人人都要与之打交道的保险行业从事软件开发。对计算数学经典算法背后思想的融会贯通，让他在设计计算机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如鱼得水。他将抽象的数学概念、新颖的计算方法以及优化的实现途径巧妙地“合三为一”，使得自己在商业技术软件的研发中所向披靡，游刃有余。李亚非则是我班同学中唯一一位将数值分析的威力施展于建筑工程的理论实践和结构优化。

他们中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李晓铭。大学四年，他不仅发展了智商，而且也发展了情商，事实上后者对他一生的成功至关重要。他一出国，就奔全美最好的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去了。我对李晓铭联系赴美读书所帮的一个无用的小忙是替他先代付了另一所名校入学的申请费用，而魏木生则帮了他大忙：所申请的系不仅录取了他，而且慷慨提供资助，因为老魏当时就在那所冬天极冷的大学做博士后，既有条件也有资格向录取者强力推荐。对同学几乎有求必应的魏木生帮对了，一个中国的数学系毕业生几十年后成了美国一所研究型大学的讲座教授兼某某中心主任。心理学这个专业大概顶多只需要一点统计学的数学知识。但是李晓铭何止仅懂这一点数学，他懂高等微积分，甚至学过实变函数论，或许也选修了泛函分析，所以在他的博士生阶段，他的推理能力不仅远远高于他的美国师兄弟师姐妹，而且可能比他的导师还要高上一大截，因此他能在他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足为奇了。

只剩下一位女生等待与读者见面，我让她最后出场，是因为她最有资格演压轴戏，她的名字发音特别容易和前面的李晓铭弄混，她叫李跃明。对于像我这样的全班普通话倒数第二名，喊她时说不定李晓铭要回答。普通话倒数第一名者，老三届徐万红也。因为徐万红平常不说普通话，把家乡话从苏北泰兴县老家说到南京大学校园。有一次教我们公共英语课的侯老师英文课上请徐万红回答问题。徐万红答完坐下后，侯老师说了一句引起全班哄堂大笑的话：“你的英文我听懂了，但是我没有听懂你的中文。”毕业时因成绩好而留系教书的徐万红，打报告坚持要调回他的家乡教高中，因为那里有他的一大堆家人后辈。于是那所中学实在太幸运，请回了一名著名大学的老师。这与黄卫华“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的过程恰好形成一个“反函数”。

李跃明三个字中间的那个“跃”字，也容易让人以为她和刘必跃生于同年。其实她诞生于从“大炼钢铁”年数起的第三年，与乔羽芒同年高中毕业，是我班女生中年龄并列最小者。她的姐姐和刘必跃同庚。那年降生的婴儿，许多人的名字都和“跃”字终身相伴，可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那一年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她的父母也不例外，将这个字嵌入了大女儿的名字当中，而且一不做二不休，随之而来的妹妹和弟弟也一路继承下来。但是李跃明的身体没有像名字那样及时地飞跃发展。不知是否因为一生下来就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故，她的体型偏瘦。

高三学生李跃明和一位比她年长五六岁并在南京一家工厂上班的张晓京都考上了南京邮电学院（现今的南京邮电大学）。她没有报考南京大学，就是担心万一考砸了就要面临“下乡插队”的命运。当时的政策是一家只能留一个在城里，而她姐姐已留城。如果南京大学被放进了她的志愿花名册，她可能就是另一个乔羽芒而冒荣就得忙着为两个女孩写演讲稿了。由于数学考分较高，李跃明和张晓京都被录取到了南邮的数学师资班，入学后被学校派到南京大学，进驻我班，与我们同窗了四年。他们与来自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的王润秋和戴群、石油系统的汤一鸣和潘卫平及本校地质系的周会群共七人都和我们“屋檐之下同学习”。刚开始时，这位腼腆的小姑娘比较害羞，与天不怕地不怕的游星辉互为对照。但是她的胆量与聪明劲儿与日俱增，两年后，她就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侃侃而谈的大姑娘了，正应了“女大十八变”这句古话。她的学业成绩也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成了令人艳羡的学习能手。

李跃明在班上的人气越来越旺。许多人突然发现，她写的钢笔字也和她的面庞一样秀气，与田刚的风格相似，不知是谁学谁的。这首先归功于她从小在家的书法训练，毛笔字写得好的人钢笔字自然就好。我班同学中，数学好的说不定写的字丑。如果在“文革”期间，这种比小学生写得还要歪歪倒倒的笔迹甚至会影响到找对象。那时一个姑娘爱上一个小伙子之前，常常先爱上他的钢笔字，就像现在不少女子谈婚论嫁前先爱上对方的钱一个样。别人我不知道，但我听说先父求婚获得泰山的同意就是因为他一手的好书法。我父母早期学生的字写得比我还好，但我没有见过钢笔字写得比我父母还要有功夫的人。幸亏现在电脑代替人工写字，庞中华(1945-)的硬笔书法字帖也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

李跃明的字，加上她的数学成绩，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俘获了班上不少男孩子的心。我没有统计过其他几个女孩俘获过几颗心，或者反过来，班上有几个男孩子俘获过几颗女孩子的心。这些我全然不知答案，仅仅知道有的心成了“受伤的心”。三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的东海岸也听到过一个关于“我班之心”的感人故事。虽然班级中不断涌动的爱情清泉没有一股结成正果，但深厚的同学情谊却一直保持不变。这自然得益于女同学们的涵养，也与她们经历过的数学训练求真求美相关。

大学刚毕业，李跃明就被南京邮电学院选拔培养，学习法语，这对她来说像学第一外语那样不是难事，她对语言和数学一样有很高的悟性。然后她被公派到法国的一所大学，专攻最优化理论。而我班另一位同学王雪平考上北大研究生后也被公派到法国，攻读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他们成了我班同学中仅有的两位沐浴过法兰西文明的人。

我班九名女生的素描就这样画出了。亲爱的读者，你对四十二年前她们的学习自信心和成就感是否引起了共鸣？此时，我想起了伟人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模仿它的句型，谨以“不管男生女生，只要奋发读书，就是好生”结束本文。

完稿于2024年2月12日星期一

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