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的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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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铭博士

凯风创投投资合伙人、深圳湾实验室分子生理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副所长。

这几年国内生物医药行业的热度背后，实际上有两个隐含的基本假设。一是这些企业研发的创新医疗产品，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都有市场准入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市场规模的天花板足够高。二是在定价和支付方面，大家期待中国的医疗市场里，政府医保或第三方支付机构可能会像美国的政府医保和商业医保一样，承担创新医疗产品的高定价和高利润，这意味着利润空间的天花板足够高。

这两个基本假设支撑了该行业的高估值和高速扩张。但几年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两个假设或许都不成立。

首先，对于在上一波浪潮中崛起的大多数中国创新医药企业来说，出海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成立。在中国大部分行业里，产品出海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性价比：先用性价比占领市场，才谈得上升级产品，建立品牌。但医药市场，尤其是欧美医药市场，并不存在所谓的性价比概念。当你提供的产品不能真正满足临床需求，不能提供相比标准治疗方案更好或者起码相似的疗效和安全性指标时，单纯强调成本低，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中国全国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6000人民币/年，其中人均药物支出约为1000人民币/年。而相比之下，美国市场的人均医疗支出大概是10万人民币/年，其中药物支出大约1万人民币/年。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的数字实际上也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高额的药物支出，其实是美国社会在为全球的医药创新买单。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医疗支付机构，比如政府医保，能以美国那样的方式支持创新药的高利润空间。

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必然会看到上一批以me-too概念为核心的创新药企业，实际上无法实现其高估值、高市值，必然会面临泡沫破裂的过程。

基于相同的理由，当这两个前提没有本质变化时，很难想象市场能够复苏。

要想复苏，我们需要关注什么？

中国本土的生物医药开始开发出能够满足欧美主流医药市场临床标准的产品，并且批量出现，这应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中国的医保（政府和商业医保）在进一步控制费用、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至少在某些地区、某些适应症和某些药物类型上，对创新药物实行差别化的支付机制。

如果这两个前提得以实现，在我们看来，行业有可能找到新的叙事，达到新的高峰。

我们凯风主要从事早期生物医药投资，对于前者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

首先一个理由是，我们认为生物医药行业是一个和基础研究突破直接挂钩的行业。而过去20年间，国家大力投入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研究能力大幅提高，开始持续出现世界级的发现。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去20年间国内生物医药开发的能力也在上一波热潮中逐渐完备。所以，我们相信一定有一部分基础研究突破，能转化为真正符合世界标准的创新医疗产品。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逐步出现一批既能出海也能在国内获得差异化定价机制的产品。当这类产品不再是零星出现，而是开始以一定批量出现时，我认为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将开始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主题，也即是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

在这个新时代主题下，我们凯风独创性的提出了“全球首创、同类最优（First in class and Best in category）”的概念。在我们看来，真正能代表中国医药市场时代主题转换的生物医药产品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基于全新的生物医学研究基础，比如新靶点和新作用机制，药物本身是First in class；同时，它在临床开发端有同大类药物的临床研究路线可供借鉴，不需要完全从头开始摸索，同时能真正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也就是Best in category。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药物能够有效利用国内在基础研究、药物开发和生产端的优势，也能有效规避国内在创新性临床研究能力方面的短板。

其次，我们还非常看好能够利用中国体制优势的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由于中国临床监管的双轨制，中国的细胞基因治疗药物相比美欧更容易在人体临床试验中验证疗效。这是中国医药市场一个独特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当这类疗法逐渐走出单基因遗传病的范畴，进入大适应症市场时（例如癌症、代谢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大适应症的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可能利用中国的政策优势快速超车，成为中国创新药较容易成功的赛道之一。

因此，我们对这两个赛道，即全球首创、同大类最优药物和大适应症的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非常看好。

徐渊平

达晨财智董事总经理、达晨晨健医疗基金合伙人。北京大学博士,中欧商学院 EMBA。

徐渊平：拉长看，其实投资还在增长

百济神州早年刚开始融资时，10多年前了，我当时所在的公司（中发展）还支持了百济神州。那时，国内纯创新企业相对较少，正处于起步阶段，而传统大型药企则相对较多。加之2019-2020年新药行业的热潮，大量资金的涌入显著支持了生物技术和新药研发。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的License out案例明显增多，这表明我们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国际大牌厂家也开始重视我们国内纯本土机构的研发成果。

鉴于海外市场的广阔，我们判断国内外市场的比例约为1:6或1:7。因此，包括百济神州在内的企业都在向“一带一路”、美国、欧洲扩张。真正的大型企业都是全球化的，如果全球化做得好，受单一政策变化的影响会减少。

同时，由于前几年各方面募资较多，研发投入较大，现在也可以看到成果。尽管近两年整体融资有所下滑，但许多新药企业和已获投资的企业仍在持续研发同时获得投资。总体投资虽然比高峰时期减少了约一半，但与2019年、2018年相比，仍呈增长趋势。未来，可能很多企业的研发投入会有所控制，但优秀企业仍在积极推进产品线和品种发展。

除新药研发外，还有许多辅助的细分行业，如进口替代的元器件、各种膜过滤、培养基和纯化设备等，

这些领域也都在起步，我们作为投资机构对此持乐观态度，相应的布局也会较多。

肿瘤是人类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对肿瘤研发的投入都较大。我们认为，许多细分领域或点可能竞争激烈，一些药物上市后销售可能会是另一种困难。

除肿瘤外，我们也对神经方面的投资。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神经退行性疾病是一个重要的疾病方向。此外，心血管和心衰也是我们关注的方向。

我们投资的重点是使用新技术手段解决尚未得到良好解决的疾病。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可能会更加突出，ADC技术迭代也有机会。核医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对某些肿瘤而言，核药的作用就像局部原子弹一样有效。

Me better或Best in class的失败率可能较低，同时也容易进入恶性竞争，例如PD-1药物的情况。当然，一些First in class的尝试仍然值得关注，尽管风险可能较大。    

【本文是“巴伦中国主题闭门会——医药行业2024展望”嘉宾发言内容的整理，已经过王立铭、徐渊平先生审阅】

文｜王立铭、徐渊平

编辑｜锂氢赵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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