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批评拜登政府军费申请不足

拜登政府近日向国会提交了2025财年预算草案，其中包括8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引发了美国国内巨大争议。针对这一预算将要求美军在拥有更少资源的情况下完成更多任务的批评接踵而至，多名美国专家撰文抨击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提出这样一份国防预算草案荒谬不堪，但也有专家指出，预算的编制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不能仅依据其规模判断是否合理，且在后续国会审议和表决阶段仍有改善空间。

拜登政府提出的2025财年的国防预算草案总额8500亿美元，主要用于四个方面。第一是1820亿美元的军事人员费用，用于支付全志愿兵役制下现役、预备役和退役军人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第二是整个军事组织的运营和维护费用，总额约3380亿美元，用于支付国防部79万名全职文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设施维护、能源燃料、培训、运输、仓储等一系列下属机构的日常开销。其余则是16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采购费用和143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资金，这些资金不仅将用于向各军工承包商采购成品军备和装备升级等支持性服务，还将用于支付军队或民营实验室中进行的基础科学实验、初始设计与研发以及武器原型的测试验证费用。

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专家伊格琳（Mackenzie Eaglen）认为，拜登政府的国防预算草案存在五大缺陷，使美军在疲于支援欧洲和中东两场战争的同时进一步落后于中国。首先，军费的增长幅度落后于通货膨胀率。虽然2025财年预算草案总额比去年增长了1%，比2023财年增长了4.1%，但考虑到到过去两年7%的总通胀率和去年2.1%的预计通胀率，新的国防预算实际产生了负增长，采购经费减少4.4%，研发经费也下降了1.3%，这将使得美军原本已经停滞的现代化进程更加乏力。

其次，陆军实力将受到严重削弱。陆军是唯一一个被削减了运营维护费用的军种，如果预算按照草案执行，陆军将不得不取消多个已经立项的武器现代化项目，导致其现代化水准下降2.4%。而且，支援乌克兰作战已经几乎掏空了陆军的弹药库存，严重的募兵危机也将使陆军士兵的总规模下降到1940年以来的最低点。

再次，海军不进反退。海军的造船预算比去年减少了4亿美元，因此在新的财年仅能采购6艘新军舰，将是2006年以来历届政府采购军舰数量最少的一年，在军舰采购数量降至谷底的同时，海军计划退役的舰艇数量却不断攀升，2025财年海军原计划退役多达19艘主力舰艇，使明年海军舰队总规模净损失9艘军舰。

第四，空军规模也逐渐缩水。新预算计划采购91架新战机，却要退役250架已经超龄服役的飞机。F-35和F-15EX等主力战机的采购数量较去年都迫于财政限制而相应减少，新式B-21轰炸机的采购资金虽未完全取消，但被延迟至未来几年的预算中。

第五，弹药采购费用的降低进一步加剧军需库存的紧张。尽管五角大楼此前一再呼吁国防工业界扩大弹药产量，但新预算中用于采购此类军需的资金却缩减了8亿美元，虽然针对增加精确打击导弹等特定弹药准备了专门的资金，但对于近期在红海地区中的作战行动中消耗迅速的海军打击导弹、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和“标准”防空导弹的采购数量却反而有所减少。如果不能投入稳定的资金，国防工业界将不会对国防部的需求做出反应来雇佣额外和工人和扩大产能，届时美军及其盟友将在正在进行的冲突中难以为继。

拜登政府的这份国防预算草案与美军面临的现实情况脱节，迫使美军在“关键十年”中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使其落后于潜在的竞争对手。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战略主任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认为，这份预算草案不切实际，是战略和政策上的轻率之举，并直言这将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相形见绌。他指出中国海军已拥有370艘舰艇，而美国海军在新预算下的规模是292艘，未来双方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开到100艘以上。他还认为，拜登政府正在犯和二战前的历届美国政府一样的错误，赋予美国军事力量宏大战略目标的同时，限制其所能拥有的资源水平。这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匹配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执意将国防预算和军事手段固定在某一特定范围内，而不顾及国际战略环境和对外政策目标的演变。

哈德孙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帕特（Dan Patt）和中心主任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则撰文称，新预算反映出政府在国防建设上的投机取巧，试图建立一支“一刀切”式的军队（one-size-fits-all military），幻想其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面对的所有安全问题，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不同行为体的战略挑战的能力。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等则认为，不能仅从规模和增长率的角度评判新的国防预算合理与否，而应该将美军的军队规模和战争规划结合起来分析。首先，结合马蒂斯和奥斯汀两任国防部长出台的政策文件和前空军参谋长古德费恩关于美军当前任务的描述，美军已经从冷战后同时准备应对两场战争的框架转向专注应对一场战争或一个敌人。理想状态下，美军致力于与一个敌人进行大规模武装冲突，同时威慑其他潜在的敌人，但如果威慑失败了，美军并不准备两线作战。如果需要同时与中俄作战，美军目前的规模和兵力结构需要扩大25%-50%，这显然不是单靠大幅增加一份预算草案能够做到的。

其次，美军最近数十年来都保持着总体兵力结构的稳定。虽然不少人鼓吹不切实际的扩军计划，但美军自1990年来各军种的规模变化都没有超过5%-7%，同时，美国在东亚和欧洲的海外军事基地中都维持着超过10万名作战与支持人员，各军种人员和武器数量的小幅缩水并不会立即影响美军整体的态势。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都将部队的质量视为比部队规模更重要的优先事项。这两届政府的决策者都无意鼓励关于美国是否需要一支更大的军队的辩论，而是希望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通过确保质量优势来维持军事优势。

最后，预算草案的提出同样受到官僚政治、党派斗争、政策惰性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援乌问题上咄咄逼人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显然对限制拜登政府的国防预算制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欧汉龙认为，随着国会开始审议政府预算请求，许多问题和细节仍有讨论的空间，比起美国所要着手解决的现实地缘政治困境，美国整体的国防预算并没有像许多批判者宣称的那样到了完全失衡的地步。

转自上海美国研究 作者 美国动态 文章编译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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