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华裔教授张泰苏：说得尖锐一点，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

7月前

作者：张泰苏来源：美中科教（ID：ACSEF111）鲁稚的阳台  编辑

张泰苏，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教授先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和数学学士学位、法律博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并有执教布朗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和香港大学的经历；曾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协会会长。

如果说耶鲁的精髓在哪里，就是学术自由，思维自由，没有局限。你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有人鼓励你，都有人帮助你。学生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维往哪个方向突破，他都会帮助你，扶持你。没有任何框框，没有锁死的框架，没人逼着你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向往前走。这很重要，至少在你思维素质上培养得非常好。还有就是独立思考和敢于挑战的精神，整个学校的感觉都是如此。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跟政府上书，像法学院的教授跟美国国会打架，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等等，闹得很凶。真的像挑战的感觉，对学生是挺大的激励。另一方面，这还是一种学术素养，真的把学术做透了，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它能教给你在其他学校学不到的一些基本准则。

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说得尖锐一点，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差得很远。教授很重要，一个好教授给你的启发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国内很多非常好的大学都没有这种感觉，那种特别强烈的思维刺激是很难找到的。人文精神差一些，不是那么认真。学者本身的素养差得很多。

和国内上学的同学相比，我有时候会觉得，国内的同学思维方式不那么严谨，谈话的时候比较容易浮夸，自己不很清楚的东西也瞎说。有些特别聪明的同学，说话的时候很机智、很敏锐，但就是让你觉得他们背后的知识底蕴还不够，知识的积攒不是很坚实。他们学习的课程很多，但是每门课不够深入。课程有点机械，有一些还很枯燥。稍微面广一点、思维广一点的课，学生可能只要求读一两本书，而我们有的课要求读十几本书。毕业论文的要求也差得挺大，耶鲁的毕业论文需要做一年，要经过好几次审查。可能在指导导师那里就审阅了好几次，最后还要再审查两到三次。他们要求本科毕业的论文，好一点儿的是可以发表的。我觉得国内的学生可能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

还有一点就是国内大学在上大一时就分专业，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耶鲁大学在大三时才分科，美国很多其他的大学也一样。在国内选择余地太小了，一旦进入一个系，你就有一条已经确定的路，你必须一步步走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小，你想转个弯都没有可能。周围的人可能普遍受社会风气影响，比较功利一些，大家想得比较单调、比较实际。我不敢说我比他们有理想，我只能说，大学校园受整个中国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很严重。

在耶鲁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到我这届为止，基本上所有人都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学生物专业，学生物或者医学，要么就是做投资银行。学经济有几个好处，第一是容易。学起来容易，拿好成绩容易，毕业容易。第二就是可以挣钱。中国人还是挺想挣钱的。第三，如果以后想从政、进政府，学经济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在海外，华人多数都学经济，这很正常。我自己不太担心钱的问题，因为法学院毕业你想挣钱的话随时可以挣。

从法学院毕业，不要说从耶鲁法学院，从任何一个在美国排名前十名的法学院毕业，你想年薪15万美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要挣很多钱，但是缺钱可以挣，我有这个能力。我这个人生活挺简单，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

我近期的希望就是把该读的书读完，希望为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怎么重新振兴文化？如何才能使中国既有健康的文化和社会道德，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够参与国际竞争，找一个平衡点。假如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我就会觉得很高兴。我觉得可能十年都找不到，搞不好要找一辈子，希望十年之后能找到初步的答案吧。我想我会写书，至少在三个圈子之内——政府、政治圈、法律界——产生影响，能够比较发人深思。另一方面，我还多少希望可以跟中国的法律界直接挂钩吧，可能的话去当法官，或者是当高级顾问也可以。只要你说的话有人听，你可以有影响就满意了。假如有这种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争取，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很有希望的。

我不像很多人张口闭口都是民主自由，我也不觉得民主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我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只要人民能够幸福，精神上充实才是一个目标。民主是一种精神充实，但它不一定适合咱们的精神充实。实际上，世界没有纯粹民主的国家，包括美国，所以民主本身不是绝对的，也不只有唯一的形式。精神充实有很多种，包括一个善良的、完善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和道德观。但是跟民主总要有关系，你总要尊重人民，以人民为出发点。

假如我找一个古人做榜样，我可能比较喜欢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或者王阳明、张居正那种感觉。我就是想既能把学问做透，又能把自己的学问和理想付诸实施，至少我的希望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