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如何寻找职业“第二春”？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转变，莫过于美国总统权力的交接。上任时，总统们就知道，自己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留下印记的时间是有限的。尽管他们都在向职业生涯的山顶攀登，但大多时候，他们并没有计划好回归普通公民生活后要干什么。在完成最重要的工作之后，你会做什么呢？

前CEO或商业领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非美国总统所独有。对于正思考着这个职业和人生管理中最棘手问题的人们来说，前总统们提供了跨越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我们将介绍七位美国前总统卸任后的职业道路，看看他们为正在考虑职业或人生转型的高管们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选择。

无论是《独立宣言》背后的创始思想，还是1812年，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在战争中被毁后，他对图书馆的贡献，甚至是他毕生致力建造的，位于蒙蒂塞洛的完美家园……这些都表明了，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位终身创始业者。

1819年，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杰弗逊终于有机会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愿望：以弗吉尼亚大学“之父”的身份再次成为创始人。

从在威廉·玛丽学院就读的学生时代起，杰弗逊就热衷于建设一所大学。

即使在担任重要公职期间，他的想法也在不断发展。他认为，教育可以推动进步，这是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关键。他依靠自己的“职业网络”——指里士满和华盛顿的政治盟友，如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他们对大学能得到必要的政府支持和批准至关重要。教育对他来说，似乎才是最重要的——杰斐逊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了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成就，而不是成为美国总统。

与杰弗逊一样，连续创业者的脑海中往往萦绕着一个伟大的想法。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就是一个例子。他在16岁时就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后来又创建了维珍集团，目前在35个国家拥有40家公司。但是，就像杰弗逊将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描述为一个“花了四十年时间诞生和培育”的想法一样，布兰森也一直抱有一个“毕生愿景”：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这是他“从小就梦想的”。

如CEO们所知，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总是和想象中的一样。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深有体会。他在一片怀疑声中入驻白宫。有人声称，他与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Henry Clay）进行了“腐败的交易”，才击败了理应赢得更多选票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事情本不该如此发展。实际上，从约翰·昆西·亚当斯出生起，他的父母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就把他送上了总统之路。亚当斯在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曾担任过大使、参议员和国务卿。但在白宫度过一个相对“无足轻重”的任期后，亚当斯在1828年的复选中被杰克逊击败。

两年后，亚当斯决定竞选众议员。在一个更低的职位上，他找到了更高的使命。他在众议院任职近二十年，成为了众议院重要的废奴主义者。他在最高法院的辩论成功捍卫了从“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上挣脱枷锁的奴隶们的权利。因此，他获得了担任总统时从未有过的、遍布全国的追随者，并帮助将废奴运动从边缘运动转变为更主流的意识形态。

正如亚当斯在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类似比尔·盖茨的企业领导者，在离开办公室后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离开了“微软CEO”，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位置之一，并与当时的妻子梅琳达一起建立了一个世界级的慈善机构，在全球人道主义和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基金会迄今已提供了超过710亿美元的资助，同时还创建了一种全新的、有影响力的运营模式。“对基金会来说，这意味着要寻找市场失灵——即公共或私人可能都没有足够动力介入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如果慈善机构不采取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基金会CEO马克·苏兹曼（Mark Suzman）在2024年年信中写道，“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促进其他人的行动，一起扩大能挽救生命的创新，并为解决问题的人提供工具，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快。”

当美国总统连任失败时，他们往往希望重操旧业。从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再到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很多人都尝试过这条路，但迄今为止，只有一位成功了。

这个人就是美国第22任和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与许多前CEO一样，克利夫兰起初并不想重返办公室。第一个任期结束后，他与妻子和日益壮大的家庭在纽约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但就像那些没有做好CEO继任计划的公司一样，因为民主党内没有一个可靠的继任者，他同意再次参选。他还认为，击败他的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正在把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

根据史宾沙的研究，自2000年以来，共有38位标普500指数的CEO在离职后卷土重来，成为所谓的“回旋镖CEO”。从阿兰·乔治·雷夫利（A.G. Lafley）离职四年后，于2013年重新加入宝洁公司担任CEO，到鲍勃·艾格（Bob Iger）将CEO一职交给鲍勃·查佩克（Bob Chapek）18个月后，重新加入迪斯尼公司，同样的故事充满了各个行业。

“回旋镖”CEO们在第二次转任时，往往会遇到更艰难的环境。克利夫兰也是如此。他在第二个任期还没开始时就遇到了困难。在大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1893年的大恐慌让经济崩溃，而一支反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分队又在夏威夷协助策划了一场政变。

然而，经验也有它的优势。克利夫兰在担任总统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建立了美国海军，处理了劳工动乱，阻止了党内的民粹主义浪潮，并帮助经济开始复苏。但他离任时的名望远不如上任时。

几乎从出生那天起，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想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他把最高法院称作自己的“圣地”（sacred shrine），甚至还在一次总统演讲中说：“我爱法官，我爱法院。他们是我的理想，是公正的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和体现。”从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都曾考虑提名他成为法官，罗斯福甚至提议让塔夫脱担任此职，但时机始终不对。责任——以及家人的坚持——不断将塔夫脱推向白宫。

1912年，塔夫脱在竞选总统连任时屈居第三，丢尽颜面。此后，他只剩下一个职业目标：成为美国的首席大法官。1921年，63岁的他如愿以偿。塔夫脱在法官席位上就座时说：“事实上，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当过总统。”

我们都有梦寐以求的工作。罗杰·克龙（Roger Krone）是美国童子军的CEO，他的经历或许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类比，来表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和走过不同寻常的道路后实现梦想意味着什么。克龙曾是一名鹰级童子军，2014年至2023年期间，他一直担任美国莱多斯（Leidos）公司的董事长兼CEO，这是一家价值140亿美元、拥有4.7万名员工的《财富》250强政府技术公司。作为CEO，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公司收入和市值翻了三倍。由此，他为自己可以担任一个新的角色创造了可能性，并可以通过这个新角色来回馈在他生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机构（即童子军）。2023年5月，从莱多斯退休后，克龙成为了美国童子军的CEO。

“作为一名终身童子军，有机会领导童子军运动是我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的完美谢幕，也是一个回馈社会的机会，”克龙后来说，“童子军是我和我的孩子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同样奇妙的体验。”

对人们来说，赫伯特·胡佛总统是失败的，因为大萧条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开始的。胡佛的陨落源于政策的失败和选举的失利。

但鲜为人知的是，直到90岁的高龄，胡佛都还能回到他热爱的事业中，为人类服务。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派遣胡佛——唯一还健在的前任总统——帮助规划欧洲和亚洲的饥荒救济工作。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胡佛领导委员会重组行政部门，为联邦政府节省了近10%的预算，重建了自己的声誉。理查德·尼克松也在《六次危机》（Six Crises）一书中说，1960年的大选引发分裂后，约瑟夫·肯尼迪请胡佛召集肯尼迪和尼克松公开和解，以便国家能够重新团结起来。

“落马”后“赎罪”的故事并不仅限于政客。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是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Martha Steward Living Omnimedia）的创始人，2004年，她因一起内幕交易案被判犯有重罪，被判处5个月的联邦监禁。后来，她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解，同意五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出狱后，斯图尔特卷土重来，重新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并在2012年成为公司董事长，又在2015年将公司出售给 Sequential Brands。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斯图尔特的声誉不仅恢复了，甚至还超过了早年创建公司的时候。

吉米·卡特卸任时还很年轻，仅56岁。但他不受欢迎，继任者几乎反对他的每一项政策。卡特并不打算像格罗弗·克利夫兰那样重返白宫，也不想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样被任命担任任何职务。

因此，卡特给自己规划的“第二春”独一无二。四十多年来，他利用前美国总统的身份，继续在华盛顿工作。“卡特中心是我们在白宫所做工作的延伸。” 卡特曾对他执政期间同事过的官员们说。

没有政治职务或机构的限制，卡特可以自由推进自己的议程。他成为活动家、人道主义者、全球健康倡导者、人权捍卫者和民主促进者。他推进自己的外交政策，在联合国、朝鲜以及围绕巴以冲突开展自由外交——这并非没有争议，有时，他的外交甚至还会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是两党继任者的眼中钉，但他的善举为他赢得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尊敬。如今，他已进入临终关怀阶段，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

离开谷歌CEO和Alphabet董事长的职位后，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也开始扮演类似政治家的角色，将工业界、学术界、慈善机构和政府汇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当今紧迫的技术、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挑战。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创新委员会（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Innovation Board ）主席长达四年，并担任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主席。他说：“我现在的工作是创建杰出人才网络，为他人做杰出的事。”他将自己的“第二春”描述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

在这个寿命和健康不断延长的时代，前高管需要以某种方式保持活跃和成长，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完全脱离熟悉的职业生活。这就是小布什卸任总统后的选择。他远离公众视线，让人联想到他的前总统父亲老布什曾经告诉过他的，关于尊重体制和离任生活的道理：“对继任者的批评会削弱总统职位的力量。”

现在，小布什整天专注于信仰、社区和一种很少有人想得到的新消遣——在卸任总统后的十五年里，小布什成为了一名画家。他说：“我认为，充实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接受挑战。我在高尔夫球场上接受挑战，我在健康方面接受挑战，我在绘画方面接受挑战......我很快乐。”他表示，有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抛开一切，寻找新的激情。

小布什的后总统之路与杰夫·博伊德（Jeff Boyd）——Priceline及其后继公司缤客（Booking Holdings）的长期CEO兼董事长——并无二致。博伊德从2002年11月至2013年12月在缤客担任CEO，2016年再次担任临时CEO，2014年至2020年担任董事会主席。在这18年间，公司市值从约5亿美元增长到近7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2%，博伊德也因此被CEO集团（Chief Executive Group）评为“最有价值CEO第三名”。

多年来，博伊德一直致力于培养钓鱼和音乐的爱好，以至于退休后，他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主要工作。除了在家得宝、Clear和奥斯卡健康公司（他是该公司的董事长）的董事会任职外（一些“传统”的“后CEO”职位），他还收购了一家小型钓鱼店，并将《财富》500强企业CEO的管理理念引入该钓鱼店。他还将自己长期以来对歌曲创作和表演的兴趣发扬光大，以Rusty Gear为艺名，开创了非常成功的职业音乐事业，发行了七张专辑，并进行现场表演。他在Spotify上的月听众数接近10万。

在这个一切都政治化的时代，布什的后总统生涯反而回归了乔治·华盛顿所开创的先例——在家过平静的生活，远离政治。再强大的人都要学会放下。

成功的前总统与结束企业生活、进入新阶段的商界领袖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从未失去野心，继续学习并不懈努力。许多人成为了优秀的教师，致力于帮助下一代崛起。他们往往重新发现了激情，追求着久违的梦想。他们还与自己在进入白宫之前认识的重要人物叙旧并重新建立联系。

总统们离任后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路线图，展示了任何人从一种职位过渡到另一种职位时，可能有的状态。高层尤其需要这些，因为CEO和其他高层领导通常会把自我身份与工作联系在一起，而不愿意谈论离职后可能会做什么。如果美国总统都能找到自己的第二春，那我们也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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