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妈妈被抢走孩子后，全世界都说她是虐童犯｜天才档案24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桩诡异的病例。

有个妈妈近十年全职照顾“生病”的女儿，就诊过无数医院，负债200多万。可是医生来和女儿单独沟通时，女孩却说自己根本没生病，同时她的人身自由受到控制，手上还被纹上了妈妈的名字。

这位医生最终没有选择继续治疗，而是找到了女孩的其它家人，确定了这个妈妈患有心理疾病——

通过证明儿女有病，而迫使外界关注自己。

其实无论国内外的医院，都有通过观察儿童患者，而发现背后父母是虐童犯的例子。同样的事搁到美国，医生会直接给儿童保护组织打电话，试图拯救这些孩子。

我们都觉得，保护孩子是最重要的事，迫切地想马上通过抓捕“有嫌疑”的父母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些方法真的一定是对的吗？

今天的故事，讲的就是美国儿童保护机制引发的一起大案，大众起初坚信，此案中的父母是一对不折不扣的“虐童变态”，可到审判过后的许多年，人们才发现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2016年10月的一个夜晚，飓风马修登陆美国佛罗里达。

这是十余年来登陆美国的最强飓风，数十万栋房屋陷入停电，路灯熄灭，桥梁封锁，沿街的店铺通通关闭。人们收到警告：“请务必待在室内，现在外面非常危险。”

漆黑空荡的街上，一辆私家车疾驰着，在暴风雨中驶向霍普金斯儿童医院。

驾驶这辆车的，是已经退休的消防员杰克·科瓦斯基，而他十岁的女儿玛雅，正坐在后座嚎哭。

当天傍晚，玛雅说自己肚子痛，起初只是一阵阵地，后来越来越厉害，痛得她尖叫哭泣。杰克马上给值夜班的妻子贝娅特打电话：“我必须把她带到急诊室。”

约翰·霍普金斯儿童医院

到了医院，杰克告诉分诊处的护士，“她很可能是 CRPS 复发了。”

护士都没听说过这种病，“ CRPS 是什么？”

这是玛雅患过的一种罕见病，全称是复杂性局部疼痛综合征。患上这种病，身体的某个部位会不定期疼痛，可能是四肢，也可能是头部或者腹部。

更可怕的是，病情一旦发作，患者的皮肤就变得异常敏感，触碰一根羽毛，就像刀子扎进身体。有的患者难以忍受这种剧烈疼痛，甚至自杀了事，这种病因此有“自杀疾病”的魔鬼称号。

自从玛雅患上这种病，杰克夫妻俩就四处求医，眼看着女儿好转，刚过一年，恶疾又复发了。

杰克虽然知道玛雅的病症，但更多的问题他回答不上来，只能给妻子打电话。玛雅的病一直是妻子贝娅特操持，她是护士，懂得医学知识远比杰克丰富。

电话里，贝娅特毫不犹豫地说：“她需要氯胺酮，还有低剂量的纳曲酮，口服。这是之前医生开的处方。”

儿童医院的医生慢吞吞地，似乎有意在拖延，直到一小时后贝娅特赶到，依然没有给玛雅服用止痛药。眼看着女儿深陷痛苦，贝娅特攥着处方，对医生摆出强硬态度：“这就是你们要做的。”

医生告诉贝娅特，这个处方有呼吸衰竭、心脏停搏的风险，需要谨慎对待……总之就是不愿按处方开药。

双方磨来磨去，医生最终同意，给玛雅开低剂量的氯胺酮。贝娅特清楚，低剂量无法对抗女儿的病情。

如她所料，服药两小时后玛雅依然疼痛不堪。贝娅特和医生争执起来，要求加大氯胺酮的剂量，不然夫妻俩只能带着玛雅离开，“你们医院治不了，换一家总可以吧？”

医生离开诊室，回来时通知夫妻俩：“玛雅必须留在这里，如果你们强行带走她，我们就叫保安。”

荒谬的命令让夫妻俩感到沮丧，却并不震惊，尤其是妈妈贝娅特。

身为护士的她清楚，当医院怀疑某个儿童遭到虐待，有权禁止父母带走孩子。她也知道，是自己加大氯胺酮剂量的要求，让医生产生怀疑。

因为这种药既是麻醉剂，也是一种毒品，它有另一个俗名， K粉，长期滥用可能出现抑郁和自杀倾向，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可是夫妻俩知道，他们没有虐待玛雅，两人问心无愧。回家整理好玛雅的过往病例、资料，回头再来和医生讲清楚就是了，一时误会总能解开，没必要和医院闹冲突。于是两人为玛雅办理住院，待到探望时间结束，离开医院。

第二天，杰克到病房探望玛雅，病房里除了护士，还坐着一个棕色头发的中年女人。

棕头发女人没有做自我介绍，对着杰克一通质问：“玛雅怎么回事？在哪里治疗的？吃什么药？怎么能给她这么高剂量的氯胺酮？”

杰克说：“那是医生开的药方。”

棕头发女人没再说话，和护士一起离开。片刻后，护士回到病房。

“你必须离开病房，”她警告杰克，“州政府准备监护玛雅。”

“州监护”是美国一项儿童保护制度，当父母有虐待儿童的倾向，或者有吸毒、酗酒、家暴等恶行时，州政府通过家庭法院的听证会，就能收走监护权，甚至将孩子带走。随后再根据父母的长期表现，决定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或者给孩子找一个寄养家庭。

护士这句话，意味着杰克夫妇被当成准虐待犯。

杰克和贝娅特非常困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弥天大错。

回到家，他们收到一份法院通知。佛州儿童保护组织控告贝娅特，罪名是医疗儿童虐待。两周内，将举行听证会。

在这场听证会以前，杰克可以在社工的监视下与玛雅见面，而妈妈贝娅特禁止见玛雅，连电话也不能打。

夫妻俩找到一家律所，与其说让律师辩护，不如说想搞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儿童医院的医生，秘密通知了儿童保护组织的调查员。调查员见了玛雅，也看了她的诊断经过，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获批后，就启动了州政府监护计划。

贝娅特不明白，她没有见过任何调查员，谁也没到家里来问过情况，怎么就能断定他们虐待了玛雅？

律师指着那份法院通知单，告诉贝娅特，上面的罪行不是暴力，吸毒之类的，而是医疗儿童虐待。这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型指控，只要孩子患有不寻常疾病，家长带着孩子看过五个不同的医生，试图想找出病因，就可能遭到指控。

因为这样做，有可能是家长在收买医生，让孩子接受不必要的治疗，去满足家长自己的心理问题。

这种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有些家长患有一种心理疾病，名叫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说白了就是孩子没病，家长刻意夸大负面信息，带着孩子不停地看病。

也就是说，调查员认为玛雅没病，有病的是贝娅特。

贝娅特愣在原地，半天才说出话。她问律师该怎样证明自己。

律师叹了口气说：“这些调查员，权利大得不可思议，你们能做的只有配合。”

但是医院如果认为玛雅没病，就不会给她服用氯胺酮，玛雅的病情只能一点点恶化。

律师耸了耸肩，给杰克夫妇透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佛罗里达州的儿童保护组织，实际上是私营的，政府把这活儿外包给一个组织，名叫阳光海岸中心。而它的大本营，正好就是那家儿童医院所在的县。在这个县里，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概率，比美国平均数量高出两倍不止。

所有来到这家医院的罕见病儿童，都是他们的猎物，只要发现父母身上的一点瑕疵，就能举报给儿童保护组织，后者从父母身边夺走孩子，分配给特定的寄养家庭，这样的流水线已经运营多年。

更可怕的是，整个流程完全合法，父母没法求助法院和警察。

律师说：“没有办法。遭遇这种事的父母只能配合、服从。”

贝娅特一家全家福

贝娅特不甘心。她不能忍受被当成罪犯，眼看着他们夺走病情恶化的玛雅。不能和玛雅联系，她就频繁地和护士、社工通话，仔细询问他们每天给玛雅服用了什么药，同时录音，再写下笔记。

她准备了一大堆材料，从她给玛雅小时候写下的每一张纸条，到带着玛雅看病录下的每一份视频资料，还联系每一位给玛雅诊断过的医生。

她的想法非常单纯，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虐待犯，儿童保护组织就没法从她身边夺走玛雅。

就是在这期间，丈夫杰克与贝娅特出现裂隙。

杰克干了一辈子消防员，尽忠职守，他相信只要配合调查，肯定能得到公正的结果。他听了贝娅特和医院社工的电话录音，对面显得非常不耐烦，甚至有时直接挂断她的电话。杰克认为贝娅特的行为是在挑衅、激怒对方。

杰克说：“别再和他们提要求了，你会惹更多麻烦。问这问那，只会让他们觉得你在骚扰医院。”

贝娅特哭着回答：“我不是虐待犯，我不想让孩子受苦，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有权问任何问题！”

压抑的情绪在夫妻间爆发了。

贝娅特一家的寻医路并不轻松。

九岁那年，玛雅出现疼痛症状。起初是气喘，接着胸闷，咳出黄绿色痰，鼻窦感染，每次出门就咳嗽。后来她浑身疼痛，尤其是四肢，胳膊抬不起，两腿没法保持笔直，向内弯转，三个月后没法走路，只能坐轮椅出行。

杰克和贝娅特，带着女儿去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拜访一个又一个医生，但是没有医生能确诊。

直到他们在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一位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医生。这位白发老医生叫帕特里克，是治疗疼痛的专家，经过诊断，他确认玛雅患有晚期 CRPS，情况很严重。

贝娅特很疑惑，她当了那么多年护士，也带着玛雅看过很多医生，都没听说过这种病。

老医生解释道，其实多年以来，这种病都被当成患者的臆想，医生认为他们身体根本没病，喊疼，纯粹是焦虑症等心理因素导致的。直到现在，很多地方依然在忽视这些患者。

贝娅特回想起来，他们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有个医生没法确诊，却说玛雅喊疼，可能是焦虑导致的。

老医生安东尼·帕特里克

就是这位老医生，为玛雅开出氯胺酮的处方，他已经用这个方法治疗过三千多名同类患者。其实治疗原理很简单，这种病说白了，就是大脑发出了错误的疼痛讯号，身体没受到伤害，大脑却觉得受伤了。

当氯胺酮进入身体，就会刺激大脑，相当于做了一次小小的信号矫正。当然这种矫正是缓慢、长期的，不可能一次见效。

贝娅特当然知道氯胺酮是什么，也明白药物滥用会导致上瘾。但只要能救女儿，她愿意试试。更现实的问题是，除了面前的老医生，她别无选择。

可是低剂量的氯胺酮不见效，老医生只能大胆建议，使用“氯胺酮昏迷疗法”。这种疗法需要使用通常剂量的五十倍氯胺酮，引发患者五天左右的昏迷，相当于给大脑来一次彻底的重启。

但是这种实验性、有死亡风险的疗法在美国是禁止的，只能到墨西哥做。

贝娅特一家只好跑到墨西哥。玛雅在医院昏迷了六天，她始终陪在女儿身边，用视频记录她的身体状况。

“现在是昏迷第一天，11月18日，星期三，玛雅的状态很好。”

“昏迷第五天，今天早上她呕吐得很严重。医生不得不给她额外的氯胺酮。”

“今天是昏迷第六天，玛雅你听得见么，爸爸、妈妈、弟弟，每个人都爱你。”

昏迷疗法很有效，玛雅的疼痛迅速减轻。回到美国后，她继续服用低剂量的氯胺酮做长期治疗。

尽管有着短期记忆减弱的副作用，但玛雅觉得这很值。她终于能回到学校，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和朋友玩耍、欢笑。

听证会前夜，贝娅特将这些经历如实地写成材料，准备给儿童保护组织重磅一击。她越写越生气，一股愤怒在胸口酝酿着，压抑得不行，只好打电话给律师倾诉。

“这些女巫、骗子、该死的混蛋，我要为我的孩子而战。”

“冷静下来，贝娅特，”律师说：“明天就是听证会了，别给他们任何借口。”

贝娅特的愤怒好像打进了棉花里。

首场听证会上，法官几乎没有给夫妻俩说话的时间，而是让儿童保护组织的调查员宣读报告。一个棕头发的中年女人站在法庭中央。杰克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病房里质问他的那个人吗？

后来律师告诉贝娅特，看到这个女人的瞬间，已经预料到结局了。

这个女人叫萨莉·史密斯，职业生涯中处理过3000多例儿童虐待案，其中大多数的结局都是孩子进入寄养家庭，或者父母进监狱、精神病院，而把孩子送归亲生父母手里的，只有区区12例。

这样的“战绩”，让萨莉·史密斯成为阳光海岸中心的王牌调查员，即使公平对决，也很难有人是她的对手。

在萨莉·史密斯的报告中，引述了儿童医院多位医生给贝娅特的评价。

“她的控制欲极强，好像什么都得听她的。”

“这个女士很强势，也很有心计，每一次电话沟通都在套我的话。”

还有其他医院的医生为她的指控背书。在贝娅特一家的寻医路上，很多医生没法确诊玛雅患什么病，而在他们的诊断书里，都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排除母亲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

在这份报告里，贝娅特被形容为一个偏激、焦虑、狂躁的妈妈，总是幻想女儿重病缠身，似乎带着女儿到处看病，是她生活里唯一的出路。

很久以后杰克才知道，在这次听证会前夕，老医生帕特里克也联系过这位调查员。他向调查员解释，那张处方是他的诊断，想要更详细的证据，可以发给她。

老医生还劝告调查员，如果这桩案子继续推进，不止会对孩子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还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永久的伤害。

可是整份报告里，没有一句话提到老医生帕特里克。

整场听证会，几乎是调查员萨莉·史密斯的独角戏，等她念完报告，法官急不可耐地做出裁决：

直到下一次听证会前，玛雅都将安置在儿童医院，由阳光海岸中心监护。

杰克可以在护工监督下和玛雅见面，但是必须遵守很多规矩，不许问她的病情，不许问治疗情况，不能回答她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不能回答关于贝娅特的一切问题，不许跟贝娅特分享玛雅的近况。

而贝娅特必须去做心理疾病测试，同时禁止她接触玛雅。

贝娅特和女儿玛雅的合照

贝娅特听到最后一句，当场昏了过去，脑袋撞在地板上，被担架抬出法庭。

听证会后，她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律师打电话，想知道法官为什么做出这样离谱的裁决。

“这种案子你要明白，不公平，他们不在乎证据。我办过六十多起这样的案子。配合，是要回你女儿的最好方式。”

贝娅特说：“可是儿童医院不知道如何治疗这病，我想让我女儿得到治疗。”

律师说：“一旦这个案子启动，那些都不重要了，法官不关心医院是不是错的。法官只关心，如果把这个孩子送回爸妈身边，他们会杀了她吗？

“根据我的经验，让案子成功了结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看到你的配合和改变。只要孩子回到你身边，立即离开那家医院，永远不要再回去了。”

“所以在这期间，我要眼看着女儿的病情继续恶化？”

“你别无选择。”

贝娅特听从律师的建议，遵照裁决去做心理测试，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

结果，心理专家没有评估出什么代理性孟乔森综合征，评估报告里写道：“没有证据支持贝娅特出于任何心理目的伪造她女儿的病情。”

这样一来，本该消除贝娅虐待儿童的动机。可是评估报告提交到儿童保护组织那里，却只换来了贝娅特和玛雅通电话的许可。

电话里，贝娅特不许提起治疗、不许提起回家，不许提起和案子有关的一切。所有通话都要有社工全程监听，社工有权打断谈话，也可以随时挂断。

她只能问玛雅每天睡得怎么样，吃了什么东西。有一回在电话里，贝娅特发现给玛雅写的信全部被社工截断，而玛雅禁止联系外界，她气得不行，直接在电话里说：“你又不是在蹲监狱，不是在纳粹集中营。”

社工立刻打断她，随后敷衍两句，就挂断了电话。

当晚，这位社工给儿童保护组织和法官发消息，指控贝娅特言语不当。

卑微服从换来的通信权，就这样被收走了。

贝娅特的情绪彻底崩溃，她给法官和调查员萨莉·史密斯发去邮件：“你们的心是冰块做的。你们毁掉我的家庭，毁掉我的婚姻……我女儿的病情在一天天恶化，这都是你们的责任。”

她始终不明白，对方就是想将她置于死地，不管是自证清白，还是委曲求全，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而愤怒，只能成为人家手里的把柄。

贝娅特发出邮件的第二天，警察上门了。当时贝娅特正在上班，可是警察并不想找她，而是指名要和杰克谈谈。

在杰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警察开启录音，诱导着杰克说出这段婚姻中的每一处裂隙。直到最后，冲锋枪般甩出一连串的质问：

“这是个挺复杂的案子，有人想提起刑事诉讼，所以我才要问你，你是保护孩子，还是与她共谋？

“你的孩子真是排在第一位的吗？

“如果玛雅明天被释放，但这个孩子不能跟母亲有任何接触，你会顺从吗？”

杰克艰难地给出肯定答复：“我想保护我的孩子，我会顺从。”

寻医路上，贝娅特镜头下的玛雅

很久以后杰克才知道，这是对方惯用的套路。同时指控父母虐待儿童很难，所以要离间夫妻俩，瓦解婚姻的天然联盟，才能更容易地夺走孩子。

如果杰克给出否定的回答，譬如“我和妻子站在一起”，结局可能是他进监狱，贝娅特进精神病院。

尽管他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回答告诉贝娅特，妻子还是感觉到背叛。她陷入孤独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帮她分担痛苦，也没有人与她同仇敌忾。在笔记里，贝娅特写道：“我没法再这样活下去了，他们是禽兽，在一点点摧毁我。”

12月中旬，第二场听证会开始了。不管律师拿出什么证据，法官始终站在医院和儿童保护组织那边。听证会最后，贝娅特几乎是哀求法官，允许自己和玛雅见一面，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一个拥抱。

法官拒绝了。

听证会结束后，贝娅特拿走车钥匙，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午夜她醉醺醺地，跌跌撞撞回到家里。杰克感到不知所措，结婚十三年来，他第一次看到妻子喝醉。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夫妻俩本来计划带小儿子去邻居家举办的生日派对。临出发前，贝娅特说自己偏头疼，得留在家里睡一觉。等到杰克父子俩回来时，卧室关着门，以为贝娅特还在睡觉，就坐在客厅看电视。

直到晚上，贝娅特的哥哥来做客，他在屋子里到处转悠，走到车库，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接着狂喊杰克的名字。

贝娅特在车库上吊自杀了。

贝娅特出生在波兰，16岁时来到美国，在芝加哥读高中。老师说，你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你讲不好英语。贝娅特不接受这种否定，她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心脏科护士，用行动证明老师是错的。

她和杰克几乎是一见钟情，两人结婚了，买了一栋带泳池的漂亮房子，又很快有了一对儿女。对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波兰移民来说，这简直是美国梦的经典案例。

怀孕后，贝娅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划婴儿的房间，然后挺着肚子，亲自到商店挑选布料装饰。她太喜欢孩子，玛雅和弟弟凯尔去过的每个地方，说出的每句话，她都要写在笔记本上。

在杰克心里，妻子是一个坚韧的女人，无论有多大压力，都不会放弃。

在医院里，十岁的玛雅被带进一个狭小的私人房间，在那里她看见了爸爸、弟弟，还有一位牧师。杰克告诉玛雅，妈妈去世了。一家人哭起来，然而不到一小时，社工告诉杰克，他必须离开。

直到贝娅特自杀五天后，法官允许杰克带着玛雅，去罗德岛向一位专家问诊。专家仔细评估了玛雅的病情，确认她患有CRPS，和当初老医生的诊断一模一样。

收到诊断报告，法官终于允许杰克带着玛雅离开儿童医院。尽管所有证据表明，贝娅特没有精神病，玛雅也确实患有CRPS，杰克一家依然没得到一句道歉。

杰克只能默默接受。他想控告医院和儿童保护组织，让这些人付出代价，可当务之急，是治好玛雅的病。

监护权归还给杰克，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禁止给玛雅进行任何氯胺酮治疗。

没有氯胺酮，玛雅只能理疗，相比起来这种疗法更缓慢，她必须忍受更多痛苦。经过一年多的理疗，玛雅才渐渐从坐轮椅变成拄拐杖。

杰克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加热游泳池，遵照医嘱让玛雅游泳、瑜伽，每天大量锻炼。又过一年，玛雅终于可以扔掉拐杖，独立行走。

玛雅的病情在慢慢好转，但是这个家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杰克再也没有进过车库，他已经退休，没有忙碌的工作，只好帮邻居的房子刷油漆，以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玛雅的弟弟凯尔，年纪轻轻喜欢上垂钓，当同龄男孩放肆打闹时，他就孤零零地坐在河边，一坐就是一整天。

康复后的玛雅，把精力放在学业和朋友上，学校里她热情开朗，回到家，“就好像回到残酷的现实中。”

CRPS多数发生在遭遇过创伤的患者身上，明明伤口已经愈合，却依然感觉到疼痛。贝娅特死后，一家人好像都患上了另一种形式的CRPS。

玛雅想要走出这种创伤，她开始学着妈妈当年的模样，用视频记录一家人的故事。

有一位记者发现了玛雅的故事，她觉得这家人身上的事“太悲痛，太复杂了”，于是着手调查整桩案子。稿件完成后发表在《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上，记者便准备忙别的工作。

没想到不断有电话打来，邮件一封接一封。成百上千人向她倾诉，他们遭遇过同样的厄运。

“她看了我们不到十分钟，然后我丈夫就因为严重虐待儿童被捕了。”

“我们最后被逮捕，被监禁，孩子进入寄养家庭。”

记者发现，他们身上有两个共同点：都去了霍普金斯儿童医院，都遇到萨莉·史密斯调查员。

有一位妈妈，已经拿回孩子的监护权。从2016年开始，她一直给萨莉·史密斯寄圣诞贺卡，把全家福的照片塞在贺卡里，提醒这位调查员，有一个她试图拆散的家庭，现在过得很好，她的诡计没有得逞。

可是案件撤销这么久，这位妈妈依然遭到网暴，“你该自杀，你的孩子活该去寄养家庭，我希望你永远没法找回你的孩子。”

有同样遭遇的人接受采访

这些父母，带着孩子去求医问药，却沦为医院和儿童保护组织的猎物。他们破产、蹲监狱、名誉遭到破坏，就算案件被撤销或者推翻，以往的伤害也无法逆转。

没有任何人为这些家庭的伤痛付出代价。

自从玛雅脱离轮椅的束缚，杰克就开始筹备起诉。

妻子还活着时，他坚持自证清白，绝不发出质疑，配合服从了一切指令，可是什么用也没有。

回看整个监护计划的听证会，医院和儿童保护组织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拥有的只是医生和调查员，“基于自己的专业能力，给出的判断。”

现在他才明白，当对方想要害你的时候，他们其实比你更清楚你是无辜的，再多辩解和服从都没用，只有彻底击垮对方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然而这是一桩异常艰难的案子。首先需要准备的材料，就多得数不清，光是医学领域，就至少涉及儿童科、疼痛科和心理学，每个科类都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要请到肯为他们说话的专家和学者。

其次，就是拆解分析每一处细节，从玛雅生病开始，直到她离开儿童医院，这两年里，玛雅和贝娅特母女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对方手里的把柄。

幸运的是，贝娅特留下了非常详细的笔记，两年来玛雅的每一次诊断，和医生的每一个电话，她都详细记录过，一旦对方说谎，杰克和律师们就能找出破绽。

最后的难点，就是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了。医院、儿童保护组织、听证法官和警察全部裹挟在里面，即使手里攥着再多有利的证据，也没有哪个律师团队敢打保票，能够战胜这样的庞然巨物。

杰克和律师团队筹备了五年多，法院多次拒绝立案，又多次推迟庭审，对方甚至找来法官的上级，直接施压。他们终于明白，面对这样的对手，自己太过渺小，想要战胜他们，就必须分化瓦解对方。

从更现实的角度说，杰克一家不得不和其中一方达成和解与妥协。

2021年12月，杰克一家与萨莉·史密斯调查员，以及阳光海岸中心达成和解，对方赔偿杰克一家250万美元，从被告的名单上消失了。

2022年4月，就在庭审当天，法官当堂宣布，无限期推迟庭审，也拒绝了杰克和玛雅的发言。

得知庭审无限期推迟的玛雅

杰克一家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这份迟来的正义才能降临。

直到2023年6月，网飞的纪录片《好好照顾玛雅》上线，两周内播放量突破1400万次。儿童医院、阳光海岸中心和萨莉·史密斯本人，瞬间站在风口浪尖。这位老辣的调查员遭到无数死亡威胁，不得不提前退休，终止她的职业生涯。

法院重新定下新开庭日期，杰克和玛雅终于有机会，在法庭上张开嘴，面对陪审团讲出他们的故事。

在浩如烟海的证据和陈述中，最令陪审团发指的，是玛雅在儿童医院的遭遇。

待在医院的这三个月，玛雅过得非常痛苦。不光医院给的药没有任何效果，她还遭到医生和护士的孤立。谁也不相信她真的疼痛，护士们偷偷发短信，称玛雅是个骗子，她说的话一句都别信。

到后来，即使玛雅疼得死去活来，大声哭闹，也没有任何人理会她。

唯一跟她说话的，只有那位指控贝娅特言语不当的社工。她好几次强行把玛雅抱在腿上，说玛雅的妈妈是精神病，而她会进寄养家庭，“没准儿就寄养给我。”

还有一回，她声称要给玛雅拍照，强行扯掉玛雅的衣服，只剩运动内衣和短裤，玛雅哭喊着拒绝，但是没用。

杰克将护工的姓名放在网上搜索，竟发现一条恐怖新闻。

这位护工，曾经是一家公司的经理。某天一个十岁的男孩闯进公司，她问男孩，你到这做什么呀？男孩不回答，她又问了几遍，依然没有得到回应。经理突然暴起，揪住男孩的头发撂倒在地，膝盖顶着男孩的胸口，拿过毛巾裹在他脸上，男孩艰难地喊：“我喘不过气来了。”

警察逮捕过这个人，可是后来案子却不了了之。

她所在的这家公司，名字叫做阳光海岸中心。

医院和儿童保护组织，在指控贝娅特虐待儿童的同时，指派了一位真正的虐待犯到玛雅身边，每天陪玛雅睡觉。

说来说去，陪审团依然不明白一点，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拆散无数家庭，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杰克的律师拿出了最关键证据，一张医院寄给保险公司的账单。

在美国看病，患者一般直接出示医保卡，医院直接将账单寄给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给医院汇款。

而就是这张账单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医院给玛雅进行为期三个月的 CRPS治疗，费用超过五万美元。

霍普金斯儿童医院早就知道玛雅患有CRPS，他们向保险公司收了钱，却没有给玛雅按照这个病治疗，同时在听证会上作证称，玛雅没有得这病，纯属父母捏造。

整个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霍普金斯儿童医院是获取猎物的陷阱。父母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医生便以各种理由扣押孩子。

最好的猎物，就是那些患有慢性罕见病的孩子。慢性，意味着一时半会儿不会死；罕见病，意味着治疗手段没那么成熟，医生拥有绝对解释权。

猎物到手，阳光海岸中心派出调查员。他们搜索父母的负面信息，在报告中将父母抹黑成儿童虐待犯。

家庭法院的法官，是站在父母与调查员中间的裁判。看上去公平、公正的听证会，实则只有一个目的：合法剥夺父母的监护权。

这样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监禁在医院里的儿童，就成了无依无靠的摇钱树。医院说他患什么病，他就患什么病，天价的账单发给保险公司，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期间遇上父母激烈反抗，就派出警察，瓦解这段婚姻，最后要么将父亲送进监狱，要么将母亲送进精神病院。

最后再由调查员出面，将患病的孩子，卖给寄养家庭或者儿童福利院。在儿童医院的担保下，这些孩子的身体状况肯定是健康、无大碍的。

这是一条儿童绑架的流水线。医院、阳光海岸中心、家庭法院和警察形成某种利益联盟，使整条流水线牢不可破。

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和他们打官司的家庭屈指可数，就算有一两起意外，撤销指控，归还孩子就完了，谁也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

杰克的律师私下里给这条流水线起了一个名字：儿童福利商业。

长大后的玛雅面对镜头

可是，再强大的联盟也没法面对陪审团，掩盖这种赤裸裸的谎言。

法庭最终判决，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涉及非法监禁、虐待、医疗过失、账单造假，共计赔偿杰克一家2.11亿美元的损失，以及惩罚性赔偿5000万美元。

这是美国史上最高的医疗事故赔偿金之一，媒体用“历史性的判决”描述案件的结局。

审判结果出来当天，杰克和玛雅回到家里，做了一场大扫除，父女俩整理出贝娅特留下的录音。

其中有一份是玛雅监禁在医院期间，贝娅特录完，想要寄给她的。妈妈知道玛雅在医院孤立无助，便想用自己的声音安慰她。

这些年，每当玛雅感到难受、挺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拿出这份录音听一听。

“……想哭也没关系，这很正常。你现在必须依靠自己，因为妈妈不在，闭上眼睛，假装妈妈就在那里。

“妈妈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但是你要坚强。”

编辑：迪恩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篇10600字

阅读时长2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