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科学报道应该做啦啦队，还是监督者？

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知识传播已经意识到这种将科学知识神圣化的趋势，认为无论是由国家社会支持的超大型科学技术计划，还是一些私营企业过度无羁的创意，相对于当前人类所面对的，如疾病、饥荒和贫富差距的紧迫性，都应该由道德层面严予批评。

过去四十年的科学传播经验，欣喜地看到原来一直被认为是推动近代科学研究旗手的英国顶尖科学期刊《自然》，居然用三篇封面故事文章，讨论“媒体对科学报导”的问题。2009年6月底的《自然》杂志，以《啦啦队还是监督者》的开篇社论，质疑长久以来科学报导对于科学研究成果，多只是称颂赞赏的“啦啦队”，忘记了媒体在社会上更重要的“监督者”角色，忽略了由科学家所引领的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神圣举措，不可能不带着任何一个人所难以避免的偏失；无论是出于对于宇宙的认知，还是对个人名誉利益的追求。

《自然》杂志另一篇专文，挑战大多数的科学报导，其实很像是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只是把科学家所声称的所谓“科学突破”，转译给社会大众，缺少客观的分析和批判性的评论。撰写这篇专文的资深科学记者曾经供职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他有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和三年博士后研究经验，但是对于生物化学之外，如物理、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一些进展，要努力才渐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他说如果与BBC政治部门的记者来做比较，讨论科学的记者多做不到政治记者与政治人物平起平坐，对问题展开深入辩论，并指出他们的思想与技术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因为今日科学高度分化的生态，其实很少科学家可以声称，对于本行领域外的科学，也有较全面的认知，因此一个有长时间经验，涉猎甚广的资深科学记者，反倒可能在广面视野上有更深远的认知。

《自然》杂志的另外一篇专文，讨论科学记者与科学家的分际问题，应避免落入一种“啦啦队”似的讨好关系，尤其是近代科学牵扯的社会因素甚多，过于执著或专注在某个领域的科学家，不可避免的会有自我中心的狭窄视野，而且是日盛一日的加深。这种愈来愈普遍的对于科学的质疑或批判态度，也带来社会对于科学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评价，对科学不致有过于美化的想望。

因写了《科学的终结》而享誉国际的《科学美国人》撰述作家霍根（John Horgan）说的好，“有时候，最清晰的科学报导最不诚实”。几年前我应邀在《科学人》杂志写了一篇谈论科学报导的文章，其中引述清代大学者赵翼所说“只眼需凭另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尝见，都是随人说短长”。科学如此，科学报导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