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的日本观察：特别创新，特别僵化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537 篇文章

在日本生活，可以感受到创新无处不在。深的不说，只说消费者能够感受得到的层面，各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富士胶卷公司。在胶片业务衰退后，凭借其化学工业的基础，在十几年前成功转型，其中一个成功的产品线是化妆品和药品。比方说，在药妆店常常可以看到的吸脂吸糖的口服片剂就是“FUJI FILM”（富士胶卷） 生产的，这功能是不是看上去很吸引人？ 

还有各种家电的创新功能。几乎所有家庭和公共场所都普及了高科技的洁净马桶。微波炉不仅具备传统加热功能，还能兼作烤箱和蒸笼，适用于多种烹饪方式。整体浴室设计将淋浴、泡澡和烘干衣物集于一体，提供了极致的使用体验。家用洗衣机的创新设计包括了一个“洗澡水回收” 功能，通过连接浴缸的水管，用较干净的水作为洗衣的初次用水。此外，浴缸中冷却的水，通过管道输送至燃气加热系统， 再回流至浴缸，确保水温适宜。这种具有节能环保理念、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设计， 不得不让人惊叹其智能化水平之高。我了解和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

回看“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创新可以说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而且现在相对来讲远不是高点。

1979 年，哈佛学者傅高义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

上世纪 70—90 年代，的确是“Japan No.1”的时代。1990 年，全球市值最高企业的前五家都是日本企业——日本电信、三菱银行、兴业银行、住友银行、丰田汽车。

这个阶段，日本企业创造了多项引领世界的高科技产品，包括用于手术的内视镜技术、新干线高速铁路系统、发光二极管技术，以及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等等。在消费品领域，方便面、索尼随身听、任天堂家用游戏机和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等， 均源自日本。这些发明不仅推动了全球技术发展，深刻影响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 也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创新传奇。

方便面的发明者安藤百福，1910 年生于中国台湾，后移居日本。“二战”结束后，排队等待拉面的场景启发了他，想要创造一种快速而美味，即使在家中也能享用的面条。在无数次试验和失败之后， 安藤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包方便面。

他的这一发明不仅带来了便利，还引领了一场食品工业的革命，也使安藤百福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创业故事成为了日本创新精神的象征之一。

在产业创新方面，索尼的创始人井深大（1908—1997）、盛田昭夫（1921— 1999）推出了一系列消费电子产品的革新，包括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TR-55）、彩色电视机、Walkman 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等等。在生产管理的创新方面，丰田发明了丰田生产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TPS），也被称为“精益生产”或“及时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通过减少浪费、提高效率和质量，革新了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后被世界各地的公司广泛采用。

除了上述的几位，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京瓷公司和第二电电（DDI）的创始人稻盛和夫，都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日本创新高峰时期的企业家和企业，得益于国际化的视野。

优衣库的创始人柳井正，生于 1949 年之前。所以我们一般认为的“越年轻越创新”的常识，在日本发生了某种奇特的代际错位：企业界的“老年人”因为经历过开疆拓土高速增长的时代，到现在依然思想更灵活、更进取；而在经济放缓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反而趋向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

根据日本 2020 年 5 月出版的《开放创新白皮书》（第三版）的统计数据，上世纪 90 年代的光辉之后，世界范围内估值前 5 位的企业再没有日本了；自 2011 年之后，日本持续位于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前 10 名之外。新世纪之后，日本的创新能力大幅度下降， 这是日本本国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根据同一个白皮书的统计数据，对日本经济影响力显著的大型企业，控制着超过 60% 的总资产和约 85% 的知识产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创业意愿和行为比例降至最低；有 75% 的日本人表示对创业“毫不关心”，美国约为 20%，即便是看上去非常佛系的法国也只有 40%。实际从事创业的人在日本只占大约4% 到5%， 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大致在 10%到 15% 之间。

我在美国这些年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欧美商学院和公司实习的申请里，很少见到日本人。到日本后，我算是看到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日本年轻人出国。这自然有“镀金”带来的好处，但是回国后融入职场这个精密的齿轮机器，却困难重重， 甚至不可能。所以除非你打算在国外不回来，否则，相比回日本之后要付出的代价， “镀金”的正面价值，不足以抵消回国面临的挑战，有时候这种经历反而可能成为负担。

日本学生面临独特的挑战：全球大多数学校学年在夏季结束，而日本的学年和职场新人入职则在 3、4 月间。这导致从国外归来的学生错过了求职季。你可能问， 如果是人才，那 9 月份就不能入职么？答案是：不能！你只能等到明年的入职季。

而且，如果你在 4 月份入职季不是应届生，就会被贴上“往届生”的标签，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学生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要错过就职季的话，则会故意在大学里挂科，让自己通过留级，成为明年或者后年的应届生。你可能想，留级生也不好看啊，但是在日本，留级生的负面印象要远远低于往届生，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牺牲。

用常识想想，对个人或者社会来讲， 这不是对人才的浪费吗？为什么日本企业不能全年招聘呢？答案是，绝对不可能！整个社会对这些时间点有宗教般的执着。每年 4 月初，早晨的日本街头，可以看到所有新入职的员工身着相同颜色和样式的西装——都是黑色的，深蓝色都不行—— 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我们去年初春刚来日本时，我和孩子们早上出去，大儿子安迪突然大喊：妈妈， 看，STORM TROOPER ！就是《星球大战》里整齐的星际战士。我一看，是地铁站鱼贯而出的黑压压的人流，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步速， 真的像 STORM TROOPER。后来才知道，这是碰上了新人集体入职。企业新人入职，像大学开学一样，不论什么公司，服装都统一，也是妥妥的日本特色吧。

入职季正是日本的樱花季。上野公园樱花烂漫，周末的早晨，可以看到樱花树林下的草坪上，一个连一个铺满了野餐垫，有家庭聚会，也有一看就是公司聚会。而所有公司组织的默认规则是，新入职的员工要早早地在樱花树下铺好野餐垫占地方，这个任务也为了测试出新员工的工作能力。如果上午 10 点钟，看到美丽的上野公园一片祥和的樱花下的公司聚会，后面是天不亮就起来的职场新人的心血。一方面是樱花下的岁月静好，一方面是职业等级规训的开始，两个事实放在一起，也真让人不禁唏嘘。

“同级生”也是日本社会特有的文化。比方说，如果是同一年毕业的高中校友（特别是男校），他们同年毕业并开始工作，因为公司就职体系的稳定性，在职场的 20 年到 30 年，可能会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被晋升，因此可以互相照顾提携。当然，与体系同步才能够享受这个红利， 如果没赶上这一步伐，或者处于体系之外， 就会变得非常尴尬。

日本整个社会体系的设计灵活度是非常低的，人们一定程度上是在一种无声的“组织暴政”里运转。离职常被视作背叛， 不服从就出局。看上去没有声响，没有冲突，但后果严重。所以很多日本组织也存在一种“大锅饭文化”，服从这个体系会带来巨大的红利，不服从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因此，创新精神，纵然重要，但也是在服从“组织暴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留意日本企业的报道和企业家的传记，发现大部分创新故事通常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讲述创新的往往是那些位高权重的资深人士，而不是年轻的创始人或新兴领导者。这意味着在大企业中，创新倾向于由长期服务并达到高位的人来推动， 年轻一代在推动大型企业创新方面的案例相对较少。

所以，日本是一个奇特的“老年人推动创新”的社会。

我认为这是三重原因叠加所导致的：第一层，腾飞时代的“年轻一代”创业人， 变成“老年一代”之后，仍然是创新的推动者；第二层，按照日本主流的人才体系， 只有熬到中老年，才能在公司里具有话语权，也才可能推动创新；第三层，当今的日本年轻人对创业越来越没兴趣，创业者越来越少，即使有能力，论资排辈也轮不上年轻人。

在这些原因之上，更糟糕的是，这些现象，特别是第二层的“组织暴力”导致的僵化的人才体系被全社会默认，成了一种恶性的闭环。

当然，如果我们加一个性别视角，上面三重原因都是只属于男性世界的。

无论日本腾飞时代还是现在，几乎没有女性大企业家，创业领域的女性更是屈指可数。哪怕是大企业的“组织暴力”， 也是需要有“特权”才能接受得到的—— 需要你是不错的学校毕业的男性。而女性， 哪怕是名校毕业，在大企业全职工作几十年的可能性要低很多。

众所周知，日本大部分女性在成为妈妈之后会在家当全职妈妈，或者做待遇低、非全职，而且没有任何福利的“非正规雇佣”。根据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 2021 年的数据，男性就业者中非正规雇佣占总数的 22%，而女性则超过了 54%。可以说，“女性”和“推动创新”在日本似乎绝缘。

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8 年发表一项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女性企业主平均获得的投资不到男性企业主的一半，但她们创造的收入却是男性企业主的两倍多。每投资 1 美元女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就能产生 78 美分的收入，而男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只能产生 31 美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女性所创办的公司，其表现也会更好。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领导。

BI 挪威商学院一项研究，确定了成功领导者的五大关键特征——情绪稳定；外向；乐于接受新经验；随和；尽责。其中四项女性得分高于男性，还有各种研究一再发现，公司的领导层越多样化、女性比例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天生更具创新能力，但更有可能的是多元化视角，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无论是看不到的年轻人，还是被体系排除在外的女性，都是日本错失的创新机会。

作为一个游走在这个社会之外的人， 我常常能感受到日本年轻人在系统里老气横秋的气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学会服从。2024 年初我有机会去台湾，台湾组织里年轻人的思维活跃度、创新精神和闯劲， 都让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日本的年轻人可能是最不像年轻人的。

有一次去泡温泉，出来时买了一大瓶酸奶，打算几个人分着喝，问服务员有没有纸杯子可以用，被告之没有。旁边有一个架子卖 100 日元一杯的营养醋饮料，放着一摞纸杯，问可不可以用那个杯子，年轻人的回答是不可以。我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对话就尴尬地结束了。作为年轻的服务生，他没有被赋予让顾客感受好和解决问题的责任，给出不可以的答案不会错；正如你自己去拿杯子用，他也不会说什么，因为阻止你也不是他的工作。这个例子虽然简单，却是非常日本特色的。

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冰激凌店， 菜单上有两款产品，一款是下面红豆口味、上面香草口味的冰激凌球，另一款是下面巧克力口味、上面绿茶口味的冰激凌球。朋友问能不能把下面的红豆口味，换成上面绿茶口味的？小姑娘礼貌地说不可以。朋友问，我想要这个绿茶冰激凌，服务员说，那你点两个吧。这种回应也是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

这是服务业的例子，可能场景不够高端。但其实哪怕是名校毕业生，因为很多人是在高强度的私塾补习班长大的，创新能力也被应试教育破坏得很明显，并没有享受到年轻带来的创新红利。

我有一位朋友在茨城县的筑波工作。筑波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科技城，能进入那里做研究，往往都是名校毕业生。这位朋友说，在他看来，越是日本名校毕业生越不好用：第一，他们会等着你给他们指令做什么，不给指令就不动；第二，如果他们做得不好，当你提出质疑时，他们非常敏感，似乎受到了伤害，因为这不是他们在教育的体验中熟悉的被对待的方式。所以，如果有选择，他宁愿雇佣二线学校、二线城市的毕业生，他们反而比顶尖名校的毕业生灵活和开放。

现在日本名校的大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和考虑也以实用为主，对公共事务关心得少，和日本腾飞一代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截然不同。

我去年应国际交流基金邀请做访问学者，东道主铃木宽是上世纪 60 年代生人， 东京大学毕业生，做过教育部副部长，现在是该校的教授。他说当年毕业之后，优秀的学生最想进入政府，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现在东大学生最热门的专业不是公共方向，而是医学，因为收入最高，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非常实用。

去年去世的坂本龙一（1952—2023） 是著名的作曲家。他在年幼时受到的教育，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具创新的。他的童年在自由学园度过。自由学园建校于 1921 年的东京。通过福泽谕吉等人明治维新时几十年的推动，到了大正时代（1912—1926），兴起了大正自由教育运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相对自由开放的时期，思想多样性和文化活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这场运动主张教育应该关注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强调学生中心的学习方法， 尊重儿童的个性和自由意志。它反对传统的、以考试和记忆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提倡批判性思维和主动学习。自由学园在大正自由教育运动的背景下诞生，而百年之后看这些理念，不仅不过时，还依然非常先进。

自由学园创始人羽仁もと子·吉一夫妻原本职业是记者。他们认为，教育不应该是淘汰式的，而是为了实现合作式的社会而进行的。历经百年，自由学园从仅有26 名学生起步，逐渐发展成了拥有从幼儿生活团（幼儿园）到最高学部（大学） 的完备的教育体系的学校，在校生 800 余人。2023 年春天，我有机会去拜访了自由学园，看到了百年校史和在校的孩子们， 校园里自由清新的气息，让人感动。坂本龙一就是在自由学园这个对儿童包容、接纳和信任的自由气息里长大，这奠定了他未来的艺术人生。

这里要提到的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和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同时代的人。陶行知当年踏遍中国，到过、写过很多学校， 现在早已无处可寻，而这所自由学园经历了百年不间断的发展，对比之下令人唏嘘。

去自由学园的参访，让我有机会把日本的创新放在明治维新时代到现在 150—200 年的尺度下观察和思考，年龄、代际， 并不是和创新简单对应的。不一定“越老越落后”“越新越创新”。有时候可能完全相反。所以我会在 2024 年的日本感受到“创新”与“僵化”并存的这个切面。

上文提到的福泽谕吉（1835—1901） 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万元日币上的头像）。他的核心主张是通过个体的解放推动国家的进步。在日本刚刚开始和西方接触的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开始学习“兰学”（江户幕府锁国时期，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总称）。1853 年黑船来航，日美签订开埠协议之后，他到了横滨，发现英语随处可见，而他一个词都不认识，于是通过字典自学英语。1860 年他 25 岁的时候，随日本第一艘横跨太平洋的蒸汽船“咸临丸”到美国，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的思想， 成为日后推动个体解放教育变革的起点。

同时代的吉田松阴（1830—1859）也是日本走向开放的重要的推动者，他更激进。为了看外面的世界，他偷偷溜上美国军舰，藏在船上，准备偷渡出国，被发现后判刑。出狱之后又被捕，最后判处死刑时年仅 29 岁。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在远离日本中心的萩市（现在坐火车 + 汽车还要 6 小时才能到东京），在一间 8 个半榻榻米的简陋的“松下村塾”里，启蒙了很多当时住在附近的年轻人。后来他的学生中，有 50 多位成为明治维新运动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包括后来成为日本第一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所以萩市被称为“明治维新胎动之地”，有着“一座 HAGI（萩）市，半部维新史”之说。

那时候的日本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创新开拓，突破桎梏，让人非常感动。而这些开拓性的工作，也是日本后来走上开放和现代化，并最终进入实现“日本第一” 时代的启始推动力。

所以，现在僵化的人才体系是日本的；150 年前为冲破社会桎梏而不惜付出生命的精神，也是日本的。和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日本自己的历史中，就有足够的精神资源推动改变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