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的世界观

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Julies Oppenheimer，1871-1937）出生于德国，17岁才来到美国，不会讲英语，但在30岁前就已成为一位成功的纺织品进口商；母亲埃拉•弗里德曼（Ella Friedman，1869-1931）也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后代，出生于巴尔的摩，是一位“非常敏感、具有较高艺术品味”、才华横溢的画家。“埃拉身材苗条，但是右手先天畸形。为了掩饰这种畸形，埃拉总是穿着长袖衣服，戴一副麂皮手套，她右手的手套里有一个简陋的假肢装置，有一根弹簧连接在一个人造拇指上” [4])。 奥本海默的父母十分相爱，但性格完全不同。朱利叶斯性格外向，十分健谈；埃拉举止庄重、优雅，但给初见者一种傲慢冷漠的印象。“她在画室和家中表现出的勤勉和自律令人不可思议” [5])。 奥本海默小时候经常生病，因此母亲表现得有些保护过度。“由于害怕病菌，她不让奥本海默与其他孩子待在一起。她从不允许他在街头小贩那里买吃的，埃拉也不带他去理发店理发，而是把理发师叫到家里来” [6])。

在奥本海默五六岁时，母亲坚持让他学钢琴，他也每天都乖乖听话练琴，但一点热情也没有，甚至内心充满厌恶。练了差不多一年后，奥本海默生了一场大病。母亲这才心软，同意不再让他练琴。这也使得奥本海默成为大物理学家当中少有的不会任何乐器的人[7])。

这种过度保护和强制的爱，给奥本海默的内心带来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使得他一有机会就想逃离，最好是到一个与自己生长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去[8]) 。1931年，他的母亲在61岁时去世，他非常悲伤。当别人安慰他，说他的母亲非常爱他时，他轻声嘟囔着回应说：“是的，我知道。也许她太爱我了” [9])。 除了知识，他的社交能力几乎为零。他没有学会如何与同龄人交往。为了让奥本海默更好地融入同龄人群，14岁时，父母把他送去夏令营。但这次活动却给他留下终生的阴影。

奥本海默很高兴参加夏令营，他将在那里经受的“冲击”（有人讲色情故事）也写信告诉了父母。接到信后，父母匆忙赶到夏令营，向营地主管汇报此事。主管宣布要严惩讲黄色段子的人。被看成是告密者的奥本海默，一天晚上被男孩们强行带到营地的冰窖，衣服剥光后遭到殴打。男孩们为了羞辱他，甚至还在他的屁股和生殖器上泼了绿油漆。“奥本海默用一种沉默的坚忍来承受这样粗暴的羞辱，他没有逃离夏令营也没有告状。”“奥本海默不堪一击的外表下藏着坚忍的内心，这种坚忍来自倔强的骄傲和坚定的意志，这样的个性将贯穿他的一生” [10])。 他认识到了世界的残酷。他追求的世界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他默默地忍受了这些屈辱，决心去追求自己的知识天堂。

高中毕业后，他于1921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同时还选修了哲学、文学和物理学课程，并热衷于文学创作。大学毕业时，他的兴趣已经转向物理。在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1882-1961）教授[11]) 的推荐下，他来到实验物理学圣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在这里他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大的“失败”。实验室的工作让他非常沮丧，有时他气恼地倒在地板上来回打滚。据说，有一次他甚至想用毒苹果毒死自己的导师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1897-1974）[12])。为此，他差点被大学开除。在父母的干预下，学校答应保留学籍，但规定他必须定期看心理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奥本海默学会了精神分析法[13])。通过反省、旅行、阅读小说，他几乎陷入崩溃的精神状况得以恢复。

必须指出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也并非一帆风顺，“请愿书事件”（Petition affair）让他的内心经历了不小的波澜。只不过，由于有在剑桥的经历，以及心理分析的治疗，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免疫力，这次经受住了考验，尽管内心不无受伤。

这起“请愿书事件”经过大致如下：离开剑桥时，奥本海默向剑桥哲学学会递交了两篇论文。等他到达哥廷根时，欣然获悉剑桥哲学学会已经发表了这两篇论文。他变得自信起来，狂热地参加各种讨论会。在玻恩的研讨班（Seminar）上，他经常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连玻恩也不放过。常常在玻恩还没讲完时，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自信地演示正在讨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玻恩本人对此倒也比较宽容，认为“他很有天赋”。但奥本海默这种展示自己优越性的方式让同学们颇为难堪，于是他们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玻恩制止这位傲慢的“神童”的行为[14])。玻恩面临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希望避免直接与奥本海默谈论它。他以谈话为由，将奥本海默请到办公室，将请愿书放在桌子上，借口走开。玻恩自以为这是一种不伤害奥本海默自尊的方式，确实也让奥本海默从此消停下来，但从此也留下了师生不和的种子。按理说，玻恩在奥本海默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把他引入量子力学的殿堂，奥本海默应该感激他才对。但后来玻恩发现，奥本海默与他之间存在着心结。玻恩抱怨奥本海默在公开场合不承认自己在量子力学方面的首创贡献。在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后，奥本海默几乎邀请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到高院访问，唯独没有向玻恩发出邀请。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另外，对于将玻恩的名字放在前面的“玻恩-奥本海默近似”，奥本海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篇论文的核心是他提交的五页纸的论文，玻恩的作用就是将它的数学加以完善，扩充成三十多页的论文后发表了。奥本海默不敢抗拒导师的做法，但内心却不认同。了解了这些内容后，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背后的原因。

尽管从此之后奥本海默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作风有所收敛，但从骨子里讲，并没有多少实质变化。1927年5月11日，奥本海默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会成员之一的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教授事后长舒了一口气：“我出来的可真是时候，要不然，他就要开始向我提问了” [15]) 。

当他拿到博士学位从欧洲回到美国时，他已经是掌握最新知识前沿、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物理学家了。他选择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奥本海默有自己的考虑。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有许多可以交流思想的同事，伯克利是一块有待开垦的物理学处女地，他可以大展宏图。后来他将重点投入到伯克利的物理教学中，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中坚力量。他们把奥本海默当成偶像，举止行为都加以模仿，成为当时伯克利的一大风景。

20世纪30年代是奥本海默在物理学最具爆发力的时期。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与他人共同发现了核物理中的“奥本海默-菲利普斯过程”（Oppenheimer-Phillips-Process）。奥本海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他和学生哈特兰·史奈德（Hartland Sweet Snyder，1913-1962）在1939年发表的《论持续不停的引力相吸》。这篇文章对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坍缩成黑洞进行了早期描述，预测了黑洞的存在，尽管他们当时没有用“黑洞”一词[16]) 。 早在1930年，奥本海默就在一篇文章中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后来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也提出了这一预言。奥本海默还预言了中子、介子和中子星的存在，后来都被证实。

如果没有后面的“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会沿着学术兴趣一直探究下去，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也有人认为，即使没有后来的“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的工作也很难获得诺贝尔奖。奥本海默思维敏捷，常有奇思妙想出现。他的缺点在于没有足够的耐心，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他在数学计算方面并不细心。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坐不了冷板凳”（kein Sitzfleisch）。他从来没有写过长论文。正如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29-2019）[17]) 所说的，“他的工作成果是由一个个短小精湛的聪明点子所组成的。不过他能够激励别人，影响深远。”他四次被提名诺贝尔奖，但都没有获奖[18])。

1938年末，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1879-1968）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1902-1980）在柏林发现了核裂变现象，但他们并不理解背后的原理。在流亡到瑞典的奥地利犹太裔物理学家莉丝·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及其外甥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1904-1979）帮助下，他们才明白其中的原理。这一消息让很多流亡到美国的犹太学者，尤其是三位匈牙利人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898-1964）、尤金·维格纳（Eugen Wigner，1902-1995）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希特勒德国有可能在短期内研制出原子弹。西拉德随后找到了爱因斯坦，希望能利用他的巨大的社会声望警告美国政府即将到来的危险。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署名的信，几经转折，几个月后才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中。总统原则上同意美国应该尽快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直到1941年夏天，美国都没有真正启动原子弹研究。这时，来自英国伯明翰的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1907-1995）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他们通过计算表明，极少量裂变铀同位素的铀-235的爆炸威力相当于数千吨TNT，也就是说，理论上原子弹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这份备忘录最终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美国国家科学院提议大规模努力制造核武器。1941年12月6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前一天，罗斯福总统成立了S-1委员会来指导相关研究。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前身。

奥本海默一开始并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1942年春天，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1892-1962）的建议下，奥本海默作为“速裂协调员”参与进来，研究了中子扩散（中子在链式反应中的行为）和流体动力学（链式反应引起的爆炸如何表现）的问题。1942年6月，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组织了一次“夏季研讨班”，邀请汉斯·贝特（Hans Bethe，1906-2005）、爱德华·泰勒等一众物理学家参加。他们得出结论：基于核裂变的炸弹是可能的。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奥本海默脱颖而出，让物理学同行认识到了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

图3 奥本海默（穿夹克打领带）参加1946年洛斯阿拉莫斯研讨会

此时，相关的研究分散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如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地。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1896-1970）将军正在接触那些可能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知名物理学家，从中寻找最合适的科学主管。原本不被看好的奥本海默最终成为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的不二人选。

图4 奥本海默与曼哈顿计划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在一起（1942年）

格罗夫斯是一个执行命令非常好、能让目标达成的人。五角大楼就是在他带领下建起来的。他建五角大楼成名以后，本想急流勇退，但军方一纸令下，让他负责曼哈顿计划，他只好服从。曼哈顿计划之后，他真正隐退了，晚年转入商业领域，做得非常成功。

格罗夫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的[20])，体重是奥本海默的两倍，性格粗鲁、雷厉风行，他与敏感、细腻的奥本海默性格完全不同。但就是这两个人一起，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尽管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就是各自的雄心壮志，也可以说是“野心”（ambition）：他们都迫切地想要做同一件事，并在这件事上取得成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手段。两人相互欣赏，彼此之间发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基于这种信任，他们之间组成了一种看似最不可能、实却最佳的合作方式，可谓“天作之合”。他们认识到了彼此的长处和短处，并愿意为更大的利益而合作。格罗夫斯能通过奥本海默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奥本海默也能通过格罗夫斯实现自己的目标[21]) 。这是成就曼哈顿计划成功的关键因素。

格罗夫斯真正决定用奥本海默，实际上是他们在1942年10月坐火车过程中的一路交谈。他发现奥本海默“除了体育以外，什么都懂。”更重要的是，他能用外行人理解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道理，也了解对方对安全的需求。选择远离东西海岸，与世隔绝的洛斯阿拉莫斯作为基地，就是明证。也正因为此，格罗夫斯选择性忽视了奥本海默年轻时参加美国共产党的外围活动的事实，直接向军方施压，力排众议推举了奥本海默。要知道，奥本海默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没有管理大型实验室的经验，更何况参加了诸多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

奥本海默在参加曼哈顿计划之后，他在伯克利的同事哈肯•希利瓦埃（Haakon Chevalier,1901-1985）向他转达有人想打听伯克利实验室的信息之事，遭到奥本海默的拒绝，但直到8个月之后他才向安全官员提及这次谈话，而且在提及时还撒了谎。格罗夫斯知道后，直骂他太天真，但理解他之所以这么做，就像美国许多年轻人一样，做过一些蠢事，但不愿意出卖朋友。这件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为了防止此事件继续发酵，格罗夫斯将负责此事的安全官员调往欧洲。他们都没有料到，与安全官员的谈话，被秘密录音了，后来被用作“证据”。有趣的是，尽管有格罗夫斯的力保，在整个曼哈顿计划中，奥本海默一直受到联邦调查局和曼哈顿计划自身安全部门的监视。多年后，奥本海默挖苦道：“政府监听我电话的花费，可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给我的工资多多了” [22])。

曼哈顿计划是从如何浓缩铀-235和制造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钚-239开始的。铀-235在整个天然铀的同位素里面，只占0.7%，其他都是铀-238，把这0.7%提炼出来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最容易想到的离心分离法并未取得成效，后来采取了电磁分离法、气体扩散法和热扩散法。这些方法在曼哈顿计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但极为费时费力。制造钚-239的过程同样充满了艰辛，不得不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建立专门生产钚-239的巨型场所。另外，如何能够成功地引爆原子弹，针对不同的核燃料，采取不同的爆炸方式（枪式法和内爆法），更是问题重重，经历过许多曲折反复。

奥本海默是个很了不起的领导者、激励者和沟通者。在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科学主管期间，他不仅要负责科学事务，还要负责庞大的后勤和行政协调工作。高峰时期，他管理着6000多名员工，他要协调物理、化学、冶金、爆破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将来自全美各地，以及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最优秀的物理人才聚集在一起，并引导他们朝着合作的方向前进，实属不易。他们当中有已获得诺贝尔奖的知名物理学家，如恩里科•费米（Erico Fermi,1901-1954）、厄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1901-1958）[23])，也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如伊西多尔·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24])，汉斯•贝特等。这些顶尖人才大都个性鲜明，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合作过程中不免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关系紧张。奥本海默与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后来成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的关系就非常典型。尽管如此，泰勒并没有离开曼哈顿计划。

谈到奥本海默的领导才能，汉斯·贝特曾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见识奥本海默那无穷的智慧，他是我们团队毋庸置疑的领袖……那种思想碰撞的体验让人难以忘怀”[25])。就连泰勒后来也说：“奥本海默表现出一种优雅、自信、随意的风度。我不明白他这种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了解他的人都很惊讶” [26])。

在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挑战后，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后来说，当他看到不可思议的蘑菇云从爆炸中心冲上天空时，他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句子。1965年，他在一部电视纪录片中回忆道：“我们意识到世界已今非昔比。当时，有人笑，有人哭，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而我记起了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当时毗湿奴想要说服王子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给王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变成了多臂化身，说道：‘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我想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这样认为。”事实上他当时不是这样说的。据奥本海默弟弟弗兰克说，“三位一体”试验成功后，他只惊呼道：“我想它成功了！”（I guess it worked!）[27]）

1945年8月6日，铀弹“小男孩”在广岛上空投下。三天后，长崎上空的钚弹“胖子”接踵而至。十多万平民死亡[28])。美国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动用了核武器[29])。

曼哈顿计划之后，奥本海默成为美国的明星人物，美国科学界的代言人。他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成为名气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

图5 奥本海默于1948年和1954年两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作为科学界的代言人，他跟政府打交道，提供咨询建议。由于他的巨大社会威望，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最初对他相当礼遇，但由于他坚持反对研制氢弹，让军方（尤其是空军）和美国政府非常难堪，有人就开始想办法让他禁声了。奥本海默过分相信自己，很享受为政府提供建议的乐趣和权力，并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

为了定罪，他曾经与左翼和共产党员来往的历史被重新翻了出来，成为政治对手联合起来攻击他的黑料。甚至连他反对氢弹计划的意见，也遭到了指控。

W. L. 博登（William Liscum Borden，1920-1985）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博登是氢弹研究的支持者，曾担任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执行主任，是美国政府中倡导核武器发展的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1896-1974）想整垮奥本海默，但又不亲自出面，所以利用了博登寄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检举信的机会，违规给他开放原子能委员会关于奥本海默的档案。博登没有让斯特劳斯失望，在档案里面发现了奥本海默自己在不同时期的证词之间的前后矛盾。后来博登就写信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1895-1972）举报奥本海默，指责他是苏联特工[31])，艾森豪威尔下令在奥本海默和所有与国防相关的工作之间设置一道屏障（“blank wall”），完全禁止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实际上当时艾森豪威尔清楚奥本海默很可能是遭恶意诽谤的受害者，但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命令下了之后，原子能委员会开始调查奥本海默，开内部听证会，中止了他的安全许可[32])。

整个听证会就是出于一种政治动机，要让奥本海默身败名裂。这是一个不公正的“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一个先入为主、无视公认的法律或正义标准的“审判”。最后奥本海默自己说了句，“我是个傻瓜。”这就达到了“审判者们”想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自己的语言来羞辱自己。

1954年6月29日，在历经半年的指控、听证会之后，原子能委员会在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到期的前一天中止了他的安全许可。FBI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累了几万页的档案，但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奥本海默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做过任何违背美国利益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但在麦卡锡主义的“红色恐慌”下，“可疑分子”的名声就足以在整个公众层面摧毁奥本海默的声誉。当时如果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马上就没有工作了。例如，奥本海默的好多学生是共产党员，因此失去了工作。他的弟弟弗兰克（Frank Oppenheimer，1912-1985）是共产党员，被大学开除了[33]）。

奥本海默的处境得到许多正直的科学家的声援。当“二战”期间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负责人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听说斯特劳斯要对奥本海默下手后，亲自跑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如果斯特劳斯继续追究此事，“必定会自取其辱”。但斯特劳斯一意孤行，坚持开听证会。布什为此专门到场作证，说他也反对过氢弹，要查反氢弹的人先查他。奥本海默的朋友、核磁共振的发明者 I. I. 拉比也到场表达对奥本海默的支持。

图6 奥本海默的前同事爱德华•泰勒。他在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上指证奥本海默

也有极少数科学家做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比如后来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他的证词正是斯特劳斯等人所需要的。当然，后来也因此被科学界孤立。从一开始他就觉得原子弹威力太小，应该搞氢弹。但他的意见遭到大家嘲笑。实际上氢弹要爆炸的话，首先必须利用核裂变装置爆炸能量引发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才有可能瞬时释放巨大能量。也就是说，先要把原子弹爆炸（裂变）的机理搞清楚，才能做出氢弹（聚变）[34]）。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同事劳伦斯本来也要去听证会上做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但后来临阵脱逃了，说因为结肠炎犯了。

奥本海默案在美国科学界引发高强度地震反应。282名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的科学家联名致信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美国一千余位科学家请愿抗议这一裁决。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苦难，产生了一个极坏的影响。原来知识分子对科学政策是积极进言的，但在此之后，知识分子对提出不同看法噤若寒蝉。因此导致在重大的科学政策决策方面，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大部分的决策都是由政治家做出来。

图7 著名记者爱德华•默罗拜访奥本海默，1955年

奥本海默通常被称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丝毫不影响其作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的地位。他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战”期间，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驱使，他认为自己参与的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成功地领导曼哈顿计划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批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最终加速了战争的结束[35]）。受他的精神导师，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的影响，他相信原子弹是永久解决战争的最佳办法。尽管后来美苏之间的冷战，导致军备竞赛，但“相互遏制”的结果是，自广岛长崎遭受核爆炸之后，再没有发生核战争。正因为奥本海默在核武器的开发和使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遗产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虽然他最初支持研制原子弹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但后来他成为核裁军的积极倡导者，并公开反对核武器扩散。他对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矛盾心理和后来的悔恨心理，反映了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的科学家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奥本海默是一个谜：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散发着杰出领袖的魅力；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善于制造暧昧不明的朦胧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人生笼罩在争议、传言和神秘之中” [36]）。他“才华横溢又充满矛盾，有时聪明绝顶，有时幼稚可笑。他是社会正义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政府顾问。他想努力遏制一场失控的核军备竞赛，结果反而在当权派中树敌无数。”他毕生致力于科学和理性思考，但又投身于参与制造毁灭性武器的研制。他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一样，与魔鬼讨价还价，结果自取灭亡。他带领人们释放出原子能的威力，但又试图警告同胞其危险性，并希望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改变当局的政策走向[37]) 。

奥本海默主张通过国际机构实现对核能的全球控制，他明确指出：“没有世界政府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没有和平就会有核战争”[38]) 。但建立世界政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奥本海默认为，在原子能领域，所有国家都应同意“部分放弃”主权。

他将国际机构视为世界政府的等同物，并呼吁对核问题进行“完全和绝对的开放”，不仅仅是对美国，而是对全球所有国家。在他看来，保密措施是不可行的，因为科学界一直存在着活跃的知识交流。保密与科学的知识共享原则相矛盾。“保密政策助长了愚昧无知的决策”[39])。如果核计划仍然被视为国家机密，公众将无法就影响其道德原则的问题发表意见。他希望将他的科学世界观应用于全球各国的结构，但这与苏联和美国的利益相冲突。随着战争结束和冷战开始，这种冲突变得更加明显，遏制和国际控制不再是超级大国的选择。

没有一个词汇可以全面准确刻画奥本海默。尽管他的身上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他的思想具有超前性和革命性，只是不为当时的世界所接受。他是如此充满魅力，在他逝世57年后，人们还是被之深深地吸引。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问题带来了重大的伦理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需要重温奥本海默的教诲。在追求知识和创新的过程中，要有勇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潜在影响。

谨以此文纪念奥本海默诞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