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被谁摧毁的美国“原子弹之父”？
“我对我的科学感兴趣；但我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一窍不通。 ”
——J ·罗伯特·奥本海默
普林斯顿下雨了。是那种初春才有的绵绵细雨。在我动身去纽约采访之前，我想去找两个人。一个叫爱因斯坦，一个叫奥本海默。
闺蜜瑾早就给我规划好了线路，带着我在一个小时内，先后瞻仰了两位大人物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我在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工作过的高级研究所大楼前停留了一小会儿，又在大楼后面的湖边驻足了一阵子。在电影《奥本海默》中，这两处场景都一再出现。特别是在那个湖边，爱因斯坦被突然刮过的一阵风吹掉了帽子，满头白发在风中凌乱， 奥本海默带着心事，径直向爱因斯坦走去。若有所思的他想寻一个答案。在他们身后的这栋楼里，穿着体面的高级研究所的理事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远远望着那两位重逢的忘年交，心下揣摩：“他们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 （资料图片）
电影《奥本海默》我刷了两遍。对一个文科生来说，这电影特别烧脑，台词里有太多的物理学名词看不懂，随便抓一个配角都是科学大拿，令我眼拙。好在陪看的闺蜜是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又在德国留过学，充当了我的“活字典”。
我就这样跌跌撞撞，闯进了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历史。电影里演的和没演的，各种书中写到的和没写到的，我在伯克利校园里看到的和没看到，都在湖边这一刻被激活。
横扫奥斯卡七项大奖的电影《奥本海默》只是截取了这位科学奇人研发原子弹前后的人生片段。实际上，这位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的命运，远比电影演绎的更迭荡起伏，更让人唏嘘感叹。
一、爱因斯坦致白宫的“鸡毛信“
1939年7月12日，两名匈牙利籍物理学家列奥·赛拉德（Leo Szilard）和尤金·魏格勒( Eugene Wigner)来到纽约长岛找爱因斯坦。此时，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爱因斯坦已经客居美国六载，身份是“难民”。
自从1933年2月访问美国后，这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科学家就再也回不去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是全球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他在 1921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的盛名对疯狂的希特勒政府来说，一钱不值。就在爱因斯坦访问美国期间，德国军警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藏书，卖了他心爱的船。爱因斯坦和许多犹太科学家一样，成了“国家的敌人”。他的头还被悬赏5000美元。
1939年初，德国的核物理学家齐格弗里德·弗吕格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核能量的论文。赛拉德担心德国会迅速展开对核弹的研发，于是立马放下正在跟物理学家费米一起建造的核反应堆，与另一位“火星人”魏格勒一起来找爱因斯坦。魏格勒后来在1963年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赛拉德是爱因斯坦的学生。师生俩曾经合作发明过冰箱。跟老师一样，赛拉德也是流浪美国的科学家，“火星人（The Martians）”之一。火星人这个词专指20世纪早期一群从欧洲流落到美国的匈牙利科学家，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非常杰出。赛拉德早在1933年就认识到，核链式反应会产生大量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或制造核弹。他在 1936 年为这一构想申请了专利。
爱因斯坦听学生讲明来意，希望尽早研发原子弹，很诚实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对核研究所知甚少。
赛拉德单刀直入，请老师给比利时驻美大使馆立即写信，警告他们看紧自己的铀矿石，千万不要让世界上最好的铀矿资源落入德国人之手。
爱因斯坦立马应允。他当场用德语口授了一封信，由赛拉德记录。随后，爱因斯坦签上了名。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在欧洲上空飘荡。三位物理学家已经敏锐地认识到，美国必须尽快开始研发原子弹，抢在德国人前面。
远在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斯托尔珀建议，研发原子弹的紧迫性必须让美国总统罗斯福知晓。可是，这群精通各种最前沿理论的物理学家对于如何把“鸡毛信“传到白宫，大伤脑筋。
爱因斯坦在1921年 （资料图片）
1939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银行家比物理学家更受白宫待见。亚历山大·萨克斯（Alexander Sachs）进入了这群科学家的视线。这位银行家时常出入白宫。他是斯托尔珀的朋友，愿意担当“信使”。
为了草拟这封给罗斯福的信，在1939年8月2日这天，赛拉德又带上另一位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二见爱因斯坦。十几年后，这位泰勒成为了美国的“氢弹之父”。他还是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
三位物理学家共同草拟了一封信，爱因斯坦签了名，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8月2日。这封信堪称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封信，它撬动了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成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催化剂”。
可是，“信使”萨克斯等了两个多月，也没见到罗斯福总统。其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在欧洲开始蔓延。
萨克斯一直到1939年10月11日这天，才见到罗斯福总统，向他转交这封20世纪最重要的一封信。几天后，罗斯福他给爱因斯坦回信，并告诉他，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彻底调查您关于铀元素的建议可能性。”
然而，由于各种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研发原子弹的计划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爱因斯坦于1940年3月7日和1940年4月25 日，两次向罗斯福寄信，呼吁对核研究采取行动。“曼哈顿计划”直到1942年6月才正式启动。
爱因斯坦如此积极地推动美国的核研究，自己却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重担落到了奥本海默肩上。
二、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奥皮”
1939年夏秋，正当东海岸的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们为如何联络白宫而奔忙的时候，远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里，奥本海默却在“不务正业”。
35岁的他失恋了。伯克利大学一位文学教授的女儿、斯坦福大学药学院的研究生吉恩·塔特洛克(Jean Tatlock)中止了他们的婚约。他们从1936年相识，一直是彼此之间的“灵魂伴侣”。在他们相恋的三年里，一直是吉恩掌握着这段关系的主动权。奥本海默曾两度向她求婚，但都遭到了她的回绝。
吉恩·塔特洛克 （资料图片）
电影《奥本海默》对吉恩女士的处理太过潦草，导演诺兰只是把吉恩作为吸引观众的一道“佐料”，并没有展示这位女性对奥本海默世界观的深刻影响，更没有深入剖析困扰她的抑郁症。
吉恩在一家美国共产党杂志当编辑和记者。正是由于她的关系，奥本海默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美国共产党人。这段短暂的恋情在十多年后，成为了奥本海默职业生涯的一枚“定时炸弹”。
与吉恩的关系中断后，奥本海默心碎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快又坠入情网。这次捕获他的女人叫凯瑟琳·普宁（Katherine Puening），一位激进的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两人在洛杉矶郊外的帕莎迪那的一次派对上一见钟情。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她还在第三次婚姻之中。
尽管恋情起起落落，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大学的生活称得上“岁月静好”。从1929年到1943年，奥本海默在伯克利执教了14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短暂的一生中最安定、最浪漫、也最富有学术成就的一段时光。
1927年，奥本海默从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时，才23岁。十几个世界著名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他最终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大学甚至不惜与远在洛杉矶郊外的加州理工学院“共享“奥本海默。于是，奥本海默享有其他教授所没有的“特权”，一年有六个星期可以去加州理工授课。他像一只候鸟一样，每年的秋、冬两季在伯克利教书，春季则到加州理工学院讲课。
奥本海默可谓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加入加大物理系后，全美各地优秀的学生和博士后無趋之若鹜。奥本海默创建了全美最强大的理论物理学院，培养了一代科学家。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大学物理系的办公室 （资料图片）
电影《奥本海默》中曾有一个奥本海默给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往苹果里下毒的桥段。如果说剑桥大学把奥本海默折磨得对教授起了“杀心”的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让他如鱼得水。从理论天文学到核物理，他在自己倾心的各个领域自由出入。他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们为他着迷，甚至效仿他的走路、讲话和其他举止。学生和同事都习惯叫他“奥皮（Oppie）”。
汉斯·贝特，196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这样评价奥本海默：
“也许他给教学带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精致的品味。他总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他确实与这些问题共存，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他对一切都感兴趣……”
奥本海默有着极好的人文素养。他阅读甚广，喜欢艺术，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大约从1932年开始，奥本海默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到梵文专家瑞德（Arthur William Ryder）家去学习梵文。他的梵语后来达到了直接翻译原著的程度。他阅读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巴格瓦德·吉塔》的梵文原著。他将《吉塔》列为最能塑造他生活哲学的书籍之一。他曾写信给他的兄弟弗兰克说，《吉塔》是“任何已知语言中最美丽的哲学之歌”。在他最惶恐最孤独的时候，是这些诗歌与他为伴。
1936年，32岁的奥本海默成为了伯克利大学的教授。
1937年奥本海默的父亲去世时，给他们兄弟俩留下了大约39万美元的遗产（今天约相当于820万美元）。奥本海默没多想，就把自己那份捐给了加州大学作为研究生奖学金。那时，作为教授，他一年的年薪也才3000多美元。
奥本海默虽然特立独行，但他也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喜欢喝酒、派对。
初到伯克利的时候，单身的他住在教工宿舍里，与另一个单身汉欧内斯特·劳伦斯打得火热。两人不仅成了兄弟，还是酒友和头脑风暴的对手。1934 年，奥本海默租下了伯克利山上一处房子。“奥皮的简陋公寓很快就成了狂欢派对的场所，主人招牌的 4:1 冷冻马提尼酒盛在玻璃杯中，边缘浸有酸橙汁和蜂蜜。” 这种以酒相佐的聚会常常持续到深夜。那些后来成为全球顶尖物理学家的年轻人醉倒的样子和常人无异。有人直接就趴在奥本海默家的地毯上呼呼大睡。而奥本海默的课常常得安排在上午11点以后。
奥本海默和凯瑟琳在1940年11月结婚。奥本海默随后在伯克利山上买了一处房子，与许多伯克利的教授为邻。他离好友劳伦斯家还不到三英里。他常常带上小礼物去劳伦斯家吃饭。劳伦斯的孩子都叫他“奥皮叔叔”。
如果没有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可能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宁静生活会继续下去。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山上曾经的家 （ 资料图片）
1942年10月8日，“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 ）将军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他在校长主持的午餐会上见到了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1939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向格罗夫斯将军推荐了自己的朋友奥本海默。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随后闭门长谈。奥本海默的知识的广博程度让格罗夫斯折服。
奥本海默还建议，在一个遥远而人烟稀少的地方，而不是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建立一个中心实验室。这个想法也与格罗夫斯不谋而合。
奥本海默对“曼哈顿计划”的空前的热情，也感染了格罗夫斯。一个星期后，两人在从芝加哥开往纽约的火车上再次见面，又进行了一番闭门长谈。火车还没到终点站纽约，格罗夫斯已经认定，奥本海默就是他要找的能够领导一群跨学科的科学家的人。
当格罗夫斯向军事政策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挑选的核弹实验室主任人选时，遇到了相当强烈的反对。官僚们认为奥本海默没有得过诺奖，没有做过管理者，还跟美国共产党有种种联系。委员会会花了几个星期，也没能找出一个比奥本海默更好的人选来。
不是格罗夫斯选择了奥本海默，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选择了它的终结者——奥本海默。
我在伯克利大学的老师、纪录片导演Jon Else在对电影《奥本海默》评价时说：“在伯克利度过的那十多年时间内，你可以看到奥本海默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洛斯·阿拉莫斯的乐队指挥，并成为制造原子弹项目的非凡管理员。”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 资料图片）
三、洛斯•阿拉莫斯的“核人”生活
1943年初春的洛斯·阿拉莫斯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刚刚建成的街道来不及命名，初来乍到的科学家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住处。雨天，车常常陷在泥浆里，让人无可奈何。这里缺吃少穿。家里的水管还经常掉虫子。
生活简陋也就罢了。这里还缺自由。写信必须经过审查，会友必须报告，出入必须查验证件。住地四周还围着一圈圈铁丝网，让这个荒原中的小镇颇像一个集中营。
但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座“精英集中营”——这里聚集了当时全美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舍弃了大学舒适的生活，住在这里简易的木板房里。他们不少人举家而来。
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他是这场荒漠交响曲的总指挥。
十多年后，奥本海默这样回忆：
“消失在新墨西哥沙漠中的时间长短不定，而且在准军事机构的监管下，这让很多科学家和更多家庭感到不安。但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能够成功并且足够迅速地完成，它可能决定战争的结果。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为他的国家运用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完成了这项工作，它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从1943年3月开始，科学家们陆续来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到1943年6月，科学家的人数已经达到300多人。到1945年，这个在沙漠中崛起的小镇已经拥有8000多名居民。
奥本海默以他知识领域的广博，指导了从理论到实验的各项研究。
维克托·弗雷德里克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他评论说：“他并不是在办公室指挥。在每一次决定性的步骤上，他在智力和身体上都在场。他持续而强烈的存在，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直接参与的感觉。”
1945 年 7 月 16 日这天凌晨，代号为“Trinity”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东南约200英里处试爆。
“Trinity”一词就来源于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开头写道：
"击碎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啊。"
这首诗来自16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是奥本海默的前女友吉恩向他推荐的。1944年1月5日下午，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吉恩在旧金山的公寓里自杀身亡。
代号为“Trinity”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点 （ 资料图片）
在三位一体测试的前夜，奥本海默引用梵文诗歌来缓解在心中纠结的希望和恐惧：
“在睡眠中，在混乱中，在羞耻的深处，
一个人以前做过的善行可以保护他。”
与奥本海默一起在控制掩体中的托马斯·法雷尔准将回忆道：“随着最后几秒钟的流逝，他（奥本海默）变得更加紧张。他几乎没有呼吸。他扶着一根柱子稳住自己。在最后几秒钟，他直视前方……”
从第一朵蘑菇云腾上青天的那一瞬间开始，世界从此不同。
20年后，生命晚年的奥本海默，回忆起那一刻时，写道：
“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哭了。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我记得《吉塔》中的那句话：‘现在我已成为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四、未达白宫的请愿书
芝加哥大学内的冶金实验室是“曼哈顿计划”关键的一部分。“火星人”赛拉德在这里担任首席物理学家，从事从铀分离钚的研究。
从六年前跟爱因斯坦一起成为“曼哈顿计划”的“催生婆”，到第一颗原子弹眼看就要问世，赛拉德没有成功的喜悦，反而忧心忡忡。他已经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即将被拖入核武器时代。他迫切地想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尽早控制对原子能的使用。
1945年3月，赛拉德再次说服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这一次，他们没有那么幸运了。罗斯福在这年4月12日去世。
物理学家、“火星人”赛拉德 （ 资料图片）
杜鲁门上任总统后，赛拉德继续向白宫敲门。他与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詹姆斯·拜恩斯有过一次会面。然而，拜恩斯对赛拉德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拜恩斯没有帮赛拉德往白宫送“鸡毛信“。赛拉德悲哀地对同行说：“如果我像拜恩斯一样出生在美国，并且具有他那样的政治影响力，而拜恩斯出生在匈牙利，像我一样学习物理学，那么世界可能会好得多。”
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眼看就要研制成功之际，科学家们认为，经过三年多的艰苦研制，他们有权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将被如何应用。
赛拉德的直接上司、冶金实验室主任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于6月11日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被称为《弗兰克报告》的文件向新入主白宫的杜鲁门提出了忠告：为了避免战后各国沦入核军备竞赛，日本在被投下原子弹之前，必须得到适当的警告。弗兰克也是一位逃出希特勒魔爪的犹太裔物理学家，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赛拉德成为最早在《弗兰克报告》上签名的七名科学家之一。弗兰克第二天就带着报告，去了华盛顿特区。然而，弗兰克被告知：原子弹必须投向日本，没有选择。
即使碰到了最高级别的“钉子”，赛拉德仍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7月17日，代号为“Trinity”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第二天，赛拉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请愿行动。这次，在田纳西州橡树岭曼哈顿计划和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冶金实验室工作的70名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恳请杜鲁门总统公开日本投降的完整条件，并等待日本作出回应，千万不要先“动核”，并督促他考虑，一旦开启一个毁灭性的时代，美国将面临何种“道德谴责”。
赛拉德请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将这份请愿书带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寻求支持。然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却没有一个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奥本海默和他的搭档劳伦斯都不相信日本会主动投降。奥本海默告诉赛拉德，作为科学家，要离政治远一点。格罗夫斯将军“封杀“了这封请愿书。直到1963年，赛拉德去世前一年，请愿书的内容才解密。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格罗夫斯在研发原子弹的科学家中间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高达83%的科学家支持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前，进行一次演示，来镇慑日本。格罗夫斯也将这一调查结果秘而不宣。
很少有人知道，那么多曾经日以继夜，想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在赢得胜利后，竟然全力试图阻止它的使用。
就在科学们为道德和良知与政客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日本却在自取灭亡的路上一路狂奔。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后还不到两个星期，在1945年7月29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投降条件。就在当天，美国载有近1200名官兵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被日本潜艇击沉，近900名官员与舰体一起沉入大海。
美军从东京与莫斯科之间截获的密电中得知，日本希望借着苏联的调停，寻求“有条件的投降”。它甚至想保留军事独裁政权，甚至还想保留一些战时征服的海外领土。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
三天后，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
在8月9日晚，即使在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瞬间被抹平的局势下， 日本皇家理事会关于投降的投票僵持在3比3的平局。天皇裕仁第一次亲自出面，打破这个平局，命令日本投降。
8月10日这天，远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腹地的格罗夫斯将军已经将第三枚原子弹准备就绪。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清单上还剩下了两个目标。格罗夫斯的副手建议加上东京。这一行动计划被总统杜鲁门叫停。
日本天皇裕仁直到8月15日，才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
1965 年，在二战终结20年后，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原子弹时，说道：“以这种方式结束战争，当然是残酷的。但截止今天，我并不相信有更好的做法。”
五、谁的双手沾满鲜血？
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成功爆炸的消息传开后，奥本海默成了美国的“国家英雄”。他唯一的懊悔是原子弹研发得太晚，没有让纳粹德国尝到它的厉害。
随着原子弹爆炸后的真相一点点揭开，他很快就意识到，他打开了人类的一个“潘多拉盒子”。
曾经劝阻赛拉德不要签署白宫请愿书的奥本海默，很快走上了与他相似的路。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8月17日，奥本海默去了华盛顿。他向战争部长亨利·L·斯蒂姆森（Henry L. Stimson）递交了一封信，希望看到核武器被禁止。
这年十月，在老朋友的安排下，奥本海默在白宫与杜鲁门总统会面。
在长崎原子弹投下的那天，杜鲁门收到了一封电报，恳求他“停止轰炸日本 ”。两天后，杜鲁门回复道：“他们（日本人）似乎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就是我们用来轰炸他们的语言。当你与野兽打交道的时候，你就得把他当作野兽来对待。”
就像电影中演绎的那样，奥本海默与总统杜鲁门的见面气氛沉闷。杜鲁门还没有从一夜间成为“终战总统”的骄傲中清醒过来。奥本海默却早已忧心如焚。他说：“总统先生，我觉得我手上沾满了鲜血。”
没想到，他这句压抑已久的话却让杜鲁门不悦。杜鲁门回应说，自己才是唯一一个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负责的人。
奥本海默离开后，杜鲁门对副手说：“我不想再见到那混蛋。”
科学家与政客的决裂在那次会面后无可避免。杜鲁门没有为冒然“动核”道过歉，奥本海默则成为了一名反核战人士。1947年原子能委员会(GAC)成立后，奥本海默成为了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就许多与核有关的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尽管很多建议不被采纳，作为美国当时最知名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仍然竭尽全力游说政府，远离核军备竞赛。年轻时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他，这时已经完全置身在政治漩涡之中。
六、来自“氢弹之父”的背叛
“火星人”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是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一众核物理学家里，少有的一个长寿者。2003年9月9日，他在位于斯坦福大学的家中去世，时年95岁。
那时，他曾经的朋友塞拉德在1964去世了，他曾经的学术对手奥本海默在1967年去世。
晚年的特勒常常回忆起1939年纽约的那个夏天。那次赛拉德要去长岛拜访爱因斯坦，请他给罗斯福总统写信时，是特勒开的车。
他常对人说，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给赛拉德开车时开始的。
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
（ 资料图片）
如果说特勒和塞拉德、爱因斯坦等人一起，催生了人类第一个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此言不虚。正是他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给了奥本海默最致命的一击。
1953年圣诞节前夜，两名FBI特工来到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家，查封了他所有的保密文件。就在当天，奥本海默收到了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指控。这封标注日期为1953年12月23日的信列出了奥本海默的“三宗罪”：他与共产党组织和成员有联系；他有通俄嫌疑， 以及“在说服其他杰出的科学家不支持氢弹研发的事件上，起了关键作用“。原子能委员会限奥本海默在30天内对上述指控做出回应。
在收到这封正式的指控信之前，原子能委员会以“安全考虑“为由，要求奥本海默辞职，遭到奥本海默的拒绝。他选择举行公开听证会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时的他已经为美国政府服务了12年，他说：“如果我如此不值得信任，我几乎无法想像，我曾经代表过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国家。“
“通共“、”通俄“，这对奥本海默来说都不是新鲜的指控。”阻碍氢弹研发“这条罪名，则是不折不扣的”公报私仇“。
战后的奥本海默一方面陷入深深的道德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又积极促成国际社会来共同约束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他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建议，不要继续发展被称为“超级炸弹”的氢弹，他们认为这样的武器比原子弹杀伤力更强，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然而，支持研发氢弹的各方势力积极游说白宫，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决定正式发展氢弹。承担氢弹研制任务的，正是奥本海默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的下属特勒。
特勒其实是1943年4月最早抵达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之一。他和妻子还带了一架有一百年历史的施坦威钢琴。特勒喜欢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曲子。特勒更热衷于对热核弹的研究。在原子弹研发进入关键时期，他的上司抱怨说，特勒几乎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奥本海默于是把特勒调去负责研究“超级炸弹“，并直接向奥本海默报告。两人每周见面一次，每次一个小时。
特勒虽然没有为建造原子弹做出什么贡献，但他对“超级炸弹“的研究为热核弹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因此，在众多科学家对氢弹研发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为了杜鲁门政府的“头牌核物理学家”。1952年11月，在大多数美国科学家的反对下，美国试爆第一枚氢弹试爆成功。主导设计者正是特勒。他从此被尊为“美国氢弹之父”。
除了特勒之外，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列维斯·斯特劳斯也支持发展氢弹。他是奥本海默听证会真正的幕后黑手。这位主席对物理学的理解还停留在高中时代读过的物理学教材上。他对美国核政策的诸多观点常常与奥本海默等物理学家相左。1953年是奥本海默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顶峰。他发表文章，呼吁美国的核武政策面向公众更加透明。但斯特劳斯则认为，这种单方面的坦诚只会使苏联得益。
接下来，就像电影《奥本海默》演的那样，听证会在1954年4月和5月举行，奥本海默的一切隐私，从他最后一次密会旧情人吉恩，到他在伯克利大学的家中与老友的对话，都一一被拿出来刨根问底。
许多顶尖科学家以及政府和军方人士被召来作证。他们的大多数证言都支持奥本海默。但是特勒是个例外。他在作证中表示：“我想看到这个国家的重要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更信任的人手中。“
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欧内斯特·劳伦斯以患病为由，拒绝作证，但他在提交的一篇采访中，对奥本海默表达了谴责。这篇采访也成为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当初为奥本海默的才能和激情折服的格罗夫斯将军在作证时说，“在1954年生效的更严格的安全标准下，我不会让奥本海默博士获得安全许可证”。
在听证会结束时，委员会以2比1的投票撤销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证。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以4比1的投票，支持这一裁决。主席斯特劳斯在意见书中强调奥本海默的“性格缺陷”，“谎言、回避和歪曲”，以及他与共产党人的联系，而对奥本海默是否对国家忠诚，他没有做一个字的评论。
特勒在那次听证会上的证词激起了科学界的愤怒。他从此被美国科学界孤立。这令他后半生时时陷入孤独。
特勒引以为傲的有两件事：一是创办了美国第二个武器研究机构——劳伦斯-利物摩实验室；二是研制了氢弹，继原子弹之后第二种大规模杀伤核武器。
不知道特勒生前是否知道那个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既生瑜，何生亮？”
七、奥本海默之死
高级研究所前有一片巨大的草坪。在初春细雨的滋润下，草色青青。这个研究所并不属于于普林斯顿大学。它与这所著名大学近在咫尺，却又保持独立。
自从1930年建成以来，这座大楼就被命名为Fuld Hall。
高级研究所大楼 （摄影：Susan)
因为有门禁，我进不去。我不知道里面是否也像伯克利大学的物理楼那样，保留着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我从资料上得知，二楼的225房间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楼的113房间则是奥本海默办公的地方。从它的窗口可以看到大楼后面的草坪和小湖。
我想象着70多年前，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科学大家在这里进进出出，以及各种政治势力拼命向这处全世界最高学术殿堂渗透的情景。
我绕到大楼后面。刚要踩上草坪，忽然从湖边飞起一只蓝色的鹭鸟。看来是我惊动了它。
电影《奥本海默》中三次出现这处小湖。这是奥本海默向爱因斯坦求教和谈心的所在。草坪上居然有一只狼。细看，竟是一张塑料仿真狼皮绑在一根小支架上。闺蜜瑾说，那是用来吓唬狐狸等小动物的。
高级研究所草坪上的仿真狼（摄影：Susan)
为什么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研究所，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处科学与权势，良知与阴谋的决斗场？
20世纪30年代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开始得势的时候，三个富有远见的美国教育家、慈善家创立这个研究所，它承担的使命是任何一个研究所无法胜任的——它将当时最为宝贵的欧洲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知识资本”安全转移到了美国。这个研究所就是他们的“避难所”。到1934年，这个初创的研究所已经网络了世界上六位最杰出的数学家。1935年，量子物理学先驱沃尔夫冈·波利来到这里执教。随着高级研究所的开放，普林斯顿大学取代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成为了二十世纪全球数学研究的中心。
夏天的普林斯顿闷热而潮湿。1947年7月中旬，奥本海默成为了这所高级研究院的主任。他的年薪是两万美元。到1966年6月卸任的时候，他是研究所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主任，一共19年。
就像他承担“曼哈顿计划”时一样，他一如既往，将来自各个学科的顶尖人材汇聚到这里，对当时最前沿、最棘手的问题展开研究。奥本海默想把这里变成全球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杨振宁应邀来到这里。他遇到了李政道。八年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因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奥本海默几十年烟不离手。他一天常常要抽五包烟。在离任前大约四个月，他被诊断出喉癌。对于这一结果，他自嘲说：“也许我抽得太多了。”
医生对奥本海默进行了化疗，但效果并不理想。奥本海默迅速地消瘦，但他的思路仍然清晰。他知道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1967年2月15日，奥本海默参加学院的访问学者选拔会议。他像往常一样，对每个候选者都做足了功课。
他的老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在2月17日这天来拜访。他看到，奥本海默身体枯瘦。虽然他还勉强能走动，但他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弗格森陪他回到卧室，让他躺下。
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2月18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奥本海默停止了呼吸。两天后，他的遗体被火化。
妻子凯蒂（Kitty）把奥本海默的骨灰带回了维京群岛上的圣约翰小岛。从1954年那场听证风波以后，奥本海默成了美国学术界的“流亡者”。他在这里买下一片海滩，建起一座海滨小屋。他远离世界，做了“自己的囚徒”。
从他的海滨小屋望去，可以看到平静的海面上有一处礁石叫Carval Rock。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凯蒂和女儿托尼一起，以及两三位朋友和家人，开着摩托艇，来到那处礁石附近。
凯蒂把奥本海默的骨灰瓮投入海中。
他们谁都没有说话。静静地等待骨灰瓮沉入海中。凯蒂后来解释说，奥皮曾经跟她讨论过，“那是他想去的地方。”
凯蒂在1972年去世。儿子彼得继承了父母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女儿托尼则继承了圣约翰岛海滩上的那处房产。不幸的是，托尼在准备应聘联合国翻译时，由于联邦调查局针对她父亲的旧指控没有解除，她也被撤销了安全许可证。1977年1月，在她的第二次婚姻结束三个月后，她在家族海滩小屋里上吊自杀。她生前留下遗嘱中，将房产留给“圣约翰岛的人们，作为公园和娱乐区域”。后来，这座房子被一场飓风摧毁，再也没有重建。
奥本海默一家难得的家庭照 （资料图片）
奥本海默去世后，世界各地的报纸对他表示了极高的赞誉。就连苏联塔斯社也用了“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美国国会参议员威廉·福布莱在国会追悼奥本海默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让我们记住他用罕见的才能为我们所做的，也记住我们对他做过什么。”
我找到了1954年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的文档。在这上千页的档案里，有十多页奥本海默写和自述。其中有这样一段他写的“战前时代”，文中的他是一个更为真实的他：
“我阅读范围很广，主要是经典、小说、剧本和诗歌；我也涉猎了其他科学领域的一些内容。我对经济学或政治不感兴趣，也不阅读相关内容。我几乎与美国当代社会完全脱节。我从不看报纸，也不看《时代》或《哈泼斯》等时事杂志；我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我直到1929年秋季的股市崩盘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听说；我第一次投票是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对当代事务的漠不关心似乎很奇怪，他们经常责备我太过于专注高雅的事物。我对人类及其经历感兴趣；我对我的科学感兴趣；但我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一窍不通。"
晚年的奥本海默 （ 资料图片）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传来了英国将给横扫今年奥斯卡七项大奖的导演诺兰授予爵位的消息。诺兰以传记电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对奥本海默的纪念。
奥本海默的陨落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
今天的我们找不到纪念奥本海默的地方。也许，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不想再被打扰。
参考文献：
https://www.life.com/history/robert-oppenheimer-in-life/
https://www.princetonmagazine.com/robert-oppenheimer/
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897212541/#title-anchor
http://www.atomicheritage.org/petition.htm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3/september24/tellerobit-924.html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by Bird, Kai; Sherwin, Martin J.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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