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飞廉｜在广博深厚的原乡，我回忆往事，遇诸神灵
渊泉如渊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4年3月号
当你准备以“作家”来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加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难免会问一下自己，到底是如何鬼使神差地，走上这条随处鬼门关、日常鬼打墙的人世小道的。正常的人，在正常的职业里，切实地生活着，在原力与欲望的盈亏消耗里，敬鬼神而远之，时而悲伤，时而快乐，曲成万物而不遗。而成为作家，则意味着一方面被原力与欲望折磨，另一方面又要去回望这个深渊，去再现、表现与重组生活，还要去把握能指与所指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的文字，而且还是天书般令“天雨粟，鬼夜哭”的汉字。生活与文本（第二生活）的映射与指涉，意味着你生活在万象森严的镜厅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回忆往事，看看到底是哪些鬼、哪些神，这一路，来陆续拜访过我。
我祖母去世早，幼年照料我时间最长的女性长辈，是我外婆。我记得在外婆的茅屋（的确是那种屋顶盖稻草、泥坯墙、杉木架构的土房子）里，在油灯下，一边陪她一起洗脚(的确是缠过的鬼子姜一般的小脚)，一边听她讲故事和谣曲的情形。傻女婿挑着一担棉花去集上卖，风将棉花一缕缕吹进路边的草林里，他急着手足无措；一个瞎子请客，想煮一锅虾汤，结果虾子暗中摆尾跳出锅，瞎子还赞好浓好美的虾子汤；“天上星，鼓鼓盯，杨树杪，锯胡琴。胡琴破，琉璃货，鸦雀挑水桥上过，哎唷哎唷压不过。猪含柴，狗烧火，猫子沥饭笑死我”；“唱么歌，唱反歌，先生我，后生哥，娘出嫁，我晓得，爹娶亲，我打锣，我从家家门口过，家家还在睡摇窠”。她还常带着我去村里看皮影戏，我印象最深的是《薛刚反唐》，奸臣作恶，将他们全家都杀了，浇灌成一个铁丘坟，有时候，还要去金神庙看戏，楚剧《四下河南》，陈世美抛家弃子，结果上了包公的狗头铡。外婆去世，做法事，乐队的人吹唢呐相送，我记得有一首，是《红高粱》里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有一次我跟作家沧月讨论，她外婆也很能够讲故事，我觉得沧月外婆的故事一定是曲折有致，结构精巧，而我外婆讲的故事，则充满了反讽夸张，喜气洋洋。我现在觉得，在童年的暗夜里，一位会讲故事的外婆，可能是带着神谕，来刻写作家混沌的无意识，为他们定向。
我祖父是抗战老兵，二十出头，1944年前后，曾去贵州做过通信兵，考军校没有考上，1946年坐在密封的北上的装甲车里，与邻村同伴一起，经湖南逃回家乡，与我祖母成婚。因为这一段从军的经历，解放后，他过得不好，常常在批斗后，被关进谷仓里反省。我父亲写了很多种申辩的文件（那个时候，他估计很像卡夫卡《审判》中的K），抄在各种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放在我家灶屋的阁楼，我没事就钻到阁楼里，就着亮瓦的光，翻看这些就同一事件，展开的不同描述、不同格式的文本。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乡里干部抄花名册，会喊他去抄，这估计是他一生里，在意识形态领域最高的成就。他教我写毛笔字，我没学会。我大概是由五岁左右开始，被父母安排睡到祖父的床上，后来搬到祖父卧室南边的木板床上与弟弟分两头睡，与祖父的床中间架着一只已经漆好的棺材。晚上祖父会躺在他床上，隔着棺木给我们床上的弟兄两个人，讲他在贵州的经历，屋漏、亮瓦、墙缝与木窗前，有星月的微芒，他是我们村里走到外面的世界最远的男人之一（邻居有一位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丢了两根手指），他也将遥远的世界带给了我们俩。后来祖父随父亲去嘉鱼县做工，带回来一本《今古奇观》，将它放在沿桌边上锁的一只抽屉里，我常常由相邻的抽屉，伸手将它摸出来看，到现在为止，《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灌园叟晚逢仙女》等，仍是我最熟悉的短篇小说。祖父本身就有故事，他还无意中为我藏起一个有四十篇故事的“秘密基地”，他是2002年底，因心肌梗塞，靠在他的雕花床上猝然去世的。葬礼上，我作为长孙被安排“压棺”，戴着孝布，骑在他的棺木上，被十余位叔伯抬着去蔡家河祖坟地，天气阴冷，北风刺骨。
《云梦泽唉》中夜气很足的内页插图
我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小学三年级前后，有了阅读的能力。我们家的藏书，除了后来祖父带回来的《今古奇观》，还有一本我自己去镇上邮局买的《绘图儿童成语词典》，还有就是几卷《毛泽东选集》，我喜欢看毛选，特别是第一、二卷，还特别喜欢读每一篇文章后面的注释。古人说写出的书不好，只能够用来“覆瓮”（我现在写的《草木一村》《云梦出草记》《阮途记》《云梦泽唉》之流就是如此），事实上，在我们乡下，母亲与祖母们是公平的，她们将所有能找到的书，都用来盖坛坛罐罐，毕竟书本当盖子，比砖头好太多了。我估计农家书屋的原型，就是这个坛坛罐罐上的图书馆，我冒着被错认为偷坛子里的炒米与蚕豆的危险，“借阅”了我们村全部的“覆瓮”书，印象最深的是改倌家的《西游记》。改倌是由部队转业回来的，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沉默，有一点凶，他带回来的《西游记》两卷，第一卷已经撕到了第十回(前面大闹天宫诸回可能是做厕纸进入了五谷轮回)，所以我第一次读《西游记》，故事的开始，就是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喝铜汁，吃炭圆一样的铁球。我母亲不让我看，她已经听说过她的一位堂姐的儿子，看武侠小说烧掉帐子的事，也担心我浪费灯油，我只好半夜起来，点亮墨水瓶油灯，悄悄看几十页，将文字飞快塞进脑子，再慢慢想，接着睡，我的阅读速度，可能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夜深人静，我们屋外榆树下的猪屋里，已经长成半造子的两只白猪，一边睡觉一边打鼾，我在它们高高低低的鼾声里读猪八戒们的故事。后来我也读过《百年孤独》，也读过屠格涅夫、契诃夫、福楼拜、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辛格、卡尔维诺、聚斯金德、鲁迅、沈从文、汪曾祺、许地山、孙犁、冯至、韩少功、莫言、方方、刘醒龙、陈应松，有了一间书房，我还特别搜集了四五种《西游记》的版本，各种续《西游记》，比如董说的《西游补》，还有蔡铁鹰、李安纲等学者的《西游记》研究著作，我还是特别想念后来归还到改倌家坛子上的那本《西游记》，如果能够穿越回四十年前榆树猪屋边的秋夜，我一定要将这本书带出来，像我前几天修补《鲁迅全集》(1981年版)、《契诃夫小说选》(1956年版)、《羊舍的夜晚》（1963年版）一样，将它修补得整整齐齐。改倌已经去世有二十多年，肝癌，疼，唯一的解药是打麻将。他可能没想到，他由部队转业回来，随手放到行李卷里的两本书，让他当年喝来斥去的一个小男孩，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来追怀他。在我们村里，大部分的人去世，暂时留存世上的文字，大概就是族谱上的一行字与墓碑上的一行字（之前连族谱与墓碑也没有）。
我“文学创作”开始还蛮早，可能就是在油灯下偷读《西游记》的时候（书是摸来的，虽然后来还回去了，时间也是向母亲偷来的）。我父亲去嘉鱼县打工，他们组织了一个工程队盖房子，一年回来两次，过年、双抢，平时就是写信，他们还是年轻的夫妇，再说那时候人们都很迷写信。我母亲是文盲，上过夜校扫盲班，成效一般，所以晚饭后，是她一边纳鞋底，一边听我念完父亲的来信，继续沉思着纳一会儿鞋底，然后一边口述，由我来替她写回信给父亲，她说的，无非是菜园里茄子长黄瓜短，稻田里早稻又长高了多少，棉花地一棵棉花结了多少棉桃，打药，锄草，她对收成的预计为何，猪屋里的两头猪，是描述的重点，胃口怎么样，脾气怎么样，上膘又如何，是不是两头很“还债”的猪，像我们兄妹四人被赞的那样“还债”。我们兄妹四个，我祖父，她自己，也分别要讲几句。她老人家讲起来滔滔不绝，由我用铅笔头，信纸，以拼音与歪歪扭扭的汉字表现出来，可不容易，如何增，如何减，如何将她老人家的方言变成语文课本上的话，我做的当然是一个“作家”（可能也是“秘书”）的工作。母亲的要求还很高，等我们合作完成初稿，我还得念给她听，这时候，她放下鞋底，认真地谛听与修改，提出宝贵的意见，来回好几次，才能修改定稿，花上更宝贵的八分钱，第二天交给邮递员带走。我觉得我写的信比父亲好，因为他是小学文化程度，毕业有十余年，忘了拼音，忘了字，所以他信里，太多的错字与病句。父亲将我写的信看完，可能也会给工友们看，给当地的工人看，我记得有一次，他带回来一个工人的小孩，理由就是他的工人朋友要这小孩，来乡村忆苦思甜，认识一个“写作文”很好的农村小朋友。所以我的作文启蒙老师，首先是我母亲，然后是小学里的郑金芳老师。他很快发现了我描述菜地、棉花地、稻田、家屋、猪屋、牛屋的非凡“天分”，我在一篇《送灯油》的文章里写过他老人家，他初中文化程度，觉得我可能不止是一个中学生的造化，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工人”。金芳老师也去世有好多年了，也是心肌梗塞，早晨师娘喊他起床去小学校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与在他的作文课上写的“作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有一次语文考试，他给我的作文打了满分，但前面填空题，我写错了字，扣了两分，他讲卷子时，由讲台上走下来，怒气冲冲地扯着我的耳根，将我拉到黑板前，改正这两个字。我在我学校的写作课上，现在也对学生说，文字唯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一说“准确”，我的耳根就疼。
我果然读了初中，高中，还考上了大学。父亲去孝感商场给我买了一件很贵的白衬衣，带我乘坐由我们镇去汉口火车站的绿皮火车，前往学校报到，车厢里大部分的墨绿木椅都卸掉了，层层累累堆码着蔬菜、鸡鸭等货物，气味复杂，到站后，我一个人挤下车门，在站台上接住父亲由车窗上放下来的行李卷，坐上校车，而汉江，而龟山，黄鹤楼，洪山，中南商业大楼，来到陷在法国梧桐树中的华中师范大学。在孝感的中学里，我背诵了满脑子的宋词，爱去校门口的旧书摊买往期《收获》《十月》《小说选刊》，1980年代末，正是先锋派兴起之时，我是读者之一，我行李卷里带到大学来的书，一本是《泰戈尔散文诗全集》，一本是《五人诗选》，后一本书黑色封面，五人是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我对江河与杨炼，有很深的印象，这两本书现在也还在我书房的书架上。乡下少年进城，不习惯，高考也不太理想，有一点郁闷，我加入了学校的诗社，指导老师是剑男，张执浩老师也常来给我们做讲座，师兄有陈杨、方学平，我由他们那里知道了海子、西川、里尔克，后来我迷上了帕斯捷尔纳克与叶芝，还有陶渊明，与我一起写诗的同学有方平凡、袁平凡、殷惠东与康炼。到大二的时候，陈杨与方学平两位师兄，挑选我接替他们，做了诗社的社长，这个社长，除了带领社员们周末在有露水的草坪上读诗，还要筹办每年武汉高校的“一二九”诗赛，有朗诵与创作两类评奖。现在看来，这个在初冬里的诗歌之夜，是生产诗人与广电节目主持人的平台，老一辈的诗人与朗诵家坐在评委席上，微笑地注视着出现在小礼堂舞台上的新人（这个小礼堂在华师露天电影院的背后，已经拆掉了）。来作客的评委里，年纪较大的是省文联的田野老师与市文联的曾卓老师，我的任务是将聘书送到他们家，届时领着学校的车，将他们由家里接到学校小礼堂，诗赛结束以后的深夜，又将他们送回家，因此有了与两位老人接触的机会。田野老师恂恂儒者，谦和下人，解放时由香港返回深圳。我毕业后到省文联工作，他有时候还来编辑部看我，送我他的诗文集《爱海者》。曾卓老师穿着红色的毛衣，出现在评委席，在诗赛进入颁奖环节时，神采飞扬地发表演讲，在我们的眼里，他就是诗神的化身。我还保存着1992年那一届诗赛上，他将一等奖的证书颁发给我的照片。这次获奖的诗名叫《遥望大平原》，所谓大平原，也就是现在我常写的“云梦泽”，与第二年我在《诗神》杂志发表诗歌《幻象的丛花》一起，两首诗大概可算我的“处女作”。曾卓老师是“七月派”诗人，后来我去苏州大学念博士，我的导师是汤哲声教授，他师从范伯群老师，范老师又师从贾植芳教授，也算是七月派的一脉。我第一年参加博士考试，英语不好，没有通过，我住在学校的莘园招待所里，有一天下午，范老师拎着他主编的厚厚两大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来找我，签名赠书，与我讨论。田野老师、曾卓老师、范伯群老师都已去世，他们这一代作家、学者，爱国家，重人情，受到挫折，但愈挫愈勇，待人温煦如同春风，令人难以忘怀。
我在湖北省文联工作了近二十年，之后才调入高校做写作课的老师。这二十年中，后面几年是做行政，前面大概有十余年，是在一家名叫《今古传奇》的杂志社工作，编辑武侠等类型小说类期刊，给大众文化读者与中学生读者阅读。我是1998年进入这家杂志社的，在网络文学兴起前，在与电视、电影等图像媒介竞合构成的大众文化与都市文化领域，我们的杂志与隔壁《知音》《特别关注》等一样，赫赫有声名。蒋敬生先生是《今古传奇》创刊的元老，当时已经是近七十岁退休的年龄，主编们都称他为“蒋先生”(就像后来我们博士同学，都称范伯群教授为范先生)，命我向他求教。有一两年的时间，每周都有好几次，我会去他家与蒋先生聊天，如果不去，他就会拨电话到编辑部来。我在他书房里向他报告我当时读的书，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念他新写的古体诗给我听，讲《红楼梦》，讲他的小说。蒋先生能整本书地背诵《红楼梦》，他常常是背一段，讲一段，然后对我说，你看看，这多好，这多好。他写的小说，是“传奇”的路子，他的《传奇大书的艺术》一书，多次被复印发给杂志社的编辑，作为所谓“今古传奇体”的指南，我后来以“木剑客”做武侠版的主编，也常常将蒋先生这本小册子，与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三本书一起，推介给新来的编辑作入门的指南。蒋先生是编剧出身，懂得曲艺的唱腔，是曲艺家，转身来写长中短篇的“传奇”，像《海公案》《鸳鸯绣》《南包公》《禁城黄昏》《江湖十八怪》等，都绘声绘色，活色生香，周旋在各种“书筋”与“扣子”之中，四梁八柱，令人拍案叫绝，他的文字也非常好，是“三言二拍”中，那种活生生的由古典白话文发育而来的锦绣文章。他坚持“传奇”之“传”，是传记之“传”，说明他觉得他的小说也是在“史传”的传统之内。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觉得金庸不一定写得比他好。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很难过。我精读过他的文本，蒋先生文字的淳厚，结构的绵密，是很好的，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让他郁郁在他的书房里，没有得到金庸那样的声名呢？他与汪曾祺、金庸是同时代的人，他在武汉，汪曾祺在北京，金庸在香港，天分之高，用力之勤，老而弥坚，精进不已，受限于地方不同，兴趣、眼光会有不同，一切随缘，着力即差，这样的差异性，我并没有能力来评价。
一入老年，前列腺就是拦路虎，我坐在蒋先生名为“寄斋”的书房里，有一小半时间，是在等他老人家由卫生间里出来，继续讲论他云蒸霞蔚的《红楼梦》。去年我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追怀此事：“当年东湖访寄斋，天雨花吟红楼梦。先生留我再坐坐，犹在厕间尿遁中。2022年1月6日，武汉东湖。蒋先生已去世十年。”他2012年去世，同事们说我是蒋先生的关门弟子，与他老人家一批曲艺名家子弟同列，我觉得特别的荣幸。我在《十月》《天涯》发了一点废名式的短小说后，大概由2003年开始，转向写“绿林记”系列诸小说，也认为自己写的是在“传奇”的文脉之中，只是这个“传奇大书”的谱系，根深蒂固，他老人家是张三丰功力深湛，我却没有张无忌那般的悟性与综合。我不敢将小说给他看，担心他责怪我走得太远，“绿林记”系列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好，我读《汪曾祺全集》第九第十册谈艺部分，同意汪曾祺老师意识流与笔记体中西结合的办法，但真正地走通，是难的，去年读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心情是沮丧的，她很高明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我还得继续改“绿林记”唉。我将翠柳街省文联的宿舍改成工作室，早出晚归，日常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会遇到蒋先生的长公子，大师兄须发皓白，走在树下的样子，俨然就是当年蒋先生的模样，希望他不要被前列腺的麻烦困扰。
我在《云梦泽唉》代序的《周毅老师二三事》里，回忆过与《文汇报》的“笔会”副刊前主编周毅老师的交往，她大概是在2007年“五一”节前后，来武汉出差，给了我写“风土记”专栏的任务，要求我由文艺青年的小清新里走出来，回到乡村做田野的作业。我说是被她由武汉这片“野鹅塘”里“钓”出来的，就像王重阳将全真七子由俗世中“钓”出来。周毅老师的好友，她去世之后，遗作的编辑者曹晖老师翻到《云梦泽唉》，也特别感慨这个“钓”字，她写了信，托周毅老师的母亲肖阿姨转给我，让我好几天都难以成眠，在以更艰难的努力回应来信之前，我托肖阿姨转达了我的回复：“曹老师的回忆与评点，也让我回顾这几年的写作经历，受益匪浅。曹老师谈到云，我想到四年前由上海回来，将周毅老师追悼会上领到的淡红色毛巾放到书房的抽屉，它的确是朝霞的样子。我看到这片云，就会想，如果现在周毅老师看到你新写的稿子，她会怎么看？”
贡嘎雪山
逝者如斯夫，有一天我们也会。他们在另外的世界里装神弄鬼，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还知不知道，有无兴趣知道，对我们接着在弄文字的人，弄出来的文本，还有无兴趣，由流云里探出头来，再瞥一眼，我其实觉得不会。海德格尔说：“借一种继承下来的，然而又是选择出来的可能性把自己承传给自己。”存在者固然是以此来勉励自己，在虚无中定向，为生活确立起无意义之意义，但逝者们未必在意，自死亡的那一刻，大概就与“承传”和解了。我们还在意。我想起九月底去陈村老师家，我们默默地坐了大半天，出门时，他将玄关边的轮椅指给我看，说是史铁生送给他的，我一边穿鞋子，一边泪目。
他们也并非我生命中的“贵人”，这个世界上的真人们从来都不“贵”，也不自以为“贵”。说起来，我有可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被他们来“讨替代”的，德里达所论的幽灵，无限地向着虚无的替补中的一环，除了尽人力，以听候深渊的召唤，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现在写作，也给学生上写作课，也到了去“讨替代”的年纪。
将要出版的《团圆酒》里，有一个名叫《温泉镇》的中篇，在小说里，叙事者觉得家乡的小镇下面处处都是温泉，其实我想写的是“黄泉”，只是担心取名《黄泉镇》，读者一定都跑光了。彼苍者天，黄泉汩汩，《中庸》里表扬贤哲，说：“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广博而深厚的原乡，我回忆往事，一路行来，所遇诸神灵，也是如此这般。
舒飞廉
1974年生，湖北孝感人，现居武汉。出版有《飞廉的村庄》（2004年）、《绿林记》（2010年）、《草木一村》（2012年，系《飞廉的村庄》增订版）、《云梦出草记》（2019年）、《阮途记》（2021年，系《绿林记》增订版第一册）、《云梦泽唉》（2023年）、《团圆酒》（2024年）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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