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里筋疲力尽的人，都在重新走近卡夫卡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没有文学方面的兴趣，我就是由文学构成，我不是别的什么并且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活着这件事，就是循着绵延不断的岔路前行。究竟该通往何处？就连回头瞧瞧也不被允许。

我常常这么想，幽居在地下室最深处的房间，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吧。有人端食物给我吃，放在离我房间有一小段距离，地下室最外面那扇门的内侧。我穿着家居服，走过地下室圆形天花板下方的走廊去取食。这是我唯一的散步方式。然后我回到房间，慢慢地慎重地用餐。

同学视我为笨蛋，有几位老师认定我为劣等生，父母和我面对好几次这样的判定。他们是一群借由如此极端的判定，企图支配别人的家伙。我为此气过，也哭过，甚至丧失信心，对未来深感绝望。此时的我，犹如呆站在舞台上的演员。

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并没有生机勃勃便完结了，他需要用一只手去稍稍地击退笼罩他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之下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更为异样，以及更多。

有人说，他是懒惰者。也有人说，他畏惧工作。后者的评价才正确。他畏惧工作。每次去上班，就像个必须离开故乡的游子般悲伤。虽然是个不怎么喜欢的故乡，毕竟是一个早已习惯、能让人安心的地方。他被城市街道拖着走，与刚出生的小狗一样。下班后，他又拖着疲惫身体回到故乡。只能脚步踉跄地回到灰色又令人讨厌的故乡。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质让我明白，文学创作不能当饭吃，是吧？

捷克布拉格的卡夫卡咖啡馆（视觉中国 供图）

1913年的某一天，菲丽丝·鲍尔拿着卡夫卡的信，给一位笔迹鉴定专家去看。那位专家说出书写者的性格特点，其中包括一条，是“对文艺的兴趣”。菲丽丝·鲍尔将这件事告诉卡夫卡，卡夫卡回信中有这样一句，大意是，“我没有文学方面的兴趣，我就是文学”。卡夫卡写的小说，写下的信和日记，笔记本中的片段，都是文学。

卡夫卡是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他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布拉格度过（视觉中国 供图）

准是有人诬陷了他”

卡夫卡的小说，从语言上来说并不难，但从意思上来说，有点儿难以捉摸，一个人一觉醒来，怎么就变成一条虫子了呢？一个儿子，怎么听到爸爸对他的判决，就从桥上跳下去自杀了呢？更离奇的事发生了，“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这是《审判》的开头，约瑟夫·K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处在监禁之中，他想让房东太太送来早餐，却招来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看守，黑衣看守说：“难道你不觉得待在这儿更好吗？”约瑟夫·K不想搭理这黑衣看守，但黑衣看守说：“我可是好意。”黑衣看守有同伙，那个同伙告知约瑟夫·K：“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约瑟夫·K询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黑衣看守回复说：“我们不是来告诉你为什么的，回到你的屋子里去等着吧。你已经有案在身，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我这么随随便便跟你说话，已经超越了我的使命。”

约瑟夫·K不知道看守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囚禁，“他们在谈什么呢？他们是哪家的人？K不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太平、法律刚正的法治国家里吗？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K一向喜欢对什么事都尽量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只有当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时，他才会相信真的是这个样；不到灾祸临头，他根本不会去替明天操心”。

电影《审判》剧照（1962）

卡夫卡是法学博士，他熟悉立法和法律史，这不仅源于他的学术背景，也源于他在工人意外保险公司的职业经历，法律是他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关于法律的问题》中，他写道：“我们的法律并非人人清楚，这些法律是一小群统治着我们的贵族的秘密。我们深信，这些古老的法律被严格遵守着，但是，被自己所不清楚的法律统治着，到底是一件叫人痛苦万分的事。”约瑟夫·K对自己的被捕感到惊讶，在把身份证明文件交给迫害他的人，并要求他们出示逮捕证之后，他似乎意识到，谁立法，谁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

这是统治的基石，统治者被纳入司法秩序的条件是被排除在司法秩序之外。统治者作为法律和政治秩序的创造者，是提供公民身份的人，同时也保留了撤销公民身份的能力。法律规范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出生、教育、成长、爱情、友谊和死亡。我们的社会不再能够理解，除了由政府制定并由少数统治者管理的法律统治之下，还有其他存在的可能性，甚至当它已经走到把自己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地步时，它首先关心的是立即重建它。几千年来，那些统治者除了以“尊重法律，服从权威”为口号不断地变换花样之外，什么也没做。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当法律受到挑战时，会发生什么呢？

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老城区广场北段圣尼古拉斯教堂边上这座巴洛克塔楼里，并与家人在这里住了两年（摄于1991年）

卡夫卡在1914年10月写下了《在流放地》，当时欧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席卷。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旅行者应指挥官的邀请访问了一个殖民地。访问的目的是让旅行者亲眼目睹一名士兵因不服从和侮辱上级的行为而受到惩戒。在一种特殊刑罚机器的帮助下，他所违反的法律条文将被刻在他的身体上。指挥官以极大的热情向旅行者介绍那台处死犯人的机器，似乎这台机器存续久远，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先进的社会，对个人实施暴力是每一个权威的武器。只要统治以任何形式被神化，压迫就会自动出现，表现为对个人的消灭、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定罪，或实行酷刑。

就像福柯在后来所述，通过酷刑进行的惩罚一直是一种公共奇观。酷刑的实践构成了一种迷人的政治仪式，一种展示权威无所不能的方式。在流放地，指挥官发出的抱怨之一就是，再也没有人观看行刑仪式了，他追忆着辉煌的过去。

通常，我们会竭力避免让自己陷入卡夫卡式的状态中，但总有现实让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去体察什么叫卡夫卡状态。这个形容词叫kafkaesque，德语中这个词写作kafkaesk，德语词典中对其解释为，“卡夫卡的叙述方式，因为参详不透而导致神秘恐怖，使人感到受到威胁”。

这个词变换词尾，出现在西班牙语、法语、挪威语、瑞典语及捷克语中，北京外国语大学谢莹莹教授解释说，除了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这个词还指一个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神秘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地随意，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迫却又申诉无门。

卡夫卡与菲丽丝·鲍尔（摄于1917年）

卡夫卡喜欢文字，喜欢生产文字的媒介，不喜欢留声机、口述录音机和电话，产生声音的媒介都会打扰写作时的宁静，都是一种“大嗓门”。卡夫卡没有听过纳粹的演讲，但预感到收音机使人的言语变成权威的象征。在他那个时代，电话机听筒像哑铃一样大，其中簌簌的噪声夹在人与人的交流之中，像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幽灵似的东西”，媒介无法消除将人们隔离开的最根本的东西。卡夫卡说他患有恐电话症，现在，手机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像卡夫卡一样焦虑，手机调到静音，害怕听到别人的语音。

卡夫卡不喜欢办公室，他享受干农活儿，他说干农活儿跟办公室幽灵般的工作截然相反，干农活儿单调乏味又真切有用，沉默无言、孤单、健康又辛苦，“办公室才是真正的地狱”。卡夫卡是个称职的公务员，一个写公文的好手，在职场上不放过每一次加薪和晋职的机会，现在，很多人也像卡夫卡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但从心底认为，每在办公室消耗一天，“自我”就被消耗一分。卡夫卡害怕婚姻，他需要一个伴侣，精神上的伴侣，但精神上的伴侣成为生活中的伴侣是另一回事，娶一个人，就意味着娶一家子人，妻子哥哥的债务问题该怎么解决？该怎么跟妻子的那一家人相处？娶一个人，就等于服从另一个人，或者部分地服从另一个人，要安排一处房子，房间里该如何布置要听命于人。至于生儿育女，给儿女应有的教育，这是世间最艰难的事，表面上看，很多人都这样做了，结婚生子，养育孩子长大，实则没多少人真的“做到”，他们不过是“遭遇”了这种情况，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不过是没有发生别的事阻挠这些事的发生，卡夫卡要自己阻挠自己的婚姻，他给菲丽丝·鲍尔写了很多信分析婚姻的利弊，卡夫卡处理一两段浪漫关系时游刃有余，但结婚这个事实在太难了。

现在，任何一个对婚姻做出严肃思考的人都会像卡夫卡那样纠结，都会害怕婚姻，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子嗣。更要命的是，卡夫卡还有一个厉害的爸爸，每一个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青年都该好好打量一下自己的爸爸：家庭是权威的发源地，给每一种个性都戴上镣铐。

卡夫卡5岁像（视觉中国 供图）

“一天早晨，

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

1912年9月20日，卡夫卡给菲丽丝·鲍尔写了第一封信。9月22日晚上10点到9月23日早上6点，他一口气写完了《判决》，9月25日，他开始写《失踪的人》，这本小说在他死后由布罗德以《美国》为名出版。卡夫卡只对第一章《司炉》感到满意。11月17日，他开始写《变形记》。卡夫卡想把《判决》《变形记》和《司炉》放在一个集子里出版，统一命名为“儿子们”。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影子笼罩着这三篇小说的每一行字。卡夫卡看着他的爸爸，就看到了父权。在《判决》和《变形记》中，父亲对儿子都执行了死刑。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这是《变形记》的开头。虫子，卡夫卡用的是Ungeziefer，他没有指明虫子的确切种类，也反对出版商在封面上确切地描绘出一只甲虫，他希望那只虫子保持在未知状态。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也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抱怨爸爸总是把他当作寄生虫和Ungeziefer。在20世纪早期，德语国家的人们也用这个词来形容犹太人，难以确定卡夫卡在1912年是否听到过这种贬损。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自己父母的家中醒来，他变成了虫子，没法去上班了。随后，他的公司同事来看望他，想知道他迟到的理由。公司职员的谈话体现了工作纪律、生产力及冗余处理等一套工作伦理，爸爸心情复杂地观望这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儿子，家庭和雇主接下来都要考虑怎么处理掉这个异类。家庭塑造了人们盲目服从的习惯，在社会接管之前，家庭首先粉碎“异类”。

在卡夫卡191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父母期望孩子们能感激他们，就像高利贷者一样，只要能得到利息，他们就乐意拿自己的资本冒险。”30年后，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说：“安居不再可能，我们成长的传统住家，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其中任何舒适都是对认知的背叛，任何温暖都必须付出使家庭成为沉闷的利益共同体的代价。”阿多诺在这本书中引用了一首德国歌曲的歌词——“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父母坟墓旁那张郁郁葱绿的椅子。”马尔库塞后来又做出这样的分析：“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是由商业经济的特征所支配的，作为一种商业产品，它的费用和自身的成本，它的利润和剩余价值，都被计算。经济利益不仅用于对丈夫的选择，对孩子的抚养和培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黄金巷街22号是布拉格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卡夫卡曾在这里奋笔疾书，如今成为一家书店，专门出售卡夫卡的小说和笔记（视觉中国 供图）

引用这几句话并不是要说卡夫卡在家庭关系和父权的分析中像一个先知，而是想说他怕他的爸爸。卡夫卡描绘了权威及权力的各个层面，并不是因为他有先知一般的预判能力，而是因为他害怕一切形式的权力，比别人害怕的要多得多，他的生活就致力于挣脱这些权力，他时时刻刻能感觉到它，能识别它。他看见强壮的爸爸，就能看见父权的一切，身处每个月处理30万份文件的保险公司，就能想见官僚系统的冗余。卡夫卡的传记作者莱纳·施塔赫说：“卡夫卡一生都不会从政治和经济及社会的角度去思考，正是他骨子里的反权威以及和爸爸的对立，让他对统治的本质认识比一般的政党要深刻得多。”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权力的反映，简单来说，卡夫卡的作品描绘了两种权力，一种是极权的、行政的、官僚的权力，出现在《审判》《城堡》《在流放地》之中，另一种是父权，出现在《变形记》《判决》《给父亲的信》和《美国》之中。

当然，这两种权力经常在同一部作品中共存并相互作用。如本雅明所言，对卡夫卡来说，官员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是父权的还是官僚的，权力最终都走向残忍的杀戮，《审判》中杀掉约瑟夫·K，《变形记》中杀掉萨姆沙，《在流放地》中的谋杀/自杀，《判决》中父亲鼓动下的自杀，《地洞》中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还有《城堡》中很可能死于疲惫的K。

1922年1月，卡夫卡在家庭医生的陪同下前往巨人山区的锭子磨坊，有感于被大雪覆盖的山区景色，他开始了《城堡》的写作：“K抵达的时候，天色已很晚，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

土地测量员K被召唤到一个村庄，他想去城堡和伯爵见面，但这是一项徒劳的任务，卡夫卡通过无数琐碎的细节，精确地揭示了一个迷宫，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死胡同，土地测量员和权力之间有一条完美的鸿沟，占据这道鸿沟的等级高低不一的办公厅主任、各部门的负责人、雇员、房东、侍者、代理人、告密者，整个村庄的人都与城堡有着某种关系，但没有一个人单独拥有任何的管辖权，他们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不可逾越的权力网，使K无法接近城堡。

2017年10月1 日，演员们在德国不来梅排练改编自卡夫卡小说《审判》的木偶剧

在《城堡》中，权力不仅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也是线性的渗透结构，凭借村民的苦难，也凭借他们谄媚的合作，城堡的威权才得以存在。“你们这儿的人生来就敬畏官府，在你们的一生中，这种敬畏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各个方面继续侵蚀你们。”卡夫卡有条不紊地描述这个由行政等级制度构成，同时也由村民的自愿被奴役构成的权力维度，耐心地解构官僚主义的各方面，将权力体系呈现为一个混乱的世界，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盲目的齿轮，但没有人试图反抗这种无情的力量。K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卡夫卡为他的主人公选择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意思？他无法探知城堡的边界，无法摆脱城堡的威胁。卡夫卡揭露了等级制度的本质。然而，卡夫卡的小说中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作家昆德拉说，卡夫卡式的叙述代表着人世的一种基本可能性，一种或多或少都会伴随人类的可能性。

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对卡夫卡的权力描述做出了回应，他在小说《人工呼吸》中，假想出了1909年希特勒和卡夫卡在布拉格一间咖啡馆里的会面——卡夫卡，那个孤僻的人，坐在阿尔科斯咖啡馆的某张桌子前，对面坐着阿道夫，那个画家，那个因为当了逃兵而不得不在布拉格躲躲藏藏的卑微的长满虱子的奥地利小资产阶级，那个靠画明信片糊口的一败涂地的艺术家，坐在那个尚未成为但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卡夫卡的人的对面，向卡夫卡讲起了他的梦想，带着浓重的鼻音，变形为元首，变形为成千上万臣服于他的人、仆人、奴隶和虫子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子。Ungeziefer，这个词后来被纳粹分子用来称呼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就是卡夫卡在描述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清晨醒来变成昆虫时使用的单词。卡夫卡心想，眼前这个荒诞可笑、饿得两眼发慌的男人，他那些遥不可及的穷凶极恶的计划说不定有朝一日会实现呢。到那时，世界可能就真变成了他用语言构建的样子：骑士团城堡，万字符，在受害者皮肤刻文镌字的恐怖机器。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深知那些话可以被说出来，那些话也能被实现。

电影《卡夫卡》剧照（1991）

南美作家喜欢把文学评论夹在小说中并以小说的形式写文学评论，皮格利亚写道：“你读过《审判》吧，卡夫卡能精准地观察到恐怖逐渐累积的每个细节，这部小说以令人惊叹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变成恐怖工具的政府的经典模式。在那里，人人都可能被控告和被判有罪，极权主义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暗无天日的动荡，刽子手空虚厌倦，施虐行为到处蔓延，自卡夫卡创作了这部作品，夜半敲门声就在无数扇门前响起，至于被拖出去，然后像狗一样死去的人，就像约瑟夫·K那样，不计其数。”皮格利亚用小说的方式写着评论——卡夫卡于1924年6月3日逝世，差不多相同的日子，在黑森林的某座城堡里，希特勒在一间大厅里踱步，向他的助手口述《我的奋斗》最后几章。1924年6月，元首踱着步子，口述《我的奋斗》，而卡夫卡在维也纳基尔林疗养院里奄奄一息，结核病摧毁了他的喉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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