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责任的界限

前几日，笔者看到一个新闻，警察传唤一名嫌疑人，嫌疑人借口去厕所，厕所在四楼，一名辅警带着嫌疑人到了厕所，辅警看手机，嫌疑人看有机可乘，跳窗逃跑，从楼上摔下死亡。法院判决辅警构成玩忽职守罪，并赔偿110万元。

直觉告诉我，辅警不构成犯罪，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赔偿110万元。报警电话是110，被害人家属索赔110万元，颇有讽刺意味。

这个案例让我思考警察在传话嫌疑人的时候，警察承担责任的界限。

在民事领域，酒店等公共场所在何种情况下承担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

情况一：某甲在酒店吃饭，因为酒店地滑，某甲滑到， 被摔成骨折，此种情况下，酒店承担责任。这是因为某店对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酒店违背了这种义务，造成了某甲摔倒，酒店承担责任。

情况二 ：某甲在酒店吃饭，酒店员工某乙故意殴打某甲，造成某甲损失，此时，员工某乙故意殴打某甲，造成某甲损失，某乙应当承担违反治安管理责任，并承担某乙的损失。如果某乙没有能力赔偿，酒店应当在没有能力赔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称之为补充责任。

情形三：某甲在酒店吃饭，员工某乙一不小心将水泼在地上，某甲正好走在水上摔倒，骨折，此时，酒店应当承担责任。

情形四：某甲在酒店吃饭，某甲的仇人听说某甲在酒店，于是冲入酒店，酒店没有阻拦，造成某甲被仇人打伤，对此，酒店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个中的原因是，酒店应当保障在此就餐的顾客的人身安全，显然酒店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

情形五：某甲在酒店吃饭，某甲的仇人听说某甲在酒店，于是冲入酒店，酒店的三名保安拦截某家仇人，但是某甲的仇人武艺高强，三名保安拦截不住，某甲被打伤。对此，酒店不承担责任。

情形五：某甲在酒店吃饭，某甲喝完酒以后，不由悲从中来，感觉活着没有意识，于是从酒店包间的窗户一跃而下，当场毙命。对此，酒店不承担责任。或者某甲在酒店保健割腕自杀，上吊自杀，刨腹自杀等等，都不承担责任。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某甲自己想死，与酒店没有任何关系。

情形六：某甲酒店吃饭，吃饭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争执，某甲持刀将某乙打伤，某乙正当防卫，某甲也被打伤。此时，酒店不承担某甲的责任。因为这种损伤是某甲的违法行为造成的。

此种情况下，某甲打伤某乙，酒店是否承担某甲打伤某乙的民事责任?笔者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判断。如果某甲殴打某乙的时候，保安及时赶到，并进行制止，则酒店没有责任。如果无人制止，酒店应当承担补充责任。

综上所述，某甲自杀，或者某甲的犯罪行为造成自身的损害，酒店不应当承担责任。

笔者将上述问题“切换”到公安机关。

情形一：某甲被传唤进入公安机关的侯问室，在侯问期间，同一侯问室的某乙将某甲打伤或者打死，对此警方应当承担责任。

或者，警方没有对某乙进行安全检查，某乙用携带折叠刀将某甲刺伤或者刺死，警方应当承担责任。

情形二：某甲被传唤进入公安机关侯问室，在侯问期间，侯问室倒塌，某甲被砸死或者砸伤，对此警方应当承担责任。

情形三：某甲被传唤进入公安机关侯问室，在侯问期间，某甲的仇人听说以后，冲进派出所，将某甲打伤或者打死，对此，警方应当承担责任。

情形四：某甲被传唤进入公安机关侯问室，在侯问期间，某甲以头抢地，或者以头猛撞墙壁或者栏杆，导致受伤或者死亡，对此，某甲咎由自取，警方不应承担责任。

情形五：某甲在侯问室侯问期间，打伤看管人员，看管人员制止，某甲受伤或者死亡。此时，警方不承担责任。

情形五：某甲在侯问期间，抽出自己皮鞋内铁板，自杀身亡。此时，警方不应当承担责任。

情形六：某甲在侯问期间，上厕所并在厕所窗户脱逃，死亡。

笔者认为，对于被传唤人、嫌疑人等违法行为、各种自杀行为造成自己受伤或者死亡，警方不承担责任。这就是警方承担责任的界限。

有人说，这样不对，应当让警察承担所有的责任。

问题是，在被传唤人、嫌疑人自杀行为、脱逃行为、违法行为造成自己伤害的情况下，追究警察的责任，实际上是对被传唤人和嫌疑人的自杀行为、脱逃行为、违法行为的一种鼓励，鼓励被传唤人、嫌疑人的自杀行为、脱逃行为和违法行为对自己造成伤害，这不是“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目的”应该是让坏人的代价更大，而不是相反。

“目的论的解释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释方法。

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如果法律的文本有多个解释，那么就选择哪个能够实现“法律目的”的。

比如，法律规定现场发现的嫌疑人可以口头传唤。

某日，民警巡逻，发现逃脱的某甲，民警可否口头传唤。

有人说这种情况下，不是“现场发现”，应当传唤证传唤。

问题是，民警来得及办理传唤证么？将嫌疑人口头传唤到案，绳之以法，是不是更有利于恢复法律的秩序，维护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这个目的，就可以将此种情况理解为“现场发现”。

这就是“目的论的解释方法”。

同理，如果某种司法决策，鼓励犯罪，则这种决策就是错误的，应该选择那种不鼓励犯罪的做法。

这也是“结果导向的司法决策方法”。司法人员在做出司法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决策的可能后果，如果后果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选择这么做；否则，就不要这么做。

心理学家说，自杀，源自自杀的人认为自己的自杀行为是对亲人的惩罚。

比如，孩子的自杀，是孩子对自己父母的报复，“我杀死你的孩子，让你痛不欲生”，这是自杀者的内心想法。

被传唤的人、嫌疑人自杀行为，脱逃等违法行为，实际上是对警察的一种“报复”：我自杀了，我脱逃了，你就被追究刑事责任，你就会赔偿，所以，我自杀，我脱逃，让你进监狱，被处分，还让你赔偿，我的父母会因为你的赔偿改善生活。

如果真的追究警察的刑事民事责任了，则正中被传唤人、嫌疑人的“下怀”，从而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心里偷着乐：弄死你的逼养的。

因此，警方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必须让他们从脱逃中、从自杀中，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中不能获得哪怕一丁点好处，一丁点好处都是对他们的这种自杀行为、脱逃行为的纵容。

“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中获益”。

这是一条著名的法谚！这条法谚散发着真理的光辉。

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如果有人从违法犯罪中获益，那么就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

所以，为了不纵容这种自杀行为、脱逃行为等行为，就不能让警察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让这些自杀者、脱逃者的希望落空，那么其他人就不会选择这种没有任何好处的做法了。

总之，自杀、脱逃等违法行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必须自作自受，咎由自取，其他人不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