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挺以色列这件事上，美国的魔幻程度已经到了让世人无法理解的地步。蔓延全美高校的反以挺巴运动愈演愈烈之际，5月1日美国众议院又以320票赞成、9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进一步打击大学校园的反犹太主义行为。

该法案在扩大了一堆“反犹言论”标准外，最为魔幻的一条是“禁止提到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几位反对该法案的众议院议员发推称，根据这项法案，《新约》也成了“反犹主义”。

这项法案在美国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强烈抨击。犹太人控制政府之类的阴谋论在美国本来就有广泛市场，反犹意识法案一出，平常再不相信阴谋论的人也难免去想，这个国家的精英政客们是不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以色列左右了？

西方媒体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对以色列态度迥异，目前有很多维度的解释。比如，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惨遭大屠杀使得在西方反犹主义是高度政治不正确，欧美精英非常担心反犹主义卷土重来。比如犹太资本对媒体对政治的控制等等。具体到美国，则要加上美国与以色列间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关系，以及美国当下两党复杂的政治斗争等等。

不过，之前的舆论讨论中往往忽略了一个很基础的问题，那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尤其美国，仍然是宗教氛围很浓厚的世界。毕竟从近代史以来，西方世界被赋予了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等光环，西方的知识分子，精英政客们一直是广大后发国家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提起西方的先进性，总是言必称古希腊文艺复兴理性启蒙。

然而现实是，即使已经是21世纪，一神教信仰在这些国家也还没退化成单纯的口头信仰与文化习俗，仍然是社会的底层逻辑之一。与大众相比，宗教信仰对很多政客与精英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这种影响又经常会通过他们的种种观念和决策施加于世俗世界。

其中，《圣经》中的旧约部分，也就是希伯来信仰，对欧美世界的现代政治历史有着深远影响。本次“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影响的延续。

生活于社会主义无神论环境中的普通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影响。正好最近听了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的一场讨论历史哲学的讲座，启发笔者从宗教神学角度重新思考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亚伯拉罕杀子：伦理断裂与信仰超越

在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的这场讲座里，学者丁耘引用了丹麦著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解释旧约中神考验亚伯拉罕，让他献祭儿子以撒的故事。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人类精神超越原有以父子关系为根基的人伦秩序迈向信仰的一次飞跃：

杀亲生儿子在原有的人伦秩序中是无法理解的。神固然最后没有让亚伯拉罕杀子，然而神的意志不可测度，不能用理性理解的神之全能，就是后来现实世界秩序的基础。神对亚伯拉罕的这次测试象征着人类精神的一次飞跃，是因为人类无法顺着伦理生活进入信仰生活，就如人无法通过山峰进入天空，唯有生死未知的纵身一跳来实现人类精神的飞跃。

丁老师以克尔凯郭尔的“纵身一跃”来解释存在秩序与精神飞跃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人通过理性推理无法进入信仰，而接受神的意志，亲手杀子，则标志着伦理生活和信仰生活的断裂，人类由此摆脱自然人伦走入了真正的历史。这就是所谓人类精神的飞跃发生在历史断裂的时刻。

亚伯拉罕和以撒

讲座中另外一位学者吴增定也认为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关键就是要突破混沌一体的非反思性的自然形态。非洲黑人没有在思想上经历这种历史断裂，所以按西方标准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这让我想起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达卡峰会上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非洲人当下的悲剧在于尚未真正进入历史……因为他们总是怀念着。欧洲人来临前那个已经永远失去的黄金时代“。

中西文明的分野

丁耘认为中国历史也有类似的历史断裂时刻，比如说舜的父亲多次联合继妻和继妻之子企图杀舜，这样的伤害对舜一生影响重大。再比如说周公镇压武庚叛乱；这都是儒家的“礼”对原始人伦秩序的超越。

以前读史记时，看到舜登基后不仅原谅了后母和庶弟，还给了庶弟一块封地，只觉得舜的大度匪夷所思。所以一开始听到丁耘这番观点，把舜的故事与旧约故事相对应，以某种站在被献祭的儿子的视角来考量人伦超越，笔者还觉得蛮有趣的。但后来经过一些思考推敲，就觉得这组对比并不能站住脚。

尤其联想到近代以来宗教神学对欧美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及当下以色列和美国的所作所为，就觉得中华文明与旧约一神教文明在内核上是有根本分野的，而且分野可能就在这两个不同路径的“超越”之上。

首先，克尔凯郭尔将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称为“信仰之跃”是基于某种历史背景设定，即杀死儿子的做法按照当时的世俗伦理完全不道德，无法用理性证明，唯有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仰才能接受杀子。

但在旧约的时代，杀亲子是否像近现代西方人感受的那般那样惊世骇俗，可能值得质疑。因为旧约里就有烧死亲子祭祀的描述：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经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列王记下16:3）。”

十九世纪哲学家所理解的精神超越在旧约成书的时代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在伦理上极其撕裂的事件。我们在中国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能够找到今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杀子事例，比如说《列子汤问》中的记述“越之东有辄沐之国，其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吃掉长子如此可怖的事，写作的语气却极其平淡，且给出了一定程度的合理化解释：吃掉一个，后面的弟弟妹妹们就好养活。

这段关于丧葬民俗的讨论，结束于“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多元的人伦习俗对应着多样的理政模式，无需惊诧。其实旧约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试探，也蕴含着类似牺牲长子可保多子多福的”理性”反馈，耶和华曾应许亚伯拉罕，会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21:12；26:4）。

“奉献以撒”

再则，抛开史实或者说旧约写作年代的人伦日常不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之跃”和丁耘提出的中国历史中超越原始伦理的重大事件也很难相提并论。中国思想的一切考量都围绕着人本身，关注人伦概念的内在演变和扩展，而克尔凯郭尔超越论的基础是事先设定了有超过人的绝对意义上的意志存在。

在中国思想中，人之恶只能通过人之善来消除。而在克尔凯郭尔的世界里，意志的绝对性事实上消除了善恶的绝对性。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信仰与理性无法调和，“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作为神学家，他说过“我所写的全部著作都应从作者笃信宗教这一观点来理解”。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上帝和理性可以协调意志。而克尔凯郭尔在根本上抛弃了理性，他的哲学也由此影响了诸多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日常的直观存在，生命的情感本能都可以通过“信仰之跃”来加以彻底否定，而这种否定，在全面拒绝理性的同时，却又借用逻辑的工具来合理化一切可能的“荒谬”。

美国反对美国，或者希腊反对希伯来

上面提到的这场讲座中，与会各位老师都提到他们近些年以来对历史哲学的关注，我想这是因为全人类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时期，而二十世纪以来哲学思想发展的停滞，让宏大叙事在当下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前显得越发无力。

中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西方思想的借鉴和学习多基于希腊文化之上，即以坚定的理性信念去设计，改造现有的社会结构，在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调法治为根本理政原则。这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现世的关注在精神上高度契合。

然而我们对于西方的理解，很少放在希伯来信仰文化背景下加以思考。对于西方文明里，来自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信仰文化两个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没有足够的理解。

眼下在美国校园里风气云涌的学生反对加沙大屠杀运动，在表面上看是包括左翼犹太人在内代表正义的学生和教职工，反对与以色列狼狈为奸的美国政府，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是美国反对美国。但从理念深层去分析，我们看到的有没有可能是希腊在反对希伯来？

我们眼下所见证的发生在加沙的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其实也是一个信仰和伦理断裂的例子。它发生在一个面积三百六十公里的围城之中，和二战以来任何一场冲突都不同：

加沙人无处可逃，以色列人控制了进出加沙的所有口岸，控制了所有粮食和药品供给。在七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一共投下七万多吨炸药，摧毁了接近百分之七十的民房，所有的大学以及大部分医院。至今有三万四千名平民死亡，其中有一万五千个儿童。去年十月冲突爆发前，加沙一共有五万名孕妇，七个月之后，只有两万名婴儿出生。平民伤亡比例不但惊人，而且手机的普及使得社交媒体可以日复一日地以图像视频的方式记录传播以军的暴行。

与过往的冲突相比，加沙发生的血腥屠杀对公众感官的刺激程度，持续时间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让公众在每日面对无休止的，任何国家国际组织都无法阻止的屠戮前所产生的无力感也是前所未有的。

与地球上其他地区近期发生的武装冲突相比，俄乌战争的双方伤亡数字更大，但是绝大多数发生在战场上，事关双方的军事人员，所以在公众视野中更多属于一场地缘政治危机，而非人道危机。反映在社交媒体的讨论空间里，当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开始之后，公众主流意见就从十月七号后对哈马斯恐袭的震惊和谴责逐渐过渡到对伤亡平民的同情，并随着一次次停火谈判的失败和以军残暴报复行动的曝光，发展到了对以色列越来越强烈的谴责。

大多数同情加沙人的普通民众对加沙屠杀的评判标准简单且直接：幼童无辜，以消灭恐怖分子为名义对平民进行无差别的屠杀，则丧尽道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传统媒体的报道，报道平民伤亡的新闻并不少见，但是主流观点是以色列有权对加沙发动进攻，保护自身安全，战争中平民伤亡并不罕见等诸如此类。

而且对于以色列变本加厉加重加沙地区人道危机的种种暴行，主流媒体仿佛无动于衷，始终强调以色列剿灭哈马斯的正义性，以色列的错误仅在于对于平民的保护做得不够。七个月以来，在欧美发生的反对以色列暴行的抗议活动，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习惯性突出个别极端的标语，强调反犹主义的性质，以此来取消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正义性。

除了爱尔兰西班牙和北欧以外的西方国家，在对以色列的立场上高度一致，一面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哈马斯，并出售武器，一面对加沙平民伤亡表示关注。但是，至今未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制裁。

近日，当国际刑事法院即将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曾经与国际刑事法院在乌克兰，达尔富尔，苏丹等国合作过，但是在以色列问题上，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美国国会更是进一步表示，一旦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号发出逮捕令，就将对作出决定的法官发起制裁措施。

犹太人建国，末日信仰的必要环节

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公众舆论很容易忽视希伯来信仰对于欧美政治的影响，更忽视了以色列建国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以色列的建国历程，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有非常鲜明的神学色彩。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由犹太教内部发展而成的，它是十七世纪新教旧约福音派影响下的产物。

一五四三年的主教会议后，天主教放弃了末世论。主教们认为末世审判固然是圣经的重要部分，末世可能会到来，但是宣告末世到来，为末世到来创造条件已经不再是教会的工作重点。在此同时，与天主教争锋相对的新教徒则将末世学说发展为新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世纪后，新教内部产生一个重要旧约福音教派“完成圣经预言派”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Scripture Prophecies)。该教派认为末日的来临是佳事，因为末日来临伴随着耶稣的回归，信徒们将跟随主安享千年安康。

“人类补完计划”听起来可比这靠谱多了

在末日来临之前的一系列准备中，所有犹太人都将回到他们的圣地耶路撒冷，这是迎接末世不可或缺的一步。包括完成圣经预言派在内的旧约福音教派在新教内部影响极大，一直持续至今。（关于旧约福音派方面这里只能简略介绍，以后有机会再开篇文章聊聊）

到了十九世纪，希望独立建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接纳了这套犹太人全体回归耶路撒冷以准备迎接末世的理论，并以此动员组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始。

在当时，犹太复国主义与正统犹太教之间在回归巴勒斯坦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根据犹太教义，在先知摩西回归之前，犹太人不能成立自己的祖国。但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沙俄帝国内大规模排犹运动和欧洲各国的反犹事件频发爆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族群内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一九一七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一封信中宣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之家”，这在历史上被视为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英国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一方面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战进行到了后期，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英国需要在近东通过扶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来攫取利益。另一方面，贝尔福本人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福音教信徒，坚定地相信让犹太人回归圣地是末日计划的一部分。

贝尔福宣言

英法两国的外交档案里都有这样一段记载，法国驻英大使保罗.甘本Paul Cambon与贝尔福，一九二零年在伦敦会面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甘本问贝尔福：“您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不是在宣示末日降临吗？”贝尔福回答：“是啊，可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这样癫狂的对话在史料中不是孤例。

一九四五年，杜鲁门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杜鲁门是来自美国南方所谓圣经地带（Bible Belt）的虔诚新教徒，常常在发言中引用旧约段落。

鲜为人知的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杜鲁门相信自己是新的居鲁士大帝。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攻占巴比伦，释放了犹太人，使他们在公元前537年重返耶路撒冷，重建圣殿。1948年，以色列正式建国，杜鲁门总统在以色列二战后建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以色列成立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大拉比在1948年拜访杜鲁门以表示谢意。大拉比对杜鲁门说“您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主就已经决定了您的使命，您将成为新居鲁士大帝”。杜鲁门听到此话，感动地嚎啕大哭，他回答：“我对自己命运的猜想竟然是真的。”

杜鲁门卸任总统后，有一次拜访纽约犹太会堂时，犹太信徒对他帮助以色列建国表示衷心的感谢，然而杜鲁门的反应出人意料，他极为愤怒：“帮助什么？我就是居鲁士，我就是居鲁士。”

帮助这个动词潜在的涵义是杜鲁门推动以色列复国进程是一种理性考虑后的选择，而杜鲁门认为自己所作所为不能只用理性来衡量，这是远超理性的更高精神层面上的意志显现。犹太人如果只是感谢他的“帮助”，那么就是在玷污神圣的信仰。上帝通过选择杜鲁门成就了以色列，而杜鲁门的意志不属于他自己，杜鲁门是居鲁士，是神显。

美国对以色列政策里的底色是末世召唤

以色列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或接受媒体受访时每每引用旧约来证明生活在圣经的土地上是他们的神圣权利，这往往会让世界各国的民众感到十分癫狂。然而这些发言的目标观众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礼拜日在教堂里聆听圣经故事的西方政治精英。

以色列人希望不断地通过引用旧约来提醒有基督教背景的精英群体——和他们的信仰相比，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历史以及土地上活着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只是一种较低层面的“现实”，是哲学或是神学意义上需要超越的伦常。

当下，美国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引起舆论嘲讽和抨击。根据这项法律，宣扬犹太人杀死了耶稣也可被认作是反犹而获刑。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何况犹太人杀死耶稣在新约中有多处表述，美国又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然而，美国对以色列政策里的底色是旧约，是末世降临，是末世召唤，言论自由在信仰面前是可以甚至必须抛弃的伦常。

很多人觉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处理加沙问题上毫无下限，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恨不得国际刑事法院早日下逮捕令，早日绳之以法。然而，内塔尼亚胡很可能是以色列政府中最不魔怔的少数几个人。以色列媒体最近多次报道，政府和议会有一群人不断要求战时内阁尽快入侵拉法地区，并将战争扩散到黎巴嫩，伊朗。因为唯有战争不断升级，才能让世界末日尽快来临，从而让救世主早日回到耶路撒冷。

在我们经历的这场百年唯有的大变局之中，巴以问题很可能是这场大变局的棋眼，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场冲突能够像巴以问题这样全方位地展现着文明之间和文明内部在价值观上的撕裂和冲突。

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用比较长的篇幅讨论历史哲学中的伦理与信仰断裂，信仰飞跃等概念，是想说明历史哲学只有在历史的考量才能彰显它的意义。抛开史实不谈，在概念层面建构信仰飞跃，超越日常人伦可以做到精巧奇妙，引人遐思。然而回到史料之中，当我们看到信仰怎样渗透到了那些决定千万人命运的领导人决定时，人道准则，外交谈判，国际组织这些承载着人类理性努力的建构何其脆弱？

信仰的飞跃是哲学史上一个重大命题，本文仅限于表达一些非常粗浅的想法。然而面对事实，面对历史中“神性”荒谬对日常现实的粗暴践踏，我还是不禁要问一句，所谓的历史超越，到底是不是一种话术？

也希望以加沙悲剧为契机，国内人文研究者不必总是焦虑无法以平等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强行在本土文明中“挖掘”能和西方“匹配“的元素，而是真正站在中西历史与思想资源的地基之上真正做出超越性的批判与思考，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找到新的思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