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万玛才旦

前几天，我参加完《雪豹》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研讨活动，开车回家。一路上，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我先是经过了北太平桥，那是我五年级时在北京生活过的街道，路边很多爬山虎，那片区域真是太熟悉不过了。小时候，每到周末，我常常早上六七点就起来，跟我父亲出门，你知道去干什么吗？去看电影，看最早场的电影。为啥那么早？便宜，而且人少。

我们去的是华星UME影城，就在双安商场那边。看完之后，我们会去电影院旁边的一家牛肉面馆吃碗拉面，再一起走回家，每周都一样。真的在那儿看了好多电影。我记得看《阿凡达》，一共看了三遍。我父亲告诉我，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你就闭着眼睛听声音，听声音设计。第三遍要干啥来着，忘了（笑）。

从北太平桥开到太阳宫，高速路旁边，有一条城铁轨道，刚好有一辆城铁从我身边开过去。我就看到里面的人，应该是下班了吧，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我又想到，我小时候，跟我父亲从很远的地方回家，也是这样，很累很累。我可能什么都不干，但我父亲可能会拿着一本书，靠在边上看。很多那时艰辛的回忆，和我现在的状态重叠在一起，我会觉得，命运好像就是这样。

我开车的时候，车里放的是藏歌，我最近听了很多藏歌。有一首，是一个安多姑娘和一个拉萨男孩唱的，很古老的民歌。我一直在听。当时我就在想，我为什么现在会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我开着车，有我自己的家，但我还在听藏语歌。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从那时到现在，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但他们没有忘记在我身上注入这些东西。我特别感激。

你们看我父亲所有的作品，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可以看到他的创作是什么，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藏族人，他的使命感又是什么。但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父亲，他也把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传承给了他的下一代。

父亲去世后这一年，要问我发生了什么印象很深的事情，很难一下子说出来。

我们有一些必须要完成的工作。《雪豹》在父亲去世前，已经做完了99%，只有声音、调色、特效等等要做最后的检查。所以我就是和同事们一起，完成最后的检查，把它做成成片，报送电影节。另一部电影《陌生人》，我父亲生前已经定剪，这一年我们就是做后期，我们请了之前跟父亲有过密切合作的、他很信任的人来完成。

《雪豹》上映后的这段时间，我接受了很多采访。说实话，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挺难的。尤其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当时我觉得我没有找到特别对的状态。我会用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去阐释这个片子，甚至会让人觉得，好像我就是我父亲。那个采访做完，我心里有点慌，觉得这样不太对。我就跟金巴（藏族演员，万玛才旦多部电影的男主角）深聊了一次，我回答问题时，措辞应该要再斟酌，尽可能多说我了解到的、当时我父亲的想法。

拍《雪豹》的时候，我是执行导演，我的工作就是执行我父亲的意志，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很多细节，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处理，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反倒是在电影上映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雪豹》的剧本是在疫情期间，我父亲在家里写出来的，半个月就完成了，过程很流畅。但直到电影上映后，有一天，我遇到了我父亲在西北民族大学的老同学，才知道故事原型就是这位同学告诉我父亲的——有一只雪豹，跑进了牧民家里，咬死了几头羊。

还有电影后半段，有一场戏，大家在屋子里吃自嗨锅，一位记者站起来，想拿个东西给老爷爷递过去。他走的时候，把茶碗碰倒了，茶洒在了地上。拍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在我们藏族人的生活习惯中，非常注重一些征兆，比如结婚的时候，新娘要给父母亲敬酒，如果不小心把碗摔碎了，就是不吉利的征兆，那这段婚姻可能就不顺利。这是我父亲很明确要拍的细节。我在现场，隐约明白其中的意思，但直到看到成片，才更加确定。

前些天我和一位老师聊天，他说在《雪豹》里，他再一次看到了很熟悉的东西，那就是我父亲的慈悲。他举了一个例子——电影开头，汉族记者王旭在学藏文。他的理解是，不同民族之间去交融，去互相理解，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我当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可能是因为我在拍摄现场，是一个执行者，只把它当成了表演。但如果我从分析电影的角度，去看这个细节，它确实就是人和人之间达成的相互共情。这就是一种慈悲。从平常人的态度去看，我可能会被它感动。

还有一位老师也说，在我父亲的电影里，没有一处是闲笔。它不仅是在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每一个角色，他们的身份，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符号，都有非常严谨的考虑。也是经由这些观众，我父亲生前的挚友们，才让我们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创作。

我接触电影创作不算早。我想从我出生起，我父亲并没想过，我也会成为一个导演。他对我的教育，只不过是让我成为一个对世界有认知的人。

但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每天回家，他会用两个塑料袋拎很多光碟回来。当时我们家不富裕，但他会把所有的钱花在电影、文学上面，包括后来我开始画画。家里就有这样一种氛围。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喜欢一个人呆着，画画是我和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拍电影是父亲的工作，大学之前我都没去过他的剧组。

直到高三备考那年，一位摄影老师介绍我去了一个电影剧组，想着去积累一些经验，可能对考试有帮助。去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真是什么都不懂，在剧组是一个很崩溃的状态。想帮忙，但什么都帮不上，只能在旁边干站着，所有人都觉得你多余。

而且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剧组。人在剧组里的待遇真的是有阶级之分的。比如演员，有保姆车，现场有椅子，咖啡什么的随时送到位。当时我是和摄影助理住一个房间，我们住的酒店就很破烂，光线也很阴暗，当时我就挺失望的。因为你会看到，剧组里底层的人过得太难受了，就像民工一样。开了工，大家坐在摄影组的金杯车里的时候，都是很苦大仇深的样子，也不怎么说话，脸上都写着，「今天又要干活了」。

当时我要帮他们举一个柔光片，因为在冰上，我滑倒了，摄影掌机就对我一顿大骂，「你在干什么呀？都开拍了」。我就觉得，这个剧组真的，太冷酷了。

后来我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大一下学期有一个纪录片作业，当时我刚好也去了剧组，是藏族导演拉华加的电影《旺扎的雨靴》，在青海拍，我父亲是监制。我当时就想，那就拍剧组生活吧，就拍我认识的这些藏族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个剧组的状态就非常好，大家似乎不是工作的状态，而是真正在学习。比如，要给某个演员定妆，要给他定发型，所有人都会围过来一起看，看导演和监制怎么跟造型指导商量，要怎么剪。他们经常会开一些玩笑，大家都嘻嘻哈哈的。

因为这是拉华加的第一部长片，我父亲作为监制也在现场。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片场的状态，其实他整个人的状态和生活中很像，笑眯眯的，也不怎么说话，很安静，想说什么，也都是很小声地沟通。

但这个剧组给我的状态，会让我觉得很温暖。你能感受到，这群人是非常真诚的，对待所有事物都很平等，你心里就会觉得，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后盾。藏族电影的整个团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

我就开始拍自己的纪录片，叫《他们在高原拍电影》，拍着拍着就拍出了四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叫「你为什么想当导演」，这是我采访一个群演小男孩时的提问，他就说，「因为导演有房子、有车子，还有自行车。」他的回答很天真，很荒诞，但我又感觉，可能很多刚开始时做电影的藏族电影人会有类似的状态。电影是什么，该怎么做电影，可能都是没那么清晰的。

第二个主题是「我是谁」，讲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当时我采访达杰丁增，他是《旺扎的雨靴》、《撞死了一只羊》、《一个和四个》的执行导演，已经很成熟了。但我问他，他觉得应该怎么拍电影，想拍什么电影，他也会说，他很迷茫，「我是谁？我在干嘛？我到底洗干净了没有？」

他说，他一直在看电影史上那些经典作品，一直在学习，但学着学着，他也会有些乱了，「那我拍什么呢」，他就会问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

我还问了一个摄影师。当时我们在玉树遇见，聊起某部片子，罗攀就说，「上帝崇高，你拍了上帝，那你的电影就崇高吗？」我觉得特别好，这是很总结性的一句话，总结了我们对于藏族电影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对于好电影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一个人决心投身某项事业，有一个「决定性瞬间」。我的第一个决定性瞬间，也是在《旺扎的雨靴》剧组。

有一天晚上，拍完夜戏，已经两三点，大家都很累了，准备收工了。突然录音指导说，全场安静，我们要补录一下声音。大家收灯的，收摄影器材的，都停下了。

他说，「好，开机，柴火燃烧，补录一次」。大家都屏住呼吸，真是一点呼吸声都没有。甚至有人刚好要下床，就找了一个扶手，就这样僵持着。其实没有人看那个火塘，看柴火是怎么燃烧的，我就看着墙面，有的人可能看着窗帘，有的人看着彼此的脸，但是你的耳朵，能很清晰地听到柴火燃烧的、很细微的声音。

那个氛围是属于拍电影的氛围，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刻。那个时刻我觉得，对，电影是很了不起的。

后来我自己开始拍电影。我们是父子，但一定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式，以及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像那句话说的，「儿子也可能是父亲最激烈的反对者」。

有时候他像在片场，事无巨细跟执行导演沟通，一遍遍地叮嘱我、告诉我，他怎么理解一些事情，让我也这样理解、这样做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跟他吵起来，我会反驳他。

有时候他会先笑，说「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就说，「你这些老掉牙的想法，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这时候他可能就会生气，我们就更僵持不下。然后过一两天，慢慢又好了。

我记得当时我拍《一个和四个》（久美成列执导的第一部长片），最开始他去了一两天，我就觉得不太舒服，因为他总在监视器旁边，也会给我一些意见。但我就是不想听，我觉得他说的我也想到了，但他总在我前面说出来，我就觉得烦人，所以我就不让他去了。

又过了一阵子，有一天，我们在片场，有点吵闹，因为我一般更关注演员和摄影部门的工作，其他部门我没有怎么去管。突然我觉得很奇怪，现场安静下来了，回头一看，我父亲站在那里，来探班了。他还是有些不怒自威的状态，大家看到他，都安静下来了。

有时候我对他的调度也有些意见。之前拍《气球》，有一场戏是女主角要拿着避孕棒，去测试自己有没有怀孕，她从小诊所走出去，经过窗户，有一只羊跑了过去。这是一个长镜头的调度，镜头从每个人脸上摇过去，所有人都是一动不动，好像在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镜头有一点刻意，是不是需要加一些调度？镜头移动时，人也有动作，跟镜头配合。我跟我父亲提了这个意见，他想了想说，「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笑）」。

但现在我再看，反倒觉得这种坚持，是一个真正在创作的人非常珍贵的品质吧。他就是要那种效果，不在意这个镜头在理论上是不是合理的。也正是这些构造出了他的影像风格。

也是我父亲去世之后这一年，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是挺不一样的人。这一年，我拒绝了很多事情，拒绝了很多人。我身上是有刺的。

但我父亲是一个过于善良的人，总是很难拒绝别人。他一直都是要处理的事特别多，无论是一些年轻的电影人找他帮忙看剧本、当监制，还是一些电影节请他做评委、选片子等等这些事情，他都不会拒绝。他去世之前那段时间，也是做了北京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评委，肯定还有一些帮人看剧本、改剧本之类的工作。

我跟他说过，「你太累了，不要这么累，身体还是更重要的，如果把太多精力放在杂七杂八的事情上，对自己的创作也好，精神也好，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我这么说过几次，但他只是笑，然后轻声叹一口气，就说，「那我总不能不帮别人吧」。

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回学校读书，去学藏文化。

我小学五年级就从西宁搬到了北京，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作为藏族人，有什么特征？能不能说藏语？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感到尴尬。后来我读到高一，我父亲决定让我休学一年，送我回藏地的学校学藏文。

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不高兴。因为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踢球，踢得也很好，是校队队长，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听说要休学，我第一个念头：「我靠，我的队长要没了。」

但真的去了之后，在那片土地上，和同民族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我觉得我放开了很多。那里条件不好，你会经常拿起铁锹，大家一起建个厕所，修条路，或者一起捡垃圾。这让我觉得，我是在真正关心世界，关心身边的人，用非常实际的行动做事，有价值。也让我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男人。而且学校里教的藏文化，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并有了归属感，不再感到痛苦。

所以那一年结束了，我还是想待在那里，一直待到高中毕业，不想回北京了。但后来因为要高考（笑），还是回来了。但我一直就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学下去。所以我也在思考，现在要怎么办？是不是去考藏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边拍电影，一边上学。

我们都知道，藏语电影是一条很难得的、非常珍贵的道路，不能也不会因为父亲的离去就结束。但我也不希望，我们在创作关于藏族的故事和表达的时候，是非常功利的、有目的的，那样创作出来的东西会无趣，会很畸形。我想更自然地讲述，我作为一个藏族人，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我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我的感受如何，我想表达什么。

对我们来说，电影不是赚钱的工具，我们也不是没有电影就无法生活。我们做电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能让更多人知道认识我们，理解我们，与我们共情。

最后再谈谈我父亲。现在让我回忆，我印象最深的他的物品，最先想起来的，是他的一个包。

大概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第一次来北京，和我母亲来找父亲过五一假期。当时他穿得很随意，一件藏式衬衫，蓝紫色、条状的那种，一条很宽松的短裤，一双可能就几十块钱的凉鞋。我当时看他的脚，很粗糙，也很黑。

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那个包，一个土黄色的单肩包，看着很破、很旧，那个包里装了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银行卡、书，还有一些红色塑料袋，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他就都塞到包里。到了某个地方，要付钱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包打开，要翻很久，才能把钱找出来。

当时我觉得很凌乱，但是现在想想，我觉得挺牛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牧人，身上可能带着糌粑的味道，带着酥油的味道，从藏区来，在追求他梦想的时候，有非常生猛的状态。就像我们以前的祖先，在草原上骑着马和牦牛，四处奔波，他们心里有一股很强的劲儿。

在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无论是他，还是松太加叔叔，德格才让大哥（他们当时都是从藏地来到北京，学电影），他们那种劲儿，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觉得他们都挺牛的。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久美成列参加《雪豹》映后和发布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