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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7月28日，颜福庆诞生于一个虔诚的牧师家庭。在他六岁那年，父亲不幸感染伤寒离世，年幼的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灵打击。自那时起，他便怀揣着成为一名医师的梦想，立志要治愈世间的病痛。七岁时，颜福庆被过继给了伯父颜永京。伯父不仅是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更是颜福庆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在圣约翰书院，颜福庆度过了他的童年，接受了西式的教育熏陶。因伯父颜永京崇尚西学，颜福庆有幸获得了留学美国的机会。原本伯父希望长子颜惠庆能继承医学事业，但颜惠庆志不在此，最终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而嗣子颜福庆则接过了伯父的衣钵，踏上了医学之路。1903年，颜福庆从圣约翰医学院毕业，随后在1904年远赴南非担任矿医，为那里的华工提供医疗服务。当他亲眼目睹同胞们饱受钩虫病和硅肺病的折磨，却依然不得不透支身体在矿井下辛勤劳作时，颜福庆心中的悲悯之情愈发强烈，他决心继续深造，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1906年，颜福庆成功考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成为全班25名学生中唯一的黄种人。在异国他乡，他勤奋刻苦，锐意进取。19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优秀博士毕业生，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颜永京
圣约翰大学
颜福庆耶鲁毕业证书
颜福庆
颜福庆耶鲁大学毕业照
1910年2月，长沙雅礼医院的胡美博士在繁忙的码头上迎接了归国的颜福庆。一见面，胡美博士便激动地握住了他的手，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你是上帝赐给长沙的宝贵礼物，这里的医疗领域正急需你这样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胡美博士作为雅礼协会派遣的医学传教士，自1905年便在此地创办雅礼医院，孤身一人苦苦支撑了五年之久。面对颜福庆这位年轻有为、精神抖擞的医生，他仿佛看到了医院未来的光明。当时，尽管西医的诊费并不高昂，但在中国民众心中，西医仍然是陌生而可疑的。白大褂被误解为出殡的丧服，人们生病时更倾向于在家中调理，对诊所和医院的治疗方式充满排斥。甚至有人将西医使用的体温计视作下毒的工具，这些落后的观念长期阻碍着雅礼医院的发展。然而，颜福庆并未让胡美博士失望。他深知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必须先从心理上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于是，他脱下西装，换上中国传统的长袍，以中国人的身份与民众亲切交流。在他的努力下，当地的老百姓渐渐对西医产生了信赖，不少士绅甚至专程请他到家中看病。长沙的学校也邀请他前去讲授医学知识，为年轻人传递现代医学的理念。这一切的变化都让颜福庆深感欣慰。02
当时，西方医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而中国的医疗状况却令颜福庆深感忧虑。他坚信：“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国民拥有强健的体魄是首要之务。而要达到强身的目标，医学教育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在20世纪初，虽然西医在中国已逐渐站稳脚跟，但当时绝大多数教会医院的名医都是外国人，他们主要服务于中国的商贵阶层和洋人，高昂的诊费让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中国底层社会的流行病和传染病频发，人们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平均寿命竟只有短暂的30岁。更为糟糕的是，当时中国的一些医学院校，简单效仿国外，教学水平极低，导致培养出的医生医术平庸，甚至有的医生为了谋取利益，不惜误人性命。这些江湖医生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医学的声誉，也加剧了社会的健康危机。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颜福庆下定决心要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为改善中国的医疗状况，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湖南创办一所医学院，以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的现状，这样的理想虽然宏伟，但实现起来却充满挑战。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惊喜，颜福庆的一次意外应诊，竟为他实现办学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医学教育事业需要巨大的投入，没有政府的支持几乎寸步难行。在谭延闿的帮助下，颜福庆成功与雅礼协会和湖南政府达成合作。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成立，年仅32岁的颜福庆担任校长。在医学院初创时，颜福庆发表了一次激情洋溢的演讲。他强调：“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来找我们的人大多是穷困的老弱病残，我们要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们。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爱心，只有心怀爱心，才能学好医学。”为了跟上国际医学发展的步伐，颜福庆按照现代医学教育体制，制定了七年学制。他坚持教学语言、临床实习、病理报告等都采用英文，以便让学生直接接触到最前沿的医学知识。他深知，不能让学生们等待一切翻译完成后再学习，那样中国医学将永远滞后于世界。在颜福庆的领导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逐渐崭露头角，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他的办学理念和医学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医学学子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奋斗不息。
在颜福庆和胡美的辛勤耕耘下，湘雅医学院培养出了众多杰出的医学人才。自1914年首批招收13名预科学生开始，至1920年，预科学生人数已增长至160名。1921年6月，湘雅医学院迎来了其首批10名正式医学生的毕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学院教育成果的初步显现。
同年1月，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访问，经过深入考察后，确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均为当时全国最顶尖的现代医学院。这一认可不仅为湘雅医学院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医学教育界的重要地位，从此有了“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美誉。
在这10名毕业生中，不乏医学界的佼佼者。其中，张孝骞被誉为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他的贡献对推动中国消化病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应元岳是热带病学的专家，他的研究为防治热带疾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高镜朗则是儿科病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工作为改善儿童健康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还有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沙眼病研究专家汤飞凡，他的研究不仅为沙眼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国医学界赢得了国际声誉。
汤飞凡
颜福庆传授给学生的，远非医术的精湛，更是医德的崇高。他多次强调：“天冷时，必须搓热手掌方能接触病人；询问病史时，无论病人如何倾诉，都需耐心聆听，不得打断。”他深谙医者之道，明白：“良医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唯有心怀良善、慈悲之人，方能成为真正的良医。医生的一举一动，都与病人的生死息息相关，若无仁爱之心，岂能严谨从事？”在这种严谨治学之风的熏陶下，湘雅医学院的淘汰率高达70%，但颜福庆的立场坚定不移：“医学教育，若办，则必办一流，否则便是误人子弟，对社会亦是贻害无穷。”在办学之余，颜福庆更是倾尽全力推进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1914年，他与扑灭东北鼠疫的英雄伍连德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为中国医学界搭建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在美国学术团体面前，他坚定地要求中国自主创建医学会，并呼吁西方放弃在华的部分利益，从而为中国医学的自主发展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时至今日，90多年前由颜福庆奠基的中华医学会，依然是国家级的学术团体，其影响力和贡献不言而喻。
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所出刊物《中华医学杂志》
然而，历史的波折总是难以预料。1926年，北伐战争的烽火蔓延至长沙，湖南成为了各方势力交织的漩涡，乱象丛生。在这场风暴中，湖南人因强烈的排外情绪，不仅驱逐了所有传教士，甚至连非湖南籍的人士也未能幸免。
颜福庆，这位在湖南服务了整整17年的医学先驱，尽管他以医者仁心为无数病患带来福音，为看不起病的穷人解除了痛苦，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这股排外势力的冲击下，他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
1926年12月15日，45岁的颜福庆，怀着沉重的心情，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的湘雅医学院。在渡船上，他凝视着苍茫的天地，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凄寒与无奈。这段历史的波折，也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医者，在动荡时代中坚持医学理想的艰难与不易。
03
在长达17年的办学实践中，颜福庆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卫生状况的严峻性。他痛心地发现，农村地区的卫生习惯极差，民众对医疗健康的认知极为薄弱，卫生环境更是令人堪忧。面对这一现状，颜福庆怀揣着为百姓谋福祉的坚定信念，于1927年欣然接受了国联卫生组织的邀请，筹建国联卫生部。
他的目标远大而明确——为中国老百姓构建一个安全、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为此，他迅速设计出一套详尽的卫生系统行政构架，其中特别强调了农村地区的卫生覆盖，旨在确保每一位劳苦大众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不再因经济困难而饱受病痛之苦。
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卫生部正式成立时，颜福庆因坚持原则、触怒了某些官场势力而遭到了排斥。他愤怒地感叹道：“与某些卫生官员的接触，让我深感厌恶。他们竟然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公报私仇，这种行为令我无法接受。”尽管如此，颜福庆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继续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颜福庆设计的卫生系统行政构架
此后，颜福庆虽已就职协和医学院，但他内心始终怀揣着创办自己医学院的宏伟蓝图——一个集医学院、医院和研究院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中心。正当此时，1927年10月，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迎来新生，颜福庆被任命为这所学院的首任院长。尽管他在协和医学院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不仅是中国大学校长中薪酬最高的，还是协和聘请的首位华人校长和正教授，但颜福庆却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毅然决然地南下上海，踏上实现自己理想的征程。他深知，这一选择将意味着更多的挑战和艰辛，但他更清楚，这是实现自己医学梦想和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的必由之路。医学院创办之初，条件极为艰苦，连基本的医疗器材都需自行吹制。然而，颜福庆深知，面对这些困难，唯有坚持不懈才能克服。他坚信，医学院要真正发展壮大，关键在于拥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颜福庆曾言：“医学院与教学医院，犹如鱼与水，相辅相成。若缺失了教学医院，医学院便难以健康发展。”因此，他首先成功说服了堂兄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并亲自兼任医院院长。这一举措为医学院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使学生们能够在真实的医疗环境中学习和成长。此外，颜福庆还游说沪上工商名人叶子衡，慷慨捐出私人花园，改建为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这不仅为医学院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源，也极大地推动了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在颜福庆的不懈努力下，这所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医学院，逐渐崭露头角，拥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叶家花园
1929年，颜福庆重访美国，目睹了美国的医事中心后，他心中充满了感慨：“中国的医学发展水平与美国的最低标准相比，仍有显著差距。若再如此拖延，中国的现代医学将永远难以赶上西方。”回国后，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四处游说实权人物，努力募集资金，旨在筹建一座先进的医事中心。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31年2月28日，国民政府的三位重要部长孔祥熙、孙科、刘瑞恒共同在上海银行公会召集了一场募款餐会。这次活动吸引了包括杜月笙在内的30多位社会名流踊跃参与。颜福庆凭借他的坚持和魅力，从在座的富豪们手中成功筹集到了100万银元。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奔波，颜福庆终于建立了他梦寐以求的医事中心。这所医学院不仅达到了欧美同类医学院的水平，更成为了亚洲重要的医学中心。英国《大陆报》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是亚洲医学界的璀璨明珠，将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医学发展贡献力量，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从左到右依次：孔祥熙、宋蔼玲、宋美龄、颜福庆
上海医学院
1931年3月的一个宁静夜晚，颜福庆受邀在上海沪江大学发表了一场题为《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的演讲。
他站在台上，目光坚定地说：“关于学医的目的，许多人可能误以为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但我认为这是走错了方向。因为真正的医者，他们的目标并非追求金钱的积累，除非他们选择了不正当的手段。学医的真正价值，在于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而努力。若有人怀抱着这样的初衷去学习医学，那么他就是最好的医者，是真正的人类服务者。”
这番话，不仅是颜福庆对医学教育的深刻见解，更是他一生坚守的信念和主张。
04
颜福庆的终极理想，是构建一个覆盖全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旨在为广大民众谋福祉，预防疾病的发生。因此，在医学院初创之际，他便亲自承担起公共卫生学的教学重任，以期望中国的防疫体系能够逐步强大起来。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民众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接种一次人痘的费用竟高达两车小麦，这对于大多数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的中国人来说，卫生防疫更是遥不可及。然而，颜福庆却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乡村，他鼓励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免费为乡亲们普及医学知识，为孩子们进行体检，并倡导建造卫生公厕，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
对于那些私开诊所、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共卫生的医生，颜福庆始终持批判态度。他坚信：“我们需要的医生，是那些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深入农村为百姓治病的良医。”在颜福庆的引领下，他的学生们也秉承着这一理念，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当卫生政策向农村倾斜时，颜福庆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尽管年事已高，超过七十岁的他，仍坚持站在教学的岗位上，为医学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满怀感慨地说：“看到医学教育有着如此远大的前途，我深受鼓舞，我决定不退休了！”他始终坚信，医学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民造福，这是他为中国医学设立的基本目标，也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信仰。颜福庆为了这个信仰，奋斗了五十余载，倾尽心血。然而，在文割中，他却遭遇了无端的指责和迫害。他被扣上了“卖国贼”、“洋武训”的帽子，在自己亲手创建的校园里，遭受了游斗和侮辱。84岁高龄的他，在众人的唾沫和拳脚中，承受着身心的折磨，甚至有人将墨汁从他头上浇下。面对这些不公的待遇，颜福庆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坚韧。批斗结束后，他回到家中，面对儿孙们关切的询问，他只是淡淡地摆摆手说：“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在辞职会上，当有人质问他为何不自杀时，他更是以平和的心态反问对方：“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自杀？”颜福庆的坚韧和正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医者形象。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名利所动摇。在时代的恶风中，他如同一座不倒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
1968年后，颜福庆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一天，肺气肿的病症再次发作，家人只得用藤椅将他抬至中山医院急诊室寻求救治。然而，令人心寒的是，医生见到他后，竟然没有立即给予应有的救治，而是先向工宣队请示。最终，医生只开了些药物便让他离开，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治疗。
面对颜福庆呼吸困难的紧急状况，家属请求院方为他提供氧气治疗，却遭到了冷漠的拒绝。此刻，颜福庆深感无力与失望，他叹了口气，对儿孙们说：“我们回家吧…”话未说完，他紧闭的双眼已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不久之后，颜福庆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住所，住进了一处与上海医学院仅一墙之隔的小楼，这段经历无疑是对他晚年生活的一次沉重打击。
1970年11月29日上午，当隔壁他创业的医院围墙意外坍塌，吸引孩子们纷纷跑去围观时，家中的颜福庆却突然倒下了。家人关切地询问：“您感觉不舒服吗？”老人轻轻摇头，似乎不愿让家人担忧。
“要不我们送您去医院？”家人再次询问，但颜福庆依旧摇了摇头。谁能想到，这位一生为中国医疗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人，在面对生命最后的时刻，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家人再次询问，但颜福庆已经没有了反应。一代医界巨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陨落了。而隔壁医院坍塌的墙壁，仿佛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