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他,新加坡、中国或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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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陈嘉庚推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教育,如果不是陈嘉庚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做出根本的改革,如果不是陈嘉庚为国为民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或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
如果不是陈嘉庚在中国推动厦大、集大以及各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设立,如果不是陈嘉庚领导3000万华侨支援抗日,并发动3200名南侨机工打通滇缅公路后方大动脉,中国或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
在新加坡,既有地铁站以他命名,钞票上又有他肖像的,大概仅此一人。
他,就是陈嘉庚。
在新加坡,陈嘉庚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他既是成功的实业家,也是华社首领和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慈善家和教育思想家;在中国,他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李显龙总理曾评价:“(陈嘉庚等)先驱们协力贡献,为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一个人,对人类的某个领域做出空前贡献,就足以载入史册。而陈嘉庚,在开创教育、改革华社、改良习俗、救国助民等多个领域,都做出卓越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思想领时代之先,创建了许多制度,开创了一代新风。这些思想和制度,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但放在一百年前,如果没有超前的远见和超强的领导力,知难,行亦难。
但,陈嘉庚做到了。
(新加坡福建会馆继承陈嘉庚“发扬华人文化、维持民族精神”的传统,通过天福宫的信俗活动,筹集资金,大力推动华族文化,包括举办大专文学奖、中小学作文比赛、文化及文物展览,以及专书出版等等)
引领全球化风潮
1874年,正值同治、光绪之交;清朝积弱,政治腐败,经济艰难。10月21日,陈嘉庚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
陈嘉庚17岁背井离乡,移居新加坡,在父亲陈杞柏的顺安米店工作。后来,米店生意失败,陈嘉庚1905年开始创业。先后开设新利川黄梨厂、谦益号米店,还经营航运、冰糖、肥皂、药品、皮革等等十余种产业。
他也跟余东旋大力发展橡胶种植事业,开设橡胶制造厂,生产胶鞋、轮胎等,被誉为新马“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一跃而成为东南亚华社中少数资本家之一。到了1923年到1925年,陈嘉庚公司进入鼎盛时期,雇用员工数万人,在香港及中国大陆还拥有许多企业,经济实力在东南亚首屈一指。
如果说陈嘉庚是在那个年代引导全球化、体现全球化精髓的南洋华侨创业先锋,应该不为过。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嘉庚的商业王国,既起于全球化,也塌于全球化。
1925年以后,由于橡胶业竞争激烈,胶价下跌、财政周转不灵、银行借贷过多以及银行利息过重,陈嘉庚公司经济实力开始走下坡。1928年陈嘉庚橡胶产品工厂大火,烧去他毕生事业的半壁江山,损失惨重。
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形成。陈嘉庚公司靠的是国际市场,面对美国汽车业减产、日本公司竞争的双重打击。再加上陈嘉庚向银行举债办学,利息越滚越大,负担越来越重。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商业竞争导致他的企业走下坡,拖欠银行的贷款多达1000万叻币,陈嘉庚公司最终宣告收盘。1934年2月,陈嘉庚把公司及所属的各工厂全部关闭。
尽管生意最终失败,但是,陈嘉庚的创业精神和建立的商业王国,仍是很多人学习、观摩的榜样。
开创教育新局面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经感慨:“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人,只有陈先生。”
陈嘉庚坚信教育能改变命运。他在给集美学校的一封信中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他认为,“华人要摆脱贫困与无知,关键是兴办现代教育”。
陈嘉庚认为,“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于是,他拿出全副身家来办学,“自民国初年,已准备将财产捐出”,在新马和福建创办学校,振兴教育。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后来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今天的厦门大学)
(2023年,新加坡厦门公会主办”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论坛,厦门大学教授曾玲、蓝伟光博士等多名厦大校友参与讨论)
1921年,陈嘉庚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这是他在中国办学的高峰。所有办学费用由他一人承担,包括大学的经营费用300万元。
即便在公司盛极而衰之时,陈嘉庚仍千方百计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的经费。仅仅厦大,一年经费就需要25万。陈嘉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维持厦大”,卖了自己的三座大厦,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他甚至举债办学,以致利息负担过重,终究压垮了他的商业王国。
(2019年,华中举行百年校庆活动)
为了开办新加坡的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招多位侨领,募款五六十万元,从上海聘请校长教师”,终于在1919年创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华中是当时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也是新马华校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新马华文教育从初等教育成功跨入了中等教育的阶段。
从1923年到1927年,华中均由陈嘉庚担任总理,在此期间,学校经常费与设备费不敷约有10万元之多,均由他一人担负。
陈嘉庚认为“祖国当局, 无论走哪条路, 亦须保留我国文化, 乃能维持民族精神”,因此,他极力倡导华文教育。1918年,有教会人士向陈嘉庚募款拟创办星洲大学,他愿捐款10万元,条件是“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后来,这所大学未能成立,得到陈嘉庚的同意之后,把他已捐出的三万元转赠于英华中学,作为该校的理化基金。
陈嘉庚也推动新加坡英文教育发展。1929年,他慨捐一万元,作为莱佛士学院的成立基金。莱佛士学院几经变动,成了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陈嘉庚对教育的贡献不仅在自己一人的投入,更重要的,他对教育的热心和奉献感染了、启发了、影响了南洋社会。在他的影响下,南洋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华文学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洋各地有3000多所华校,在校学生达40万人。
1955年陈六使发动华社之力创办大中华区之外的第一所中文大学——南洋大学;之后许多华社领袖对教育奉献甚大,包括黄祖耀、蔡天宝、陈奕福、梁佳吉等。这一切,应记陈嘉庚启迪之功。
改革华社破旧规
陈嘉庚对新加坡华社的一大贡献是改革华社陈规,建立新制度。
1923年,陈嘉庚当选怡和轩俱乐部总理。翌年,他颁布新章程,规定董事任期为一年,正副总理连任不得超过三年,会员有选举权;废除帮派,吸收各籍贯人士入会,甚至鼓励非闽籍的其他侨领进入怡和轩成为董事或总理。后来两度接任怡和轩总理之位的,就是汕头澄海籍的林义顺。
另一方面,陈嘉庚对福建会馆也进行改革。改组后的福建会馆大力促进教育事业,并引进现代民主组织原则,会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采取公开的民主选举选出会馆管理层。自此,福建会馆从传统的宗庙组织天福宫,转化为现代化的正式社团;新加坡闽人最高社团也由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的时代,转为由中国南来移民集团主导的时代。
那个年代,民主思想萌芽不久,陈嘉庚以此改革怡和轩和福建会馆,具有划时代之意义。
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凡二十年,至1949年为止。在他领导下,福建会馆吸收了不少杰出闽侨,成为他最得力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这些人很多至今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包括陈楚楠、林文庆、叶玉堆、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洪丝丝、胡愈之、张楚琨等。有了这么强大的团队,陈嘉庚“得以利用闽帮的物力、财力与智力来推动各种政治与社会事业”。福建会馆面貌一新。
(新加坡华社不遗余力推动华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例如新加坡南安会馆新办学术期刊,推动世界华人民间文化研究,以及新加坡平社创新并演出梅派京剧《凤还巢》)
改良社会树新风
陈嘉庚主政怡和轩和福建会馆期间,大力改革华族社会陋俗。
接手怡和轩之后,陈嘉庚设定新规矩,包括禁抽大烟、设图书馆、晚宴准时入席、宴会使用公匙公筷;特别强调,如果会员请洋人参加宴会,“会友或来宾概不得招妓陪客,以保国体”。
陈嘉庚以办报为手段,团结民众,并鼓励阅读风气。1923年,他创办的《南洋商报》曾呼吁抵制日货,在华社发生很大的影响。
陈嘉庚改良社会的另一个方式是提倡卫生。他主张住屋应多设窗户,以便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他也建议改造厕池,令蚊虫不生,此外,陈嘉庚还强调运动洗澡为健身之术。
在慈善方面,陈嘉庚对中国和新加坡的灾祸慷慨捐资甚多,包括1906年11月的江苏洪灾、1918年的潮汕地震、1920年的威海饥荒、1922年的潮汕风灾、1929年的陕西和甘肃旱灾、1935年的新加坡河水山大火等等。
陈嘉庚认为,募捐一定要有人带头并多捐,这样才能募集到较多善款,因此,自己通常带头捐出巨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在筹赈会指挥下,新加坡华社打破帮派观念,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贡献。1935年,中国十一省发生了严重水灾,陈嘉庚担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动员华侨为国内灾民捐款。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陈嘉庚担任星华筹赈会主席。根据英国官方估计,在陈嘉庚的号召下,星华筹赈会直接或间接发动了30万华人参与或献捐。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赈会在新加坡召开大会,成立南侨筹赈会,亦称南侨总会,仍推举陈嘉庚为主席。
受到陈嘉庚的影响,他女婿李光前热心公益,成了东南亚地区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他所创办的李氏基金,造福了千千万万人,至今如是。
赴汤蹈火勇担当
随着陈嘉庚社会地位的提高,他在政治上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入。他勇敢担当起政治义务,为国为民,赴汤蹈火。
1938年,重庆举办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虽未能出席,以电报提案,其中最著名者,即“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此言一出,以汪精卫为主的主和者偃旗息鼓。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所有国际通道几乎全被日寇封锁,国外的所有战略物资只能通过僻处大西南的滇缅公路运进来。但是,滇缅公路运输急需司机和汽修人员。
陈嘉庚振臂一呼,3200多名南侨机工,包括少数印度人和马来人,果断北上,填补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只有千余人返回南洋,牺牲惨重,贡献巨大。南洋学会2023年出版《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一书,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和论析。
1940年,陈嘉庚回中国慰劳抗战将士和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八个多月内考察了十五省。在闽视察途中,陈嘉庚耳闻目睹“统制运输”之虐民,垄断粮食、交通等业,民不聊生。陈嘉庚分别给蒋介石和福建省主席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
陈仪答复:“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 蒋介石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
陈嘉庚失望之至,决心联合全南洋闽侨的力量来改善闽政。1941年4月1日,他在新加坡召开南洋闽侨大会,300多个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参加。大会拥护陈嘉庚改善闽政、建立新福建的主张,并要求罢免福建省主席陈仪。后来,又发生福州驻军不战而逃之事。同年9月,陈仪被撤职,返回重庆。
陈嘉庚也积极参与南洋议政。他主张马来亚召集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宪制问题,并主张华侨有选择公民权的权利。他重申,华人应尊重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更阐明新加坡和马来亚不应分离,立法议员应民选等立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他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于一身,对新加坡、对中国都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
金庸曾借小说人物郭靖的口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此乃陈嘉庚一生之写照。
陈嘉庚开创一代之新风;既有行善仗义、不畏霸权的侠骨丹心,又有敏锐独到、长袖善舞的经商本领;以“一代侠商”四字概括其人其事,想来并不为过。
谨以此文,再次向陈嘉庚老先生致敬!
后记
今年是陈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新加坡华社的不少机构,包括怡和轩俱乐部、华中董事部、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会正在筹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展览、座谈会等,一来向陈老致敬,表达感佩缅怀之情,二来启迪后人,见贤思齐。
这些活动具体细节,临近时将公布,敬请关注。
本文原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陈嘉庚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载于《怡和世纪》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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