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三中全会7月召开，历经惊涛骇浪后该如何选择

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向意义。在一中、二中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和确定了各级大员后，接下来的三年多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干事思路，重大的方针政策按照什么样的基调等，都需要在这次会议上定下来。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组织的内部整合、高层人事的调整、不同思路的统一等已经基本结束或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如何“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形势上，本届三中全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刚结束一年半，抗疫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压力依然很大；疤痕效应影响深远，需求不足和预期紊乱造成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前所未有；地方化债与房地产转型风险丛生，稍有不慎就会触发明斯基时刻；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国际秩序支离破碎；地缘冲突波云诡谲，大国博弈暗流涌动，东西文明圈的对峙，已经处于被拉下水的边缘.......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双重压力，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

在这种严峻复杂的局势下，惯例为讨论“如何做”的三中全会就显得无比重要。是围绕安全和斗争为主题，还是围绕发展与和平为主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比人强。如果经济发展停滞，各种矛盾和风险集中爆发，恐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攘外必须安内，打铁还需自身硬，以我为主搞经济保民生防风险恐怕才是上策。在变乱交织、动荡不安的全球大环境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宽松激发内生增长动力，还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加强维稳备战备荒，恐怕最后还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实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双中心战略。

而我们的投资策略，就是要在两者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波段式、结构性的交易和配置机会。从430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三中全会是二十大会议精神的延伸。投资的逻辑，长期看中国式现代化，中期看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短期看逆周期、跨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经过一年的试错和纠偏，政策的钟摆大概率是向经济和民生方面倾斜。

但要认识到的一点是，二十大后目的和工具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国家安全已经是目的，发展经济，包括支持民营企业，扩大对外开放，稳定房地产和地方债，已经变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的方法。我们从最近官员反腐、行业整顿及国家安全部门的系列行动中也能看到这个变换。面对这个变化，投资的宏观风险因子需要做出巨大的调整。

一中交接权力，二中确定人事，三中规划事业。

因此历次三中全会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中长期的投资和资产配置策略来说。三中全会会确定这一届任期内基本的政策基调和发展思路。

除了十九大三中全会的主题聚焦于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外，绝大部分三中全会的核心主题是经济建设，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历届三中全会的惯例。经济和民生是一切的基础，这是国家的使命，更是党的使命。

然而当初改革开放的设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两派博弈和平衡的结果，也是中国二元结构改革的智慧。后面所有的思路，都是审时度势平衡经济建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十九大三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解决了基本的经济问题，主要矛盾不再是落后的生产力，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进入议程。也就是自十九大以后，开始强调“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党领导一切。

本届三中全会具有以往较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治理结构与躺平文化，地方债务藩镇与基础权力滥用风险，房地产加速探底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国博弈的最后摊牌，经济下行压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如何统筹等。

最大的赌注是：本届三中全会是否与十九大三中全会不同，重新回到经济建设的中心议题上？

党的会议不是讨论，而是宣读决定。在共识形成之前召开会议没有意义。

因为局势前所未有的复杂，决策层前所未有的小心谨慎，各方意见也可能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要想把这些不同意见统一起来，需要与以前相比较长的时间。何况，人事一直迟迟稳定不下来。

当前的问题不仅是经济的，还有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国家安全的。高层的思路都是基于底线思维。社会上，还受到疤痕效应的明显影响，需求不足，信心萎靡，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复苏。疫情刚过，抗疫三年艰苦卓绝，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地方财政前所未有的困难，基层权力部门为了攫取财税保运转，出现了“调表”等严重伤害党群关系的行为，造成了社会风险隐患。在惊涛骇浪的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中，国家安全管理正在成为日常，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还不适应，一时间预期紊乱。

治理结构焕然一新，但是执行还是“chuzhang治国”，权责利和人事的磨合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去年第四季度，主要的部级大员才确定下来。而要有效率的做事，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

主题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大概率就是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历届会议都是平衡和调和的结果。因此主题也会只是前期的总结，如果有惊喜，那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边际进阶。

中国式现代化仍然是最大的政治。高质量发展仍然是硬道理。除此之外还有个前提，就是高水平安全。“高质量”这一修饰扩大了关于“发展”的话语边界和解释权。国家安全是底线思维。这一届一定是按照底线思维布局。

新质生产力将是进阶的一种。但是要知道新质生产力的最初来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会意识到意识形态和话语安全也进入了底线思维的议程。脱钩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保障话语权安全非常重要。可惜，大部分学者还是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TFP的框架解读新质生产力，可见象牙塔内感受不到风向变了。

未来的思路就是不断的平衡，这个平衡发生在中国式与现代化之间，高质量与发展之间。

在具体的政策基调上就是处理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然而如果经济上不去，安全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经济发展伤害到了安全，那就采取雷霆手段治理。

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对内是防风险攻坚战，对外是经济安全保卫战。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国家安全，付出一定的经济发展代价是值得的。一旦进入极端状态，惊涛骇浪的状态，经济建设要服务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高层认为是实体经济。在其认知里，金融如果不能服务实体经济，就会影响安全。

政策基调延续去年第四季度的积极转向：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留给市场的想象空间：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通过长三角战略“复兴”上海。上海是座伤城，也是高层的心结。

如果要保证安全，就要保证内循环的基础，上海经历了烟花三月后，已经发生了天地翻覆，也是一个重建的机会。

房地产将会加速探底和出清，三中全会后很可能出台更多的实质性政策。主要的基调是危机倒逼的对地方放权。

地方债务问题的处理要统筹五大关系：发展和风险，中央和地方，短期和长期，救急和救穷，财政风险和道德风险等错综复杂的五大关系。

货币化进程将加快，政策工具箱可能会填一个“核弹级”工具——会上很可能制定央行买国债的基本思路。因为涉及到法律修订。

这将加快从通缩型去杠杆到通胀型去杠杆的进程。

当然，不要期望有比较激进的政策。即使有也只会根据形势所迫只做不说。纵观全球，现在只有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坚持保守主义，保持战略定力，保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金融。

但根据4月政治局会议，三中全会后各类政策的积极程度会上一个台阶，尤其是地方债和房地产方面。

在投资上，继续保持对人民币资产的谨慎乐观，做多估值修复。继续保持港股优于A股的判断。保持国家队概念股仓位，适度轮动式调整周期，波段做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