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转行的律师，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

律师圈有很多“日经贴”，“中年转行当律师”就是其中一例。

要么是出于想以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挣更多钱的务实初衷，要么是因为对能一眼望到头的温吞水生活心怀不满……不管这个转行年龄选在35岁还是40岁，都不妨碍此类文章永远能在任何时候炸出一群正在路上的法律人。

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困惑：眼下律师都已经突破70万人了，整个行业都在哀嚎内卷严重僧多粥少，这个节点转行当律师，岂不是往火坑里跳？

更多人将疑问付诸了行动。法考报考人数每年都在上涨，发证人数却一路从21年的14.8万人滑到了23年的12.7万人；离开律所的律师太多，以至于相关话题引起的共鸣声量太大，直接登上了热搜。

自带“精英”标签的律师，作为职业已经不香了么？

“逃离”律所的律师，还会越来越多么？

如果不考虑铁饭碗，企业会是律师离开律所后最通常的去处——虽然想象中的安逸最终很可能变成乏味。

2019年张勇刚刚接手阿里巴巴CEO的担子时，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中引用了马云曾说过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

市场认为财务出身的管理一般都喜欢死盯财务报表，而缺乏对公司整体把控的全局观，站位不够高，容易把企业引进坑。类似的成见也存在于转行进入公司的律师身上，使得律师在企业的工作岗位一直很有限——中低年级律师从事法务，顾问或合伙人担任总法律顾问或从事合规/安全管理工作，仿佛基本路径就锁死在这上边了。

原因也很简单：传统看法上，律师是一个过分厌恶风险、喜欢“唱反调”的群体。他们平等而冷峻地审视和批评每一项商业决策或直接泼冷水，被认为缺乏领导者的大胆愿景和商业头脑。

“很多‘死脑筋’的法律专业人士只适合做风险管控，你可以让他们帮你检查船有没有漏水，但别指望他们能在讨论航向时提供什么帮助。”某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CEO如是说。

这种批评过于绝对，以至于很难让人将其与刻板印象划清边界。但有一个事实无可否认，即“专业”始终是律师的本质属性，他们往往不愿意放弃自身的专业以换取某些更进阶的东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除了直接担负管理职能的律所成员外，合伙人往往拒绝参与管理，即便参与也会避免在承担管理职责上投入过多时间——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自身的法律专业技能将开始“生锈”。

但在企业，这种思维未免就不合时宜了：企业晋升通道的顶层基本都是高管，没那么多专业岗留着穷究专业知识——这意味着除了少部分拥有资源和商业意识的合伙人，大多数律师可能会在转行后被动锁死自己的职涯通道。

有没有摆脱以上困境的律师转行案例呢？当然有。

找到这种案例也并不难，比如两年前宣布加盟字节跳动担任首席财务官（CFO）的世达律师事务所前高级合伙人高准（Julie Gao）。

作为拿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博士的女学霸，高准与字节跳动结缘于2016年，深度参与了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沐瞳游戏以及多轮股权融资，交易总额数十亿美元。

高准加盟后，原CFO周受资则将精力专注于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上，迎接来自美国方面越来越严峻的分拆压力。

二十余年从业生涯中，高准为100多家公司的上市和其他资本市场融资项目提供过法律服务，对象包括美团、京东、拼多多、小米等。圈内人评价：“深度参与了中国互联网赴美上市的半壁江山。”也因此，消息刚传出时业内除关注周准的“女高管”身份外，更多是猜测字节跳动的上市已经提上日程。

但高准的加盟还有一个相对不那么受关注的特异点：在此之前，国内律师转型大企业非法务/合规岗高管的案例少之又少。1999年加入阿里巴巴并同样担任CFO的蔡崇信算一例，但蔡此前仅在1990-1993年间于苏利文·克伦威尔从事税务律师一职，法律背景的“浓厚度”要比高准逊色一些。

很遗憾，高准的加盟并未让此类案例变得多起来，这种部分吃瓜律师眼中的“职场大女主天花板”故事也暂未再复现。

归根究底，与其说是法律人的背景让高准走到了字节跳动，不如说是她在过往律师生涯中的超强度工作，以及过程中积累下的投资、财管知识和人脉资源为她铺平了路。

在资源稀缺的时代，这种赢家故事总归是少数。

前NBA主席大卫·斯特恩也是一个从律师跳到企业的成功案例。

从哥大法学院毕业后，1976年，大卫·斯特恩如愿成为了一名体育法律师。1978年，大卫·斯特恩抓住一个代理机会，成为了NBA的总法律顾问。2年后，大卫成为执行副总裁，6年后，大卫升任总裁，年薪2000万。

这个就更难在国内复刻了：

一是有转行想法的律师很多都不像大卫这样目标明确，一开始就瞄准体育法，还刚好抓住了NBA这个机会；

二是以“个体户”形式运作的绝大多数国内律师都没什么商业管理思维，大卫本人虽然没读过MBA接受系统训练，但他本人提到自己学生时代的杂货店学徒经历给了他商业管理的基础核心技能，且主观上又有经管意愿。

总体而言，相较于跨进法律行业“淘金”的中途转律师，离开法律行业大多数情况下更倾向“逃离”，是选择一个更轻松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在职涯上更进一步。

很多人咬着牙继续做律师，多半也是考虑到这点。

无论是高准还是大卫·斯特恩，职业道路看起来都很难复制：真正的学霸毕竟是少数人，也很少有人能在学生时代就把职涯目标想得一清二楚。

但他们的成功法则却恰好对应了当下律师个人发展的两股潮流：一是对商业思维的越发强调，二是对垂直行业的逐渐深入。

对商业思维的强调其实很好理解。经济形势的不乐观削弱了多数客户的付费意愿，即便是企业客户，对法律服务的性价比和质效也都越发看重——要么在同等服务前提下选择那些更节约成本的，要么在同等投入下选择那些能帮自己取得更多价值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都是一个越来越要求律师更具“攻击性”的时代：市场容量迟迟未得到突破，不想办法帮助企业取得商业成功，企业就会想办法帮你“自宫”。

而对垂直行业的深入其实是个主动&被动交织的过程。一些律师因为吃到了伴随客户成长的甜头而主动选择了行业化发展，另一些律师则是在律所“行业化建设”的战略方针下随波逐流地收缩着服务领域，进行客群的聚焦。

很难说做好行业化一定能够通向成功，因为这很考验律师判断行业前景和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但与行业结合度的提高确实在一点点改变律师这个职业的内涵——教律师从更多不同维度帮助客户取得成功，不论这一过程带着多少转型的痛苦。

现阶段国内的执业环境并不乐观：内卷客观存在且无从避免，行业内有同行带来的同质化竞争，外部又总能看见法律咨询公司等泛同行频频刷存在感。

结构性饱和的矛盾未被化解之前，存在焦虑非常正常，也合情合理。

但也不是就没有避免“逆行”的空间。

如果你已经下决心转行，那律所会是一片很好的“试验田”：从带团队中学习和实践管理技能，从实务处理中了解行业、培养经管意识，并准备好将与商业融合后的法律&合规意识带到想去的地方。

什么时间转行合适？其实不一定。年轻有学习能力和可塑性的优势，年长则是将年轻的优势兑换成了资源和履历。

如果还年轻，又已经有在律所卷不动的感觉，又或者恰好对互联网、法律科技等前沿领域感兴趣，趁早找个自己有热情的领域转行再合适不过——曾任Airbnb商务和法律总监贝琳达·约翰逊就是在律所工作没几年后就发现自己更关注新科技，随后选择了转行，并在后来为Airbnb搭建起了“互联网新秩序”。

如果人到中年又对前路感到彷徨，那方达创始合伙人周志峰的抉择可能更值得参考：无论是做首席法务官还是其他高管，明确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做出遵从自己内心的决定。

而如果你仍想在律所深耕，那么是时候找些差异化的路子了：不安逸贯穿了律师生涯的始终，终身学习只是其中一种。靠少量强付费能力的长期客户小富即安也是一条路，但也得先在这些客户眼里变得无可替代，不管是靠专业还是真诚。

“律师不会被淘汰”，AI时代的我们仍能下这样的定论。所以，“逃离律所”也绝非什么大势所趋。

“圈”里是围城，“圈”外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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