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的村社：印度发展为何比不上中国的关键

7月前

摘要：所有现代化改革的最大问题，都源于农村。如果一个农民在传统农村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每年产生的GDP是1000元，那么他在城市里面生活，无论是消费还是进工厂，则其每年产生的GDP至少是20万元，这其中有200倍的差异，所以GDP的短期内增长关键就是将农民送入城市的速度——即城市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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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初的沙俄和21世纪的印度，两个大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同的一个困境，那就是他们的农村相比于其他国家显得非常顽固，城市化速度非常慢，难以为其现代化进程提供足够的支持。

譬如，沙俄的村社乃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村社内部，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归于村社集体所有或者说沙皇所有，村民没有私人财产，一切来自于村社，一切取之于村社，村社长老的威望再加上强大的东正教传统，使得村社具有相当强的封闭性，村民既无法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愿意了解外部世界，这就造成了沙俄帝国的两面性——他的贵族是西方的，讲着法语，思想观念与西方等同，具有世界视野的认知，但他的乡村则是不折不扣的俄罗斯风格，具有严重的封闭性。

这种村社文化使得俄罗斯农民某种程度上被自愿固定在村社里面，自亚历山大二世以来，历次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革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那就是俄罗斯农民不愿意离开让他们自给自足的农村，他们认为自己在农村的生活非常惬意，相比之下，农民认为城市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腐朽和堕落。这使得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革只能局限于表皮，城市化速度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如果一个农民在传统农村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每年产生的GDP是1000元，那么他在城市里面生活，无论是消费还是进工厂，则其每年产生的GDP至少是20万元，这其中有200倍的差异，所以GDP的真正增长关键就是将农民送入城市——即城市化速度。

不过其代价就是长期生育率的彻底崩溃，以及人口结构走向日本化、西晋化和拜占庭化，最终很可能被更能生育的蛮族——如穆斯林圣战者降服。

而俄罗斯的城市化速度慢，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

他的现代化经济严重缺乏市场和劳动力，村民传统的生活模式是自给自足，几乎不会产生GDP，乡村劳动力工作的时间也非常短暂，而假如这些人能够变成市民，那么他的衣食住行就会纳入俄罗斯含苞待放的商品经济，从而产生巨大的货币需求，这种需要更会迫使这些新市民进入工厂，成为俄罗斯初生现代化经济新鲜可口的劳动力。

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沙俄总理维特的回忆录，以及沙俄改革家斯托雷平的改革法令，就会知道，这些杰出的政治家当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敲碎沙俄顽固的农村村社传统，使得沙俄农民进入城市——这种城市化将为沙俄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农村的改革，这种改革最终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了沙俄帝国一战前的空前经济发展——直到被战争所摧毁。

参考链接：《斯托雷平的现代化改革》

与俄罗斯的情况相同，今天的印度同样类似。而印度的村社系统凝合力与沙俄的村社相比，只强不弱。

印度的村社制度又称为潘查亚特制度，为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普遍施行的自给自足自治式乡村模式，该制度在南亚地区有悠久的历史。从字面意义理解，即“乡村五人长老会”之意，传统上，“乡村五人长老会”通过定期举行的乡村辩论会竞争产生，“五老会”拥有行政、立法、司法权，几乎控制了村社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大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时代，这种制度在19世纪因为不利于殖民经济的发展，曾一度为进步主义者达尔豪朗努力废除，但随后的殖民者发现，这种制度对于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1884年，英国总督George Robinson开始恢复鼓励印度村社制度。而印度的国父甘地更对该制度感到自豪，他宣称，印度是建立在70万个村社之上的国家，必须致力于维持这种制度——这种朴素的认识可能与他顽固的宗教意识形态具有相关性，即“复兴乡村自给自足的手纺车才是印度经济的基础”。

印度人认为自给自足的手纺车模式是非常伟大的印度文化，极力坚持

参考链接：《莫迪的心腹大患：印度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中国》

然而，村社的强大极不利于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以印度村社为例，这种制度下，村民的衣食住行都在村社内部进行，依赖于传统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模式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力实际上难以成为现代化经济的一部分，也不会产生GDP，更不会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廉价劳动力。

正是在村社制度的束缚下，印度的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量印度农民心甘情愿的待在农村，无法产生市场需求和更多的新鲜劳动力。所以，与当年的斯托雷平一样，莫迪作为印度改革者，他最大的障碍实际上就是如何敲碎印度村社制度。

事实上，所有的后发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发展时，他们的本质都是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同时政治稳定能够维持，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有保证，在这个过程，文化、宗教的作用实际上要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极为关键的——城市化的速度与国民的观念和传统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印度的村社、沙俄的村社和印尼的乡村穆斯林委员会，都是这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最强劲敌，相比之下，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被毁灭得最快，该地区对良好教育的追捧和俗世利益的热衷更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当这些国家推动市场经济时，城市化发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西方国家不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几乎一定伴随着超级大城市的诞生，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俄罗斯的莫斯科，这种超级大城市和传统乡村的枯萎，使得这些后发国家的人口生育率也下降得极为惊人，并带来长期的负面后果。当乡村的人口再也负担不起快速城市化时，后发国家经济奇迹的神话也就开始慢慢落下帷幕，随后即是老龄化漫长而无情的报复。

这一点，无论是昭和奇迹，还是汉江奇迹，亦或是巴西、墨西哥的奇迹，都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城市化速度。相比之下，美国的发展则依赖于该国独步天下的创新能力，这是其发展动力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

而这，就是中国今天为什么要全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原因，城市化速度带来的发展速度固然美妙，但只有依赖于科技创新的发展才具有真正的持久性。

斯托雷平，俄罗斯沙俄末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他被视为俄罗斯现代化改革的真正理解者，他勇敢无畏的改革得罪了所有人，但造福了俄罗斯。就像所有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不能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他的家人死于暗杀，他自己最终在朝野愤恨下死于刺客之手——革命者认为他是唯一能够抵挡革命的人，既得利益者认为他阻碍了自己获利），但今天的俄罗斯人将他视为最杰出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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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个梅特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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