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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的村社:印度发展为何比不上中国的关键

顽固的村社:印度发展为何比不上中国的关键

1月前
摘要:所有现代化改革的最大问题,都源于农村。如果一个农民在传统农村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每年产生的GDP是1000元,那么他在城市里面生活,无论是消费还是进工厂,则其每年产生的GDP至少是20万元,这其中有200倍的差异,所以GDP的短期内增长关键就是将农民送入城市的速度——即城市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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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初的沙俄和21世纪的印度,两个大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同的一个困境,那就是他们的农村相比于其他国家显得非常顽固,城市化速度非常慢,难以为其现代化进程提供足够的支持。
譬如,沙俄的村社乃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村社内部,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归于村社集体所有或者说沙皇所有,村民没有私人财产,一切来自于村社,一切取之于村社,村社长老的威望再加上强大的东正教传统,使得村社具有相当强的封闭性,村民既无法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愿意了解外部世界,这就造成了沙俄帝国的两面性——他的贵族是西方的,讲着法语,思想观念与西方等同,具有世界视野的认知,但他的乡村则是不折不扣的俄罗斯风格,具有严重的封闭性。
这种村社文化使得俄罗斯农民某种程度上被自愿固定在村社里面,自亚历山大二世以来,历次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革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那就是俄罗斯农民不愿意离开让他们自给自足的农村,他们认为自己在农村的生活非常惬意,相比之下,农民认为城市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腐朽和堕落。这使得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革只能局限于表皮,城市化速度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如果一个农民在传统农村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每年产生的GDP是1000元,那么他在城市里面生活,无论是消费还是进工厂,则其每年产生的GDP至少是20万元,这其中有200倍的差异,所以GDP的真正增长关键就是将农民送入城市——即城市化速度。
不过其代价就是长期生育率的彻底崩溃,以及人口结构走向日本化、西晋化和拜占庭化,最终很可能被更能生育的蛮族——如穆斯林圣战者降服
而俄罗斯的城市化速度慢,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
他的现代化经济严重缺乏市场和劳动力,村民传统的生活模式是自给自足,几乎不会产生GDP,乡村劳动力工作的时间也非常短暂,而假如这些人能够变成市民,那么他的衣食住行就会纳入俄罗斯含苞待放的商品经济,从而产生巨大的货币需求,这种需要更会迫使这些新市民进入工厂,成为俄罗斯初生现代化经济新鲜可口的劳动力。
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沙俄总理维特的回忆录,以及沙俄改革家斯托雷平的改革法令,就会知道,这些杰出的政治家当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敲碎沙俄顽固的农村村社传统,使得沙俄农民进入城市——这种城市化将为沙俄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农村的改革,这种改革最终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了沙俄帝国一战前的空前经济发展——直到被战争所摧毁。
参考链接:《斯托雷平的现代化改革
与俄罗斯的情况相同,今天的印度同样类似。而印度的村社系统凝合力与沙俄的村社相比,只强不弱。
印度的村社制度又称为潘查亚特制度,为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普遍施行的自给自足自治式乡村模式,该制度在南亚地区有悠久的历史。从字面意义理解,即“乡村五人长老会”之意,传统上,“乡村五人长老会”通过定期举行的乡村辩论会竞争产生,“五老会”拥有行政、立法、司法权,几乎控制了村社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大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时代,这种制度在19世纪因为不利于殖民经济的发展,曾一度为进步主义者达尔豪朗努力废除,但随后的殖民者发现,这种制度对于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1884年,英国总督George Robinson开始恢复鼓励印度村社制度。而印度的国父甘地更对该制度感到自豪,他宣称,印度是建立在70万个村社之上的国家,必须致力于维持这种制度——这种朴素的认识可能与他顽固的宗教意识形态具有相关性,即“复兴乡村自给自足的手纺车才是印度经济的基础”
印度人认为自给自足的手纺车模式是非常伟大的印度文化,极力坚持
参考链接:《莫迪的心腹大患:印度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中国
然而,村社的强大极不利于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以印度村社为例,这种制度下,村民的衣食住行都在村社内部进行,依赖于传统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模式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力实际上难以成为现代化经济的一部分,也不会产生GDP,更不会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廉价劳动力。
正是在村社制度的束缚下,印度的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量印度农民心甘情愿的待在农村,无法产生市场需求和更多的新鲜劳动力。所以,与当年的斯托雷平一样,莫迪作为印度改革者,他最大的障碍实际上就是如何敲碎印度村社制度。
事实上,所有的后发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发展时,他们的本质都是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同时政治稳定能够维持,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有保证,在这个过程,文化、宗教的作用实际上要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极为关键的——城市化的速度与国民的观念和传统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印度的村社、沙俄的村社和印尼的乡村穆斯林委员会,都是这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最强劲敌,相比之下,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传统文化在20世纪被毁灭得最快,该地区对良好教育的追捧和俗世利益的热衷更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当这些国家推动市场经济时,城市化发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西方国家不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几乎一定伴随着超级大城市的诞生,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俄罗斯的莫斯科,这种超级大城市和传统乡村的枯萎,使得这些后发国家的人口生育率也下降得极为惊人,并带来长期的负面后果。当乡村的人口再也负担不起快速城市化时,后发国家经济奇迹的神话也就开始慢慢落下帷幕,随后即是老龄化漫长而无情的报复。
这一点,无论是昭和奇迹,还是汉江奇迹,亦或是巴西、墨西哥的奇迹,都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城市化速度。相比之下,美国的发展则依赖于该国独步天下的创新能力,这是其发展动力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
而这,就是中国今天为什么要全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原因,城市化速度带来的发展速度固然美妙,但只有依赖于科技创新的发展才具有真正的持久性。
斯托雷平,俄罗斯沙俄末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他被视为俄罗斯现代化改革的真正理解者,他勇敢无畏的改革得罪了所有人,但造福了俄罗斯。就像所有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不能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他的家人死于暗杀,他自己最终在朝野愤恨下死于刺客之手——革命者认为他是唯一能够抵挡革命的人,既得利益者认为他阻碍了自己获利),但今天的俄罗斯人将他视为最杰出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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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个梅特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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