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科学究竟有多难？——对科学的四个错误认知

科学，是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也是国人眼中“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必须手段”。然而，越是重要的，往往也是误解最深的。对科学，我们常陷入四大思维误区。使得大部分的“科学”讨论，陷入了无聊、贫乏的语词争论。因此，澄清这四个错误认知，是理解科学的第一步。

于是很多人认为，这些发明应用，就是“科学”。

比如，试图通过政策规划、资金扶持，实现“弯道超车、赶美超英”；以“大干特干、多快好省”地实现技术更新迭代……结果耗尽了无数人力、物力和财力，却离真正的科学越来越远。分不清“技术表象”与“科学本质”，是对科学最常见的首要错误认知。

▌错误认知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分

受这种思想的鼓舞，计划经济、社会管控甚至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接连出现，在20世纪达到顶峰，甚至引爆了世界战争。

正如思想家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所言，认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数理计算改造社会，是一种理性的僭越、致命的自负，是对科学最严重的歪曲。

另一方面，很多人眼见无法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就把认知社会变成了“诉诸经验直觉，随意解释”人云亦云。

事实上，社会科学虽然很难精准到数学化的地步，但也依然需要自然科学所具备的逻辑、理性和数据经验。正如乔晓春在《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一书说道，讲证据、讲逻辑、讲理性，是一切科学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的现状。导致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争论，都变成了只顾立场、不论是非的“胡说八道”。分不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相同与不同，是对科学的第二个常见错误认知。

正如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威廉·拜纳姆《耶鲁极简科学史》在对科学历史性的梳理中，都不约而同的发现——现代科学不仅稀有，只诞生于西方；而且晚近，是近500年左右的产物。

正是在基督教统领西方后，特别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后，科学思维才从各种巫术思维中脱颖而出。

它是希腊求真的理性精神，中世纪唯命论革命的哲学基础，近现代实验方法论、数学量化表达，经过漫长时间演化的结果。最终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时代才逐步成型。个别具体领域，比如医学、生物学，出现的时间则更晚。

以为科学是个古已有之的东西，既容易形成历史误区，错判古人；也容易影响当下，忽视了现代科学的不易，不加珍惜。无法以历史的视角思考科学，是对科学的第三个常见错误认知。

大部分人反思科学，往往只能发出生态破坏、人文萎缩等文青式呻吟。但其实，科学的真正危险，除了对环境人文的伤害，更在于对人类世界观的破坏。

学者金观涛在《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指出，无节制、无反思发展科学，会打破人类赖以生存的三个真实性：

首先是“上帝存在”的真实性被打破。随着现代科学的起飞，上帝的存在感越来越弱。科学成了人们的新上帝，开始全面接管人类世界；其次是“伦理生活”的真实性被打破。现代的生物学、基因学、博弈论等等，都将人类都归结为“基因”、“激素”，把人类描述成没有自由意志的物品。

简言之，科学可以杀死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真实性，让人彻底滑向了虚无主义的深渊。任意一个后果都可能导致文明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