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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自杀后,姐姐“举报”父母代孕

弟弟自杀后,姐姐“举报”父母代孕

6月前

本文授权转载自:极昼工作室(media-fox)
作者:殷盛琳  编辑:王珊瑚


2021年12月,18岁的少年易靖博从家里天台跳楼自杀。


他刚刚考入大学,在上海度过最后一个秋天。


同学和朋友视角中,靖博聪明、开朗,值得信任。悲剧发生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对亲密的伙伴知之甚少。


姐姐易婷曾尝试各种方式留住他,最终未能如愿。


姐姐与弟弟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是充斥语言暴力的家庭里,彼此最忠诚的同盟,也都是少年时就陷入情绪黑洞的“抑郁小孩”。



弟弟去世后,父母偏执地想再生一个孩子。一个男孩。


数次试管婴儿失败后,他们打算代孕。易婷决定发声,希望阻止悲剧命运的循环。


4月底,易婷察觉父亲已经有所行动,向当地警方再次电话“举报”。



一次告别



弟弟出事后,许多天里,易婷会做情境相似的梦。大部分时间她在想办法救人,或者弟弟在跟她告别。她反复回到那个残忍的冬夜。


2021年12月6日,凌晨两点多,易婷接到弟弟靖博的最后一通电话:


“姐姐,湖南比上海还要冷”,靖博说。


她以为弟弟回了湘潭的家,问他,“以为你跑出去散心了,怎么回家了?”


博说,“没有,我在你当年站着的地方,我想替你迈出你没有迈出的那一步“。


这时她才惊觉,弟弟正在小区9楼的天台上。

易婷一边劝弟弟,尽量拖延通话时间,一边联系家人。


电话里,弟弟开始跟她争论起父母究竟更爱谁。


靖博说,父母经常在外人面前夸奖她,也会拿来跟自己比较——你看姐姐多厉害,赚了钱,又在外面给他们长脸面。而他一事无成,是个只会花钱的累赘。


易婷说,”你傻不傻,那是成年人之间的虚荣,不是真心。爸妈明明更爱你“。


靖博说”好累,不想靠责任活着“。靖博又说对不起。


挂掉电话已经凌晨4点多。聊到最后,易婷觉得弟弟的情绪似乎没有一开始那样激烈了,她以为弟弟会重新考虑一下。


她接着打给赶往天台的亲戚。亲戚说,靖博正在给妈妈打电话,要他们打120。易婷才意识到,事情也许比想象中更糟糕:“他并不是情绪平复了,而是已经完全没有情绪了,只想平淡地做选择。”


电话再次打来时,是弟弟死亡的消息。


易婷后来通过弟弟的通讯、购票记录,以及别人的转述,大概拼凑出他当天的行动轨迹:2021年12月5日下午,靖博避开去上海探望他的父亲,独自前往高铁站,买了回湖南的车票。当晚10点左右,他抵达湘潭,随后直奔家里,走上9楼天台。他打给前女友、姐姐和妈妈,随后一跃而下,手机、耳机留在了空调外机上。


易婷当时正在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那里靠近赤道,终年如夏。但之后每次回忆起弟弟出事的晚上,她总说,那天好冷。


因为新冠疫情以及政策变化,直到弟弟去世8个月后,易婷才回到国内。而她得知的第一个消息是:父母在做试管婴儿的手术,他们想再生一个男孩。


易婷觉得一切荒诞极了,怎么能像养育牲畜一样,一只死掉就再养一只?


“他们至今没有跟我探讨过弟弟是怎么回事,他的心理到底经历了什么,没人在意我们的创伤。即使事情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没人问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2024年初,得知父母多次试管婴儿失败,又在尝试代孕后,易婷去联系过当地派出所。


警察告诉她,如果能提供确凿证据,他们可以上门普法,进行劝导。如果代孕者子宫内已经形成胚胎,没有机构有权利要求打掉他,只能等孩子生下后,按照代孕的事实去对父母处以罚金。


3月,易婷发来消息,决定公开此事。


她说自己这几年备受困扰,她和弟弟都是因为失败的家庭教育和令人窒息的氛围,年幼就患上抑郁症。自己幸运地逃离,而弟弟永远留在了18岁。


她从妈妈那里得知,有不少做代孕、试管的家庭,都是因为孩子自杀。


“如果这个生命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会跟我走同样的路,我希望可以避免这一份痛苦。”易婷想通过公开的讲述,阻止父母疯狂的生育念头。也以此纪念弟弟,让更多人关心抑郁症,以及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靖博的遗照,19岁生日时,易婷为他买了鲜花。讲述者供图



“多啦A梦”的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里,易婷都不明白,弟弟怎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她印象里,弟弟是很阳光的样子,调皮、机灵,不负众望地考上了上海的一本大学。


弟弟18岁生日前,他们还一起去逛了宜家,买了许多家具,为弟弟置办“成人礼”。


她知道弟弟在高中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有失眠的时候,但她以为那只是青春期的茫然,是弟弟早熟,过早思考生命的意义。她也是这样过来的,她以为弟弟也能“逃出来”。


2021年11月18日,出事前半个月,易婷在B站后台收到了靖博高中好友川儿的私信,她才知道弟弟情况很不好,已经开始自残。


易婷尝试了各种方式留住他——拜托川儿去上海看望弟弟;找到弟弟的前女友,请求她包容弟弟的坏情绪;劝说弟弟去看医生。


12月初,易婷发现弟弟线上失联,她只好打电话给爸爸,让他去上海“救”弟弟——至少在他身边陪着他、看住他。但阴差阳错,所有路径都没能抵达靖博的内心世界。听说弟弟一个人在上海逃走时,她祈祷弟弟只是去散心。结果等到的是最糟糕的消息。


“我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是在推导,怎么才能救下他?哪个环节错了?为什么到那个环节会错?”她反复寻找一些痕迹。


比如,不应该让爸爸去上海,他居然把那次上海之行当成了旅游,没有察觉到弟弟的情绪变化;比如,是不是当初就不该把自己曾在天台试图自杀的事情告诉靖博,不然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


近些年,易婷常年在海外生活。她经营宝石生意,时常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区游荡。弟弟比她小8岁,中学是寄宿制,不能自由使用手机,很少主动联系她。


某种意义上,她离弟弟很远。


靖博升入大学后,有次想让她帮忙买点零食。易婷之前会频繁给他买东西,但现在他已经大学了,应该要独立。她告诉弟弟,不要懒惰,可以兼职去赚点钱。弟弟没有回复。她后来才知道,母亲每月仅给弟弟1000元生活费。在上海的校园里,这几乎只能维持基本三餐。


靖博一直拒绝去医院,也不愿意找心理医生,所以从未确诊过具体病症。她甚至怀疑过弟弟,会不会根本没病?是不是在拿生命要挟别人,在用一种很卑劣的方式挽回和前女友的关系?


靖博去世后,易婷了解更多资料才意识到,弟弟当时的表现更像是双相情感障碍。和发病期会丧失热情与行动力的抑郁症比起来,双相更难被发现。在看似正常的表象下,患者的心情往往在“坐过山车”。


靖博生前照片 讲述者供图


不止易婷,靖博的同学、发小们在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都是一样的震惊。靖博从未在他们面前展现过阴郁、压抑的一面。


曹庆说,靖博是那种“中央空调”式的暖男。她记得高中时,自己随意提到过喜欢一块手表,靖博细心地记了下来,真的在她生日时送给了她。靖博细腻,会在乎别人的感受,是在冲突里愿意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的人。


川儿说,靖博总在开玩笑,看起来是最没可能抑郁的人。所以当大一开学没多久,她经常半夜收到靖博情绪宣泄一样的多段QQ消息时,也没往更坏处想,以为他只是心情不好。大家知道他在大一开学前后和喜欢的女生分手了,对他打击很大,情绪有波动也正常。靖博曾告诉过许多人,那个女孩是他生命里的一束光。


直到靖博给她发来自残的照片,川儿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她想起靖博经常提到的姐姐,在B站上有自己的账号。留言联系上后,易婷拜托她去上海看望靖博。当川儿从长沙赶过去,再次见到他时,几乎有点认不出来——


靖博的情绪时好时坏,有时候很正常地讲话,突然变得浮躁,突然又流眼泪。在上海那三天,川儿听他讲了许多话,她才发现自己对好朋友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


靖博说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姐姐抑郁症的时候,爸妈把姐姐的药藏起来,把她像动物一样关在屋子里,令他感到很痛苦。家里一直在争吵,他和父母无数次沟通过,都没有效果,他对父母,对这个家庭非常失望。


他原本不是大手大脚的人,但故意花钱,都是为了报复父母。他的报复从很早就开始了,中考时,他原本可以考去更好的学校,故意空了很多地方不写。


他不喜欢上海。在上海,他觉得人跟人不一样,自己好像低一等。和女朋友分手后,他曾在上海的街道上闭着眼睛往前骑车,可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反复强调,自己已经没救了,深陷漩涡,他不相信还有好起来的可能。


这些痛苦,易婷并不清晰地知道,弟弟从未向她提及。


靖博去世后,易婷拿到了弟弟留下的手机。通过翻找聊天记录、各个App上留下的搜索记录,甚至短视频平台的浏览痕迹,将一块块细碎、分裂的拼图重新粘连,她才更清晰地看到了弟弟。看到她逃离这个家庭后,弟弟的处境:


靖博曾经尝试绝食,最终饿晕在学校,被大学同学送到了医务室治疗。


他吃过一整瓶褪黑素,但那只是保健品,不足以致命。


2021年9月25日,18岁生日那天,靖博给妈妈发过长达几十页的聊天记录。内容大概是,要爸妈理解姐姐,是他们让她有家都不能回,尝试站在各个角度去解决家庭矛盾。另外他提出诉求,希望能买一台电脑。


在易婷看来,这几乎是弟弟最后一次求救了。他像写遗书一样写他最后的叮嘱。但是妈妈一个字都没有回应,只是给他转了1万块钱。


在给弟弟的悼词中,易婷写——


“我很后悔没能早点意识到他一直在努力和这个家对抗……对不起,姐姐只学会了如何自救,却忘记了要救你。


易婷站在天台上,根据线索复盘弟弟最后的行动轨迹。殷盛琳 摄



我比弟弟幸运



站在同一个9楼天台时,易婷16岁。


妈妈和爷爷的矛盾,舅舅和爷爷的矛盾,闹离婚的父母,一切都糟透了。家里又一次爆发争吵后,她想到自杀。


“真的好想死啊,想到自己的一无是处,想到劝架时妈妈骂我是畜生,想到被爷爷关在一片漆黑的门外,爸爸的一声不吭,好绝望。”


她觉得自己像透明人,又浪费家里的钱,死亡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想到弟弟,她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你要怎么去跟一个8岁的小孩说他的姐姐是自杀的?”


在这个家里,她和弟弟曾经算得上“相依为命”。


他们的父母是从农村白手起家的生意人,在城市里打拼、定居,算是村里比较有头有脸的人了。但妈妈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在家里总是对他们进行语言暴力和打压教育。而爸爸在面对冲突时习惯逃避,只有表达的欲望,没有听取的意愿。


只有弟弟让她感受到家人之间的亲密:他们一起去摘桑叶养蚕、去池塘抓青蛙与蝌蚪,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去买零食。妈妈骂她时,弟弟为了保护她和妈妈辩解,被妈妈狠狠扇过巴掌。


易婷与靖博 讲述者供图


大二那年,易婷确诊抑郁症,办理了休学。父母把她锁在家里,继续忙生意。父母的冷漠与忽视令她痛苦,易婷说她几乎是依靠“恨”,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完成了大学学业,拿到毕业证。


拥有一定独立能力后,易婷曾试过改变这个家庭:


在妈妈骂弟弟的时候,她会直接训斥妈妈,点明这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但妈妈没有任何变化。父母在意外部评价,她就请一些亲戚参与“审判”。女儿已经被诊断出抑郁症,难道不能好好看看这个家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吗?仍然没有任何变化。


她只能选择逃离。“我要去省外,我还要去天南海北,去他们找不着我的地方。”心理医生也建议她,尽量和父母少接触。


易婷记得靖博曾经说,觉得她比自己幸运。她开始并不理解,自己才是家里“可有可无”,被定性了的、管束不了的叛逆女儿,而弟弟是妈妈口里的“命根子”,更幸运在哪里呢?


弟弟去世后,回想两个人的处境与选择,她才意识到“幸运”的另一种含义。


这几年,易婷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跑宝石生意,就算是疫情,除了戴口罩,没受到太多的行为上的限制。而弟弟无论是在精神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长时间处在窒息的环境里。


靖博高二时,因为疫情,学校改上网课,城市频繁封控。他被迫和爸妈、爷爷四个人长时间处在同一空间。原本由姐弟俩一起分担的低气压,变为靖博独自承受。“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剧烈的争吵,而且那种情绪是没有地方可以发泄的。”


易婷记得,有次父母用开玩笑的口吻讲起当时的矛盾,靖博把自己反锁在卧室,用桌子、凳子抵住房门,最后他们把锁全部撬开。


易婷离家很早,和父母关系疏远。她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论证爱的缺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哪些具体的爱——她从没拥有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可能我给弟弟的爱也有很大的问题”


高中同学曹庆记得,靖博当时对姐姐去联系前女友感到气愤,觉得姐姐在威胁他。


2021年12月5日下午,靖博在上海失联前,给爸爸发了一段话,大意是大家都要逼疯他,到上海来就是迫害他。


易婷当时连续几天都处在高压状态,一种“随时可能失去弟弟”的恐慌里,情绪有些应激,她很生气地给弟弟发消息,“我说你怎么这么白眼狼,我们谁要害你了?”


易婷后来觉得这对弟弟是一种伤害,“可能更加推动了他,觉得连我最信任的姐姐都不理解我。”她曾强烈地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才是推波助澜的那个人。


“我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创造不了任何事情。”靖博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情绪泥沼,没办法工作。


因此得知父母在做试管,为弟弟感到愤怒的同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被抛弃了——父母居然宁愿再生一个孩子,也不关心还活着的女儿。


她必须让这一切停止,阻止新的生命再次经历相似的痛苦。



一位父亲的“改造计划”



3月下旬,我在湘潭见到了易建强。他穿一件黑色的皮衣,牛仔裤,表情有点严肃,“地中海”式的发型比1米7左右的个头显眼得多。


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他用双臂支撑着桌面,握紧拳头,大拇指用力按在食指的关节上,似乎在努力控制着情绪。但每提到靖博,他就要流泪。


也许是自己反复回忆过多次,靖博出事前,父子俩在上海那三天的经历几乎钉在了易建强的脑袋里。不需要提问,他自己就会讲下去——


最开始他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靖博失联了,让他赶紧去上海救儿子。


他先搭车去长沙,再坐飞机到上海。靖博看起来一切正常。晚饭后,他和亲戚一起到学校里找靖博的老师。


晚上回到酒店,只剩下父子俩时,靖博开始发脾气。你们是不是要把事情搞大?谁让你来的?随后情绪激动地哭起来。他从没见过儿子这样。但靖博只哭了几分钟就非常平静了。


那天如果不是星期五就好了,他总这样想。“周末精神病院的医生是不是不上班?等周一,表哥开车来一起去,我们先在这里玩两天。”靖博说反正不急。


周六,他们登上了东方明珠,在复旦大学门口合影。靖博没有笑。


周日,靖博睡到下午一点多才起来。他们在五角场附近一个胡同里面吃午饭。靖博仅仅吃了一个汉堡,就跟他说,有个电话要出去接。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靖博。最后的微信留言是叫他不要管他,也不要去找他。


他马上联系了亲戚和女儿,但都以为靖博只是心情不好去散心,即便报警也要24小时后。他回复靖博,只要你不做蠢事,我在酒店等你。


靖博与父亲最后的合影 讲述者供图


易建强反复强调,是自己“没有意识”。靖博去世后,他总在自责,他痛苦于不止一次错过了救儿子的时机。


第一次发现儿子可能有问题是在2021年4月,靖博读高二下学期。


有次他正在外面唱歌,突然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说他想死”。靖博的高中是寄宿制,距离湘潭市区的车程大概一个小时。


第二天,易建强就赶去了学校,接儿子去医院做检查,医生也没有检测出什么。为了确保安全,易建强想带儿子去找个心理老师,但靖博不肯去。


他说,现在想来,也许是那次耽误了治疗。“他这个病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一个开朗的人,另一方面是很悲观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面,另一面看不到。


当时,儿子的崩溃让易建强意识到这个家庭确实需要改变。他去做过几次心理咨询。


湾湾是湘潭一所小学的心理老师,易建强经过亲戚介绍找到了她。湾湾印象里,当时他主要咨询的是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没有提及靖博。“他跟夫人相处不好,但又感激夫人对家庭的付出”。易建强希望湾湾能和妻子陈英聊一聊。湾湾记得,陈英后面只来过一次,但姿态明显是抗拒的。


易建强反复想过儿子自杀的原因。他觉得压抑的家庭环境对两个孩子的伤害很深,是导致靖博出事的根源,儿子失败的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


这些年,他和妻子的频繁争吵,给了孩子很多压力。而他总是选择沉默,用婷婷的话讲,是“冷暴力”。这位父亲承认这是他的过错。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3个多小时,结束时已近凌晨。易建强说,他记忆里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像这样安静地坐下来交流这么久。这更在他的家庭经验之外。


他直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接受儿子去世的事实。


靖博天生聪明,他说,他两岁半的时候就会下象棋,跟那些老头子对弈。小学的时候,靖博学过几年围棋,比赛拿过全市第三名。


他这些年忙着开月饼店,一度想将生意做得更大,孩子们忽然就长大了。他记忆里没什么父子俩亲密的场景。到了初中和高中,靖博都在读寄宿学校,见到的次数就更少了。


靖博去世后,家里变得冷冷清清,易建强和妻子两个人连吵架都吵不起来。他说自己现在做什么事都没劲头。以前空闲了,他喜欢去跳舞,唱歌,早晨习惯跑步。现在所有热情都丧失了。除了月饼店,他更愿意待在家里。他已经很久没去别人家串门了,在朋友圈、在微信群,他都很少讲话,“可能人伤到了底气吧。”


靖博的死讯并不是每一个朋友都知道,碰到有不知情的熟人问起来,他干脆不回答,找个话茬糊弄过去。要么只是笑一笑,“有时候一下就流泪,有时候躲着他们”。


他感到孤独——不止是精神上的无所依托,还有逐渐消逝的亲缘。这些年,他的至亲越来越少。哥哥、姐姐,都离开了,去年父亲也过世了。


易建强说,最开始自己没想过再生一个小孩,是隔壁邻居或熟人最先提起来,还是再生一个好。


这个念头一旦种下,就越来越强烈:


去别人家吃婚酒,他会忽然想到,如果靖博在,今年是21岁,再过一两年也是结婚的时候了;别人屋里搬家,别人屋里兴兴旺旺,而自己这边越来越小。他突然就产生一种“对比性”,心又会不安。“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会抨击你的心。”


“有人才有世界”,他说,这样家里才有个动静,有点事做。


靖博去世后没多久,易建强和妻子去看过手相,算命的师傅说,他命里有两个儿子。有了这个结论做支撑,他开始催着妻子陈英做试管婴儿。


做了一年多,没成功,那代孕也行。总之,他要在有生之年再培养一个人,从0到18岁,培养他长大成人。他强调自己今年已经54岁了,有些时不我待的意思。


婷婷反应激烈,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这对婷婷应该也是一件好事。“20、30年后我们走了,婷婷还有一个亲人在。她那个时候才懂得父母是对的,当年我们是对的。对吧?”


如果能如愿,这位父亲计划把生意做小一点,请个帮工来看店,自己用更长时间来照顾小孩。钱够用就行了,干嘛那么拼命,勉勉强强过得下去就可以了。家庭氛围也一定不是以前那样的,他说,夫妻两个就算吵架也会避开小孩。


他要重新证明自己。“至少是有改变的父亲”,易建强说。


易家建造的新房子,靖博出事后暂时停止了工程。殷盛琳 摄



在牌桌上的我才更像自己



为了避开越来越偏执的丈夫,3月下旬,陈英跑回了乡下。事实上,她还没决定好是否再要一个孩子。


在此之前的近两年里,她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试管婴儿尝试。陈英年过五十,激素水平并不好,做了许多次取卵手术。宫腔镜检查做过三四次,冰冷的器械进入她的身体。她前后两次移植了胚胎,第一次没能着床,第二次着床二十多天后,也都没能留住。


现在,她夹在丈夫和女儿的冲突之间进退两难。既害怕伤害易婷,又担心丈夫会出什么事。


丈夫曾说,你们不让我去代(代孕)那个孩子,我就去自杀。


有几次,丈夫原本应该守店,但自己忽然就走出去了,“手机不带,钥匙不带,车不骑,我真的懵了。“她害怕恐怖的消息再次传来。只有回家推开门,第一眼看到丈夫在家,她才能安下心来。她答应见我,也是因为丈夫的缘故。


这天下午,陈英、易建强开车载我上山,去看他们的新房。靖博出事后,新房的建造就停止了。“很没有滋味”,陈英说。他们原本想建造一个气派的两层大宅,如今一层还没建完就荒废在那儿了。缝隙里长满杂草。


陈英走在田埂边。殷盛琳 摄


陈英在废弃的木材边蹲下来,山里的风吹过旁边的竹林。“我的性格是一个开朗型的,我有什么怨,我也一般不计较”,她自顾自说起来,像针对某种指责的自我辩护。“有脾气我就发,如果我的事有道理,你要让我低头,那你不能够。”


陈英讲话语速很快,一句接一句,没有缝隙。讲到激动的地方,她会不自觉叉腰,比划手势。


她到现在都不相信,也不理解儿子选择了自杀。


她一直以为靖博性格像她,从压力里磨练出来,“遇强则强”。靖博明明在学校里面很活泼,跟老师、同学关系都很好,表现又好,招人喜欢,是“佼佼者”。她至今笃信和靖博分手的那个女生才是罪魁祸首。


和儿子一起坠落的,还有她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两个孩子曾是她生命里确凿的部分,他们存在,然后长大,她负责赚钱,用赚到的钱买更多、更大的房子。日子这样过下来,自然而然,没什么问题。婷婷说她曾带给两个孩子很多伤害,她不能接受。


陈英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怎么走到了现在的境地。她聊起自己的婚姻。她和丈夫同村,一个大队里的两个小组,分别在山村水库的两端。他们在这里长大成人,进入婚姻。这些年,两个人算得上白手起家,年轻时一起到广东闯荡,赚到第一笔钱,回乡开起月饼店,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以这个小山村为起点,跨过乡镇,去了湘潭市区安家。有了婷婷和靖博。


如果一定要为婚姻的裂痕找到缘由,几乎都来自于他们的家人。因为家庭琐事,她和公公频繁争吵,也在婷婷面前“拍过巴掌”。她说,可能婷婷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吓住了。


“搞的时间太久了,太累了”,她想到过要离婚,最终也没离成。在她的观念里,自己弄钱了,就要给儿女提供好的生活,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不需要他们去想家里的事。如果孩子们觉得在外面工作不好,还可以回家来。但婷婷越走越远,她看着女儿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做生意,有时候一整月都不打电话回来。她说,自己甚至有点怕女儿,“说不过她”。


靖博高三下学期,她去学校陪读,最开始只是感觉颈椎出了问题,脖子也痛,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确诊为甲状腺癌。做完手术那几天,婷婷正好回国,在家短暂待了一天,自始至终没有进她的卧室看过,也没有问候。“好像仇人一样的”,她有点伤心。


那次靖博生日,和姐姐买了宜家的单人床回来,她控制不住地发起火来,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大点的双人床?以后结婚还可以用。婷婷和她越吵越凶,她把自己得癌症的事情一下子全说了出来。靖博开始抱着她哭。


填报志愿的时候,她强烈要求靖博到长沙读,想离儿子近一些。但儿子悄悄改了志愿,把备选的一所上海的大学调整为第一顺位,最终去了离家乡几千公里的上海。


她给靖博的大学生活费很少,每个月只给1000块。陈英有自己的理由,“我就是要他多跟我打电话,因为你太远了,说实在的我就想听到你的声音。”


这些年,她跟两个孩子都不怎么亲密。陈英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干脆生意为重。一般她只过问下作业做好没?做好就睡觉去。至于更多的互动,谈心一类的精神交流,她做不到,也没有这个能力。


比起在家里围着孩子打转,她更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玩,聚在一起打牌搓麻将。“在家里跟他们没话讲,觉得很无聊。”


试管婴儿失败后,丈夫开始琢磨代孕,陈英还在犹豫。她觉得婷婷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如果真的把孩子生下来,他们之间差了50多岁,孩子在学校真的不会被嘲笑、歧视吗?等小孩18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老了。


但她害怕丈夫想不开,没敢直接拒绝他,只是在拖延。


她蹲坐在田埂边,一边讲话,一边用手不断拨弄杂草。天色逐渐暗下去,她的面孔变得模糊,虫鸣声的间隙里,她说,她更希望婷婷能生一个小孩,这样也能解决“传宗接代”的问题。


“我的目的就是下面有一个人,就是争这口气”,陈英说,儿子去世后,她受不了那些外部视角的打量与同情——无论你挣多少钱,没有后代了,都没用。“如果婷婷生了小孩,我起码就有这样一个后代,再怎么辛苦我都愿意。”


陈英有时候会梦到靖博。她想尽办法不去想他,不去想那晚的事情。


她觉得这都是命。


靖博出事那天,陈英不知怎么睡得很沉,没有接到丈夫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直到弟弟、弟媳从别处拿了钥匙开门叫醒她,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靖博当时已经坐在了9楼天台的栏杆上。她们赶紧商量分开行动。弟弟、弟媳脱了鞋爬上天台,她在下面等各方消息。


手机响起来,是靖博。“妈妈我回来了,我在屋顶上”,靖博说。


“你不要傻了,有什么事跟妈妈来说。赶紧下来,爸爸妈妈都很爱你的”,陈英说。


靖博没有回应,最后只是说,“我不怪你,你去叫救护车来吧”,随后挂断了电话。


陈英赶紧往楼上跑,想把儿子拖下来,没上几级台阶,她听到“砰”地一声,就知道没救了。


靖博出事的天台,邻居们仍然在上面晾晒被单与衣服。殷盛琳 摄



一场完美的报复



为了消解悲伤,也为了让弟弟能被更多人记得,易婷在B站发布了几则纪念视频。出乎她意料的,评论区聚集了大量“病人小孩”的留言,她才意识到,像她和弟弟这样因为原生家庭的伤痕陷入抑郁的,是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


刘豪华就是在这样的偶然里,与这个破碎的家庭产生了连接。


他2004年生,比靖博小一岁,却有相似的身形:瘦削、灵巧。


我在湘潭见到他时,他已经在一家奶茶店工作了半个多月,生活轨迹大部分在奶茶店、易婷家、月饼店之间折返。他背着黑色双肩包,戴一副银边眼镜,将自己包裹在宽大的白衬衫里,看起来像个中学生。


2022年夏天,刘豪华18岁,已经在江苏一家电子厂打了两年工,拼装零件,或者做手工校正。当时他的抑郁症状已经很严重,在一次晚班过后的清早,他察觉自己不对劲,脸是僵的,笑不出来,干的事情转头就忘掉。他提了辞职。


当时,他会在B站上刷抑郁相关话题的视频。有天,易婷录制的视频出现在他的信息流里,是为靖博写的追悼词。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和其中的少年很相似,就在评论区留言,大意是,自己可能也不想走下去了。没想到当晚就收到了易婷的回复。


与父亲再次大吵一架后,刘豪华觉得自己的人生烂透了,再也不会好。他跑到了河边,想要自杀。


易婷给他打了通电话,邀请他来湖南参加自己的婚礼。刘豪华说,他当时想,那就来一下,也不耽误什么。“她弟弟的葬礼她也没赶上,如果我真的跟她弟弟有些相似的地方,可以见一下她,婚礼之后再走”。


2022年9月末,他从河南老家来到湘潭,住进了易靖博的房间。当时靖博去世已经大半年,房间里大部分物品已经被整理过,只剩下一个书架,一副挂画。


回头想想,刘豪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网上的一句话,随意的一条留言,两个陌生人真的能在现实里见面,如同姐弟。


易婷的发小告诉他,觉得他就像靖博派来的一样。他成为这个家里新的小孩,以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观察着靖博曾经的家庭“漩涡”。


他对靖博的经历感同身受。他们同样在打压式教育中长大,同样没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真正的信任。


他也自残过。那是火烧一下的感觉,刘豪华说,他后面在靖博的手机里翻到过自残的照片和视频,是靖博自己拍的,环境看起来应该是在宿舍。靖博把头蒙起来,四周的床帘将他包围。他拿着买来的手术刀,利落地划下去。一手的血迹。他有点惊讶于靖博对自己的残忍。


在湘潭,心情不好时,他独自上去过九楼天台,坐在天台的边缘,会觉得往下跳对人有莫名的吸引。


刘豪华如今在湘潭一家奶茶店打工,只有休息的时候才会回家去。大部分时候碰不到叔叔和阿姨,他们关掉店子回来时,他已经在卧室。


他说,现在自己在这个小家庭里最大的作用就是传递信息,易婷早拉黑了父母联系方式,叔叔阿姨就通过他,来了解易婷的动向。


他觉得易婷是真的把他当成了弟弟,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刻意避开他,还会带他去见她的朋友们。甚至在买的新房里,为他留了暂居的位置。“婷婷姐跟我说,她跟我打的电话都要超过她跟弟弟打的”。


他在这位陌生姐姐身上,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情,笨拙地想要回馈什么。他翻遍了靖博的房间,想为易婷留下一些关于弟弟的记忆。但什么都没有,靖博不怎么写东西,更没有日记本。他只在一本有关心理的书里,发现了水滴在上面的痕迹,应该是洇开的泪痕。即便易婷反复要求过,父母还是烧了靖博的衣服。刘豪华偷偷在地下车库找到了一些还没烧掉的,留了下来。


除此之外,靖博在这个家里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刘豪华猜测,死亡是易靖博预谋已久的计划,一场完美的报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等你死了,所有人才开始爱你。”


刘豪华在靖博房间,房内的物品大部分被更换过。殷盛琳 摄


易建强从不觉得男孩和儿子相像,无论是性格还是能力,都是儿子要更好些。不过,他感谢这个年轻人出现在自己家。


易建强说,他每次从月饼店回到家要晚上10点多,打开门,经常能看见他们姐弟在一起有说有笑。打游戏,或者聊天。他觉得只要家里有这样的气氛,只要婷婷开心,那就是好的。


他见过男孩最开始来家里的样子。当时刘豪华的抑郁病情严重,易建强经常看他一个人站在阳台窗前。他见过这个年轻人的胳膊,用小刀自残后的痕迹,密密麻麻的道子,比他皮衣的褶皱还要多。


他讲到刘豪华的处境,但听起来更像在回应靖博,"我们家很自由,没有压力。我们不会说你这里做错,那里不对什么的,他心理上没有压力。只有到我们这里,他才真正放松,所以他的病好得很快。"


讲到这里,他突然提到,靖博去世后,易婷困在国外回不来,托他去殡仪馆看遗体——靖博身上有自残的痕迹吗?我仔仔细细找过了,靖博没有,他说。


“靖博就没有碰到我们这样的人”,易建强沉默一会儿,像在呓语,“他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机会”“你说你不喜欢上海,你想到哪里去?爸爸陪你去。”......


靖博生前在水族馆。讲述者供图



湘江边的星星气球



靖博去世后,按照习俗,易建强把他的骨灰带回了老家下葬。大概一周后,他们在湘江边上为靖博举办了一场追思会。


这是他从上海回湖南的路上就有的念头,想以此告别靖博。婷婷远程策划、操办了一切。


当天来了许多人。川儿、曹庆以及部分高中同学从附近城市赶回湘潭。


易建强穿了多啦A梦的公仔服,那是靖博喜欢的动漫角色。他不认识,只知道是只猫。他把自己套在厚厚的壳子里,有想拥抱靖博的同学,就过来抱抱他。


当天阴沉沉的,江风很冷。结束后,易建强的心情很久无法平复下来。“假如能够代替的话,宁愿我去死,他活着。”他说,如果靖博出事之前,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就好了,他就能更加重视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


他们放飞了数个星星气球。易婷在悼词里写:“我们都放飞星星,让他回到夜空中吧,他拖着那么沉的身体是回不去那个小星球的对吧?他会在天上继续守护我们的。”


距离靖博出事已经两年多,川儿、曹庆都曾反复回想过,自己是不是错过了靖博的“求救信号”?靖博跳楼那天凌晨,曹庆还收到了他的消息。靖博说自己“快到了”,曹庆没明白什么意思,她当时在宿舍,太晚了,她困得睡着了。


经历了同伴的离开,她变得比以往更在乎身边人的情绪问题。最近她在社团认识一个敏感、自卑,正为原生家庭的不幸感到痛苦的女孩,她正苦恼该怎么帮帮她。她不想再错过阻止悲剧发生的机会。


川儿想起高中时,靖博上课一睡就是一整天,买很多褪黑素片,晚上睡不着觉。当时他们以为是他高考压力太大,有些情绪反扑。但也许早在那时,靖博就不对劲了。


李睿的悲伤持续了很久,哪怕处在学习节奏最紧张的高三,他也总是想到靖博,然后无法自控地哭起来。他是靖博的发小,两个人一起长大。靖博出事的消息,最开始被家里人隐瞒了下来。直到放假回来,他像往常一样登上靖博的游戏账号,帮他上分。后台有人给他发消息,问是不是本人?他说不是,怎么了?对方告诉他靖博走了。


他独自去过一趟靖博出事的天台。楼真高啊,李睿有恐高症,但还是一点点挪到栏杆前,他往下看了一眼,立刻缩了回来。“他这样下去肯定是有很大的勇气的。”


他留一顶爆炸头,有轻微社恐,在大学里没什么真正的朋友。有一次,他语气天真地问易婷:姐姐,你走出来没有?易婷告诉他,所有人都可以从这件事走出来,但她不能。


毛绒小狗是靖博买给自己的礼物,上面曾留下自残的血迹。殷盛琳 摄


靖博离开后,易婷迫切想要靠岸,和当时的男友结了婚。很快,婚姻里的缝隙令人难以忽视。丈夫提出了离婚。


在湘潭的那几天,易婷带我去过一趟天台。她拿着洗好的被单上去晾晒,那里一切如常,仍然被邻居们用来晾晒衣物。


湖南的冬天过去了,初春的风里有潮湿、鲜甜的味道,天空像玻璃糖纸一样透亮。易婷站在那台空调外机上往下望,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下面是老旧小区的菜园与围墙,少有人经过。易婷说,按照弟弟的性格,选择这个方向和位置,她并不觉得奇怪。


不久后,她搬去了自己的新房子,将弟弟留下的东西挪了过去。刘豪华也搬离了靖博的房间。只有父母仍住在那里。父亲来新家找过她几次,为的都是同一件事。易婷告诉他,如果还是想说服她接受再有一个弟弟,可以不用来了。


那只从靖博大学宿舍拿回来的毛绒小狗也被易婷带了出来。母亲洗过一次,表面沾染的自残血迹消失了,看起来崭新如初。


(*文中陈英为化名。)



作者殷盛琳

编辑王珊瑚

题图丨图虫创意

来源丨本文转载自【极昼工作室】,关注查看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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