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香港投行人的失落

2016年，在香港完成本硕学位的Helen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对当时的金融从业者来说，香港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选择，如果进入头部外资投行，初出茅庐的应届生也有可能拿到十万港币的月薪。

香港确实没有辜负年轻人的期待。毕业后，Helen通过内推很容易地找到了工作，2018年底，她跳槽涨薪，成功实现了年薪百万。

2021年，从海外回来的Sherry同样把香港当成求职主阵地。作为应届毕业生，进入外资投行的第一年，就拿到了九万港币的月薪，远远超过回到内地求职的同龄人。

也是从那一年起，港漂金融人的处境发生了巨变。

通常而言，在金融行业，同一家公司工作三年后，一般人都会开始寻求跳槽机会，以期获得涨薪和职位提升。但从Sherry入职的那一年开始，投行里跳槽的人明显变少，市场上能够提供匹配薪资的职位也越来越少。

2023年中，Helen所在的公司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迎来了第一轮裁员，好几名员工因为“KPI不好”“考核不达标”被公司辞退。“从那次以后，大家就对自己的处境有预期了，公司会时常给出一些暗示，比如开会的时候说营业额不理想。”

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之下，公司的工作氛围悄然发生着变化。当行业没有太多真正的收益，公司就会开始抓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频繁抓考勤，HR早晚准时在办公室里拍照，看谁没有在规定时间到公司，计算员工每天在公司待了多久。“作为投行人，你的自驱力本应是非常足的，才能进入这个行业工作。以前从来没有这么严格地抓过考勤。”

更让人感到疲惫的是精神层面的卷，变本加厉的办公室政治让她们感到心烦。越往后裁员，走掉的可能不是业绩差的人，而是那些不善于表现、但能力很强的管理层。

虽然现实不尽人意，作为投行员工，Sherry仍然需要一轮一轮地去路演；递给总部的汇报文件，每次都要改20几遍，只为了向高层证明亚太区仍然值得投资。管理层自然也在承受更大的压力。“他们之间，不能说腥风血雨吧，但一些以前没有的勾心斗角都在逐渐显现。”

从做交易，到做重复无用功只为给老板们的办公室斗争添砖加瓦，对于投行精英们来说，百万年薪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生活，意味着24小时连轴转，尽管疲惫，他们仍然憧憬着每过一个阶段便有预期的职位与薪水的提升。

可近两年遭受危机的香港金融业，正在打破他们的幻想。2022年，香港交易所的新股上市集资额跌出全球前三，在2023年下滑至第六位，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进而降至第十位，港交所累计仅有12只新股上市，IPO（首次公开募股）集资额共47亿港元，创2009年以来同期新低。

去年，Sherry收到了辞退通知。“对于处在promotion year的我来说，如果能正常升职，公司就要给我几十万的promotion bonus。所以公司更愿意裁我，这样可以不用付几十万。”

Helen今年3月同样被公司裁员，她被裁掉的原因不再是“考核不达标”，而是更为坦诚和冷酷的“公司业绩不好，需要节省预算”。在她看来，如今是否被裁与员工的工作表现关系已经不大。“可能是因为你所在的赛道不好，可能是因为你和老板的关系不够亲近，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很难被量化。”

几轮裁员潮下来，从初级员工，到董事总经理（MD）级别的高管无一幸免。Helen认识的几十位在香港投行工作的同学中，有一半人都被裁掉了。一些人降薪“上岸”，另一些人没有，和无数被裁掉的投行人一同进入求职市场，苦等一个符合预期的机会。

高薪，成为了港漂投行人的一个“诅咒”。据瀚纳仕亚洲（Hays Asia）在2023年底的一份调查，香港投行的分析师（Analyst）和经理（Associate）的收入比新加坡、中国内地和日本同等职位高30%-100%，总监（Director）和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则高出40%-70%。

半个月前，彭博社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过去一年估计有200名香港银行家失业，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或一个半季度内，更多的国际银行可能会进一步削减在香港的员工，以实现更大的成本节约。

内地的金融市场也有相同体感。从网络上流传的那些半真半假的段子里，就能感受到金融人降本增效的离谱程度：例如某券商洗手间不再供给纸巾；会议室只提供纸杯，不提供小瓶矿泉水；打印机彩印需要向领导审批；更不用说打了折的出差和餐旅标准。

而金融人在降薪后的消费降级也堪称教科书级的“回归极简生活”模板。从付费健身降级到去公园跑步；穿着从奢侈品牌降级到轻奢或优衣库；跟客户开会不再约饭而是简单约顿咖啡；曾经打车去客户公司路演，如今降级成了乘地铁和共享单车，甚至是“骑着小电驴带着分析师在金融中心风驰电掣”。

对于消费水平更高的港漂投行人来说，消费降级更猛烈一些。和男朋友一起在香港租房生活的Jenny，在经历裁员潮前，每周末的爱好，就是去“吃一些约不到的饭店”。几个月之内，他们就把香港的亚洲前50餐厅全都吃了个遍。出门旅游，住的都是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在日本订的餐厅，也是当地最好的，人均4000多人民币。

在经历了裁员后，他们每个月要交2万7港元的房租，虽然有不少积蓄，但看着越来越少的存款，还是有些焦虑。他们依然会出国旅游，标准和之前完全不同，“酒店只要干净就可以了，吃的嘛，也会去一些local、比较便宜的小店了。”

更有一些在2022年靠高薪买了房的投行人，不仅要承受随时失业的压力，还要面对香港逐年增加的贷款利率。Jenny租住的房子在2018-2022年期间的报价都在800-900万之间，但最近的报价已经跌到了600万。“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同事把房子直接卖了，虽然贷款没交完，但是他们也不想再亏了。”

对于遭遇裁员的港漂金融人来说，继续在香港找工作、回到内地求职、去海外读MBA是三条最为常见的出路。Sherry和Helen在失业后都尝试过回到内地找工作，但两人都表示，在面试环节被问到“是否有男朋友”“多久打算结婚”“多久打算生育”等问题时，感到非常不适。

“香港虽然做不到完全平等，但女性的整体就业环境还是比内地好得多。”思考再三后，Sherry和Helen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留在香港寻找机会。

漂在香港的高薪的金融从业者们也“卷”起了副业：最常见的是业余时间做自媒体，当私人健身教练，或靠老本行当起年轻人的求职mentor。也有投行精英追上了“轻体力活”，在周末时间开的士、或是去送外卖。

更有创业意识的投行人干脆转变赛道进入风口行业，曾在外资投行IBD的Jackson直言，“我们当中不乏副业干的比主业百万年薪都多的，根本看不上主业这点钱。”

刚离职时，被上一份工作折磨到身心俱疲的Sherry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了”。但她心中很清楚，在求职市场上飘得越久，自己就越难找到下一份工作，下一份工作被压价也会越狠。最终，她选择转换赛道，在对冲基金行业拿到了一个新的offer，尽管代价是降薪30%到40%。

刚开始投简历两三周的Helen暂时还没有收获，但她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寒冬的压力，许多内地公司都将招聘标准从985毕业生提高到了清华北大毕业生，在香港的她已经不期待拿到与之前的工作薪资相当的offer。幸好，拼命工作攒下的钱让她还有选择的时间。

正在伦敦读MBA项目的Jenny已经尝试了不同的机会，但她觉得自己还是会回到香港。“我更愿意相信，现在我们在经历的，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现在已经很差了，裁员基本上快到头了，希望下半年市场会回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