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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走出“失落的二十年”

香港,如何走出“失落的二十年”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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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连清川 

◎来源 | 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已获授权


2024年3月30日,一位81岁的老人在中国台北辞世,波澜不惊。


他叫徐大麟,人们已经不记得了,他是把Venture Capital翻译成创投,并且把这种风险投资模式引入台湾,然后引入中国大陆的人。他也是把星巴克引进中国大陆,引爆了咖啡文化浪潮,并且把星巴克开到北京八达岭上的人。


大部分香港人并不知道,他是香港一道隐形的伤疤。


这道伤疤上还有一个人,名叫张汝京,中芯国际的创始人。


张汝京当时供职的世大集成电路,被大股东卖给了台积电。早就有心转战中国大陆的张汝京拒绝了张忠谋的邀约,决心到中国大陆建立新的芯片工厂。


他和徐大麟一起来到了香港。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个芯片工厂,把香港打造成亚洲的硅谷,名为“矽港”。徐大麟出身IBM,而张汝京出身德州仪器。徐的汉鼎投资是亚洲最富有经验的投资公司,而张在德州仪器就被誉为芯片建厂专家。


他们的思路,与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不谋而合。董建华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


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


董建华是认真的。上任伊始,他就聘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担任香港科技创新委员会主席,负责数码港、科学园等项目的落实。


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提起此事,依旧恨其不争,当时拍案而起:“他们对科技根本没有认识!”


项目推动之时,香港的三位司长中,有两位反对。香港媒体纷纷质疑徐张二人,借科技之名,哄炒地产。


徐大麟退了一步,他提出租用土地20~30公顷。但是香港人却未妥协。


而黄埔江畔,上海对来访的张汝京伸出了橄榄枝。张汝京一到,政府四套班子全部出马,张汝京深受感动,2000年中芯国际落地上海张江。


2004年,中芯国际回到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市民“摒弃前嫌”,积极认购。它的总市值,一度上探6000亿元人民币,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芯片生产厂家。


而从那时起到现在,香港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一直没有再翻出过什么浪花。


“失去的20年”,是对香港互联网,乃至整个科技产业的贴切定义。


惊鸿一瞥的互联网浪潮


香港互联网热闹的时刻,当然不止这一次,只是风景迥异。


张汝京在香港铩羽而归的前一年,1998年,董建华提出要建立数码港。此前香港向海外和本地50多家公司抛出橄榄枝的结果也是无人响应。


此时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踌躇满志的“小超人”,挺身而出。一个月内,惠普、IBM、雅虎、甲骨文等科技巨头立即就签署了入驻意愿,合作意向延伸至爱立信、诺基亚等34家欧美软硬件巨头。


那时的李泽楷如日中天。2000年,李泽楷惊天一战,挫败了新加坡电信,以几乎毫无实质资产的盈动数码,也就是拥有数码港的公司,狙击了新加坡电信收购香港电讯的意图,以120亿美元的现金和部分盈动数码的股票,鲸吞了这家百年历史、百亿利润和千亿资产的公司。


随后改名为电讯盈科的公司,一度市值达到了5800亿港元。


2000年,Tom.com 派发150万份上市认购表格,点燃了香港股民的投资热情,特区政府甚至不得不出动PTU,在认购点维持秩序。数码港启动和tom.com上市,成为香港唯二的互联网高光时刻。


就在同一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香港市民从此对一落千丈的互联网冷眼相看,老小超人也再未涉足。


Tom.com几经转手,不再被市场提及。今日香港千家科技企业,却鲜有与美国或中国内地的科技大厂或新势力抗衡的名字。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香港若要破局,该从何说起?


从制造中心到“完美中介”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热衷于香港新加坡“双城记”的比较。


他们的确非常相似,都发迹于大陆沿海的海港小城,双双发力成为了当年“亚洲四小龙”的明星。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与世界金融中心排名中,两城从来都敢争高下。


新加坡历来是香港绕不开的挑战者。1997年新港处于同一水平线,人均GDP相近(新加坡26376美元,香港27730美元),但是20多年下来,新加坡2022年GDP已达4667.9亿美元,人均已经飙升至8.2万美元;而香港为3598.4亿美元,人均4.8万美元。


更加关键的,恐怕是GDP背后的产业结构。两城的农业都几近于无,新加坡的工业占比超过27%,制造业占比超过23%,服务业占比为68%,而香港服务业占比高达93.3%,工业占比仅6.6%,制造业不足1%。


香港靠收取“手续费”获利,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香港只收取6%左右的服务费,就已经达到了GDP的20%。


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大致也是如此,它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又是中国内地企业上市的首选地之一,在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约1400多家,占比超过55%,是港股市值的77%。


这一切都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老天爷赏饭吃啊。


然而,在经济学家和科技行业人士看来,这恰恰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因为天然良港的位置,背靠庞大的内地市场,香港在传统中所建立的产业优势,到最后似乎只剩下靠资源实现的价值。


很多人或许已经忘记:在“亚洲四小龙”时期,香港的崛起并非依赖服务业,而是制造业。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制造业是香港的第一大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0%以上。其中睥睨全亚洲的半导体制造业,包括当时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明珠,仙童半导体。


1970年代,香港拥有230多家半导体工厂,雇佣工人超过3.8万人,占出口的比重超过80%,其中不乏明星企业德州仪器、摩托罗拉和NEC的身影。


香港,也曾创造过制造业的辉煌。


不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给“亚洲四小龙”一样,香港也把制造业转移到了内地,融入时代洪流。


上世纪90年代,港商在珠三角地区总计5万多家企业,但是到了2012年,已经萎缩至3万家。


珠三角承接的产业转移来自于全世界: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其后是其他发达国家。2009年,珠三角厂家中,港商仅占7%,而上世纪80年代是19%。


来自全球的竞争,民营企业的崛起,产业升级,在几轮的优胜劣汰中,香港本身的制造业,包括转移到内地的制造业,逐渐湮灭在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香港人先是退出了制造业,接着退出了互联网,选择北上,并承接南下。


贸易、金融、物流、旅游、股市,只要内地经济在增长与扩张,香港服务业的生意就能繁花似锦。


这期间失落互联网的20年,更使香港成长为了一个“完美中介”。20年里,香港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坐地收钱,顶级中介,连接东西。


但是,世界在快速变化。


关键还是人才


1998年,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计划”。也就是要每年供应不少于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十年之内实现全港超过70%的居民自置居所。


但是金融风暴催生了香港的“负资产”,也就是拥有的房产价值,低于月供按揭的成本。2002年,“八万五计划”无疾而终。


然而,依靠中国内地的强劲需求,香港的服务业一飞冲天,当地房价出现了梦幻般的上涨。


2017年,权威机构发布的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八年稳坐第一;2017年的房价收入比是19.4倍,属于“极度负担不起”之列。


于是,创业变成奢侈的事,因为鲜有家庭能够支撑得起创业的代价。要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首先得置业,而置业的成本已经在那里了。


房地产业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人才结构。


2018/2019年,香港高校毕业人数中工程及科技专业毕业人数超过20%,但毕业后从事工程师的人数仅占7.3%。而工商、医科和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占比20.9%、8.9%和2.9%,就业率则为19.3%、8.9%和8.31%。也就是说,这些专业找到对口工作的机会是100%,而工程师只有30%。


反观全球其他发达市场,科技人才的就业与收入完全可以与金融业媲美。


香港的人才在生活压力之下,进一步聚集到了医疗、法律、金融等能够可快速积累现金收入的产业。人才的流向反向推动着香港产业的近一步单一化。


面对年轻人现实的选择,高端制造业,尤其是科技产业的再次布局,与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破局的一大关键。


这两年,香港不断升级优才计划,与内地超一线城市“抢人”,特别是吸引内地高端科技产业人才。


对此,华为香港云业务部总经理张泽分享了行业观察:“我们希望看到香港在科技变革的浪潮中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加快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发展,同时强有力地带动人才培养,推动本地不同的行业以及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的运营。”


这当然需要的是香港在结构方面的全面转型与新的思路。


依旧不可替代的自由港


那么,在新的历史拐点上,香港的故事如何书写?


先来看看香港拥有哪些优势。以其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业为例。新加坡的证券交易所日成交额多数在十几亿新元,折合70亿港币;而香港的日成交额1000亿港币左右,最低迷的时期也有500亿左右,是新加坡的数倍至数十倍。


截至2022年10月,新加坡交易所的上市公司656个,总市值5627亿美元;而港交所的上市公司2580个,总市值33628亿美元。


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的超级富豪超过2700家,是新加坡的两倍,所管理的资产超过一万亿美元。


老天爷赏饭吃的地缘格局并未变化,反而处在了更加优势的地位上,香港比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时拥有更好的格局。


中国内地不再是一穷二白,而是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并拥有大量实体经济转型的沉淀。而作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加要重要。


在贸易港的地位上,香港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23年,新加坡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货物吞吐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港口,而香港排名下跌到了全球第九。


但要看到,其中排名前十的,有六个中国内地的港口,包括上海,宁波舟山、青岛、天津等。如何发挥优势,与其它中国内地港口联动,是新加坡无法企及的优势。而内地的港口正在以高速自动化、智能化的化转型中,输出超大吞吐量的可复制的范本。


其中的核心是自由港。


世界地缘战略的复杂化,反而给香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要看香港如何有效运作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优势,香港作为自由港,如何能够实现人才、资源、技术、产品进行无障碍沟通的巨大优势?以及,如何才能成为中国内地与发达市场之间贸易、技术、文化等的协调枢纽?


牢记自由港的传统,那么香港在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的位置,就不可能产生漂移。在整个东南亚崛起,产业链转移的关键时刻,如何定义和定位自己的自由港地位,是香港重拾辉煌的关键所在。


对此,带着30多年全球出海经验的华为其实早有筹备,在近日举行的2024华为云香港峰会上,华为云全球Marketing与销售服务总裁石冀琳女士表示:


华为云正在香港构建本地的创新科技生态,希望通过生态协同,把内地数字化转型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全球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生态能力都带到香港来。不仅自己,并且为内地企业到达香港打好基础,同时也帮助香港的本地创新科技能够走出自己的特色。


新的机会,一直都在。


迫在眉睫的变革


2016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了施政报告。


再造工业和制造业,这是香港的宏愿,但工业成长缓慢,需要有非凡的耐心,而今产业对数字化基础设施要求也极高,这是香港必须要经历的艰难进程。


近年来,传统制造业开始转移到墨西哥、东南亚和拉美,连中国内地也要面对这一局面,更何况香港这种寸土寸金的超级现代都市。剩下的机会只有极其高端的产业,例如芯片、GPU和电动车。


只要有耐心,重塑制造业的前提依旧还在。从特斯拉到芯片到GPU到精密仪器,没有一家高端制造业公司不为工厂选址备受折磨。


但是,经历40年改革开放壮大起来的内地制造业,有些早已跨越了初级代工的阶段。高端科技产业方面,如上海的芯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及华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即便是在美国的强力围堵下,也都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高科技的实力和韧劲。


例如,华为云强调不仅提供通用的云计算知识,更需要针对香港的各个行业,政府、金融、运营商、教育、医疗创新的科技行业初创公司行业特性,持续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能力,帮助这些行业真真正正的实现行业本身的数字化的跃迁和智能升级。


再比如,在人工智能硬件方面,AMD和谷歌的TPU一直对英伟达虎视眈眈,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的战争一触即发,而香港极其普及的语言优势,无障碍的文化理解,还有从内地可以招揽的源源不断的高端制造业人才,都能够成为香港重启高端制造业的底座。


曾经有内地学者认为,香港应该建设四个中心,金融、物流、北部都会和国际创科中心。


但是创科中心需要什么条件?其中之一是支持科创的资本。国内的科创基金背后,都有资金庞大的投资公司。在新兴市场,新加坡的国家投资基金淡马锡活跃度极高,遍及世界;沙特的主权基金就更不用说了,连OpenAI都在觊觎它的资本。


再者,没有以工程师为主的创业人才,没有企业,没有资本,没有风险投资的机制,创科中心从何而来,而不再被其他所左右?


科创中心的确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是,美国硅谷、新加坡,甚至中国内地的杭州、深圳珠玉在前,在这前提下,香港已然不能再走传统道路,而要换一套思维模式。


在自由港的角色基础之上,香港事实上可以建设成为三个港:金融港,物流港和知识港。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做好中介,就应该发挥中介的优势和作用。


所谓的知识港,也就是利用东西方之间的信息差,成为世界知识的聚集、交流和分发中心。这是香港一向以来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那么这个作用就应该发挥到极致。


人工智能正处在爆发的关键节点。人工智能有三大基座,算力,算法和数据。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算力都集中在北美地区。算力生产如今是英伟达最大,AMD和谷歌的TPU紧紧跟随。


香港应该未雨绸缪,投入资源和资本,鼓励所有的算力生产厂家,集中到香港来,给地给钱,建立庞大的算力中心。



在峰会上,华为云石冀琳女士提出“在香港加速智能跃迁,解决AI与行业应用融合的业务计划”,进一步让我们看到AI大模型在各行业的应用落地


“真正要帮助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一定是深刻了解行业的关键场景、业务特点以及行业的真实需求。我们经常说只有把Knowledge和Technology 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为这个行业注入新的动能。” 石冀琳女士强调。


算法其实没什么,就是人,就是人工智能工程师。现在,整个美国的人工智能顶尖工程师,起码有1/4~1/5是华裔。问题是:香港靠什么来吸引他们?


香港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包括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都在世界高校排名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基础上,应当把力量集中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教育之中,吸引更多的人才,到香港来进行研发和创业。


对此,石女士补充到:


香港AI产业发展具备良好的基础,拥有一流的高校资源和科研机构,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国际化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和企业。华为云的目标是聚力向上,共建本地产业生态;我们和伙伴一起,通过联合创新的应用模式、商业共赢的合作机制,致力于在香港建立一个完善的AI生态体系,共同将香港打造成为全球AI产业高地。‍


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数据。当然,作为自由港,学术、文化和产业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知识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从来在香港发展得都很好,要有意识地把香港打造成知识自由港,让所有的数据都能够汇聚到香港来,才能让人工智能在香港落地生根。


仍然是那句话,记住香港的自由港地位。


当然,还有一点资源魔咒必须打破:房地产。


1999年张汝京和徐大麟铩羽而归,就是因为香港捂着土地口袋不放出来。如今,香港应该明白,土地就是要拿来用的。与其补贴制造业,不如补贴人工智能业。


建设知识港,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人才和技术园区。香港应该大方地把土地资源,以合理的低价放给前来建设知识港的企业,同时启动知识港与科技人才公屋,大量提高房产供应,吸引全球人工智能人才。


华为云近日发布的内地企业出海香港的专项扶持基金计划,即为了帮助更多内地企业落地香港,让内地企业更好地实现在港的长期发展。


知识港,人工智能技术,从四面八方而来,由香港向内地,向东南亚,向东亚,向南亚辐射,这是香港的大好机遇。


人来了,留住了;人工智能园区起来了,产业也就起来了。香港自然就能成为知识的轴心,人工智能产业的必经之地。


香港,再度向上


我们曾经都为罗文的《狮子山下》所感动。因为香港孤悬海外,因此而自立,依靠着自由港的精神,从全球贸易中心,到世界金融中心,以不断向上的力量,创造了香江奇迹。


只要香江精神还在,只要自由港还在,面向科技浪潮,面向下一次智能化跃迁,香港就仍然有美好明天。


当下的香港,需要的就是自我解放,敢想敢做,敢破敢立,敢为自己的未来破釜沉舟。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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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智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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