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暴富,打工人的一场骗局?
变现越来越难。
文|梁湘
编辑|龚正
来源|真故研究室(ID:zhengulab)
封面来源|Unsplash
在中国互联网增长最快的十几年里,期权激励曾是一夜暴富的代名词。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大厂凭借上市,让成千上万手握期权、踏中风口的打工人实现财富自由。但类似的造富神话似乎只属于赶上时代红利的一部分人,金字塔底端,真实的期权故事陷阱重重。
从会议室走出后,牛青几乎绝望了。就在刚刚,他被告知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公司期权,解锁期从3年延至5年。这意味着他的变现致富梦,还需要再等2年。
那时能变现多少并不好说,而这已是牛青的期权第三次被延期。
牛青于2014年后入职了北京一家电子制造类公司,是一名资深技术人员。入职后,公司HR给牛青谈了一个薪酬套餐(Salary Package):每次升职调薪时,用公司期权代替部分现金薪资。
期权,本质上是一种预期奖励机制,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员工可以以约定的价格买卖公司的股票,赚取差价。
牛青公司是于2021年上市的,公司首日股票收盘价为每股41元。牛青粗略算了一笔账:期权赋予了自己不到1元就能买入股票的权利、入职几年累计了30万股的标的,买进卖出,他在当日能得到超过1200万的现金变现。
就在这时,公司口头告知牛青“期权解锁期是一年”,而在此之前,公司和牛青双方都未就这个事有过沟通。
当时,牛青没有感到不适,“公司刚上市,这时出现大规模的股票交易可能会引发市场动荡,我可以理解。”
不过熬过了一年,到了行权期,公司又因“政策原因”把锁定期延长为三年,只不过这次是以“正式协议”的方式。牛青感到挫败,但也还是心安的,“至少有更明确的法律支持了。”
但近期的这一场会议,几乎彻底击垮了牛青。公司又以同样的理由,告知锁定期从3年延长至5年。决策由公司高层会议下达,得到了公司员工代表的同意。但这些公司员工代表都是指定的,并没有经过选举。
此时,公司的股票已从每股41元跌到14元。钱没到手,就已经蒸发了近七成。
入职十年,牛青自觉为这里倾注了所有的青春、抱负、才能,像是蚌壳孕育珍珠,与公司一起双向奔赴,期待改变人生。
但如今,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期权游戏,牛青“醒悟”到,公司似乎从未跟他并肩,而是站在了对局的另一端,掌握着绝对强的话语权,中途肆意更改规则,而他却没有拒绝的空间。
“我不再完全信任公司的决定,变得互相警惕起来,甚至感觉,变现走人就是最好的结局。”
在一些跳出双方执拗的第三方人士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股价表现不如预期,才导致员工行权屡被延期。期权锁定并非对打工人的刻意压榨,据公开资料,鹅厂的期权锁定期为三年,这在大厂里已经算是时间比较短的了。这当中,公司是否一定存在让员工为难的主观动机,需要视情况来判断。
牛青与公司之间欠缺的,其实是一份真正明确了所有条款的期权协议。
股票期权作为企业管理中的一种激励手段,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罗伯特·默顿(1944年生于纽约)凭借期权定价理论等成就,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期权之父”。
彼时,为默顿颁奖的学院派评委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期权会变为一场公司为打工人特设的赌局。
为了吸引人才,创业公司往往会给员工发一笔看起来很值钱的期权,许诺未来一同致富的愿景。合理地用好期权激励,本会是一场多赢:
● 为公司绑定高端人才、缓解现金流压力;
● 让股东拥有了激励高管、核心骨干的自驱动管理;
● 让员工被激发出主人翁意识,随着公司的成功获得真金白银的报酬。
但近些年,期权逐渐变味,被某些公司内部不完善的规则玩成了“欺诈游戏”。
牛青的案例并非孤例。
以某大厂为例,2020年前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创始人发布全员信,让所有人期权再锁定三年,戏剧反转与牛青的经历同出一辙。
这些都还是未行权阶段出现的“幺蛾子”,待真正到了行权阶段,还有防不胜防的坑。
纵使变现不易,期权暴富的幻梦,也曾确凿地变为现实。
据历史数据统计,2014年阿里上市,上万人获利千万元;2018年小米赴港上市,三成员工分到期权,5499名员工人均到手近千万元人民币;2021年快手赴港上市,更是为4551名快手公司员工带来了超越三千万元的人均财富。
在这场期权跃迁中,有人全款买房,有人投资移民,有人成了天使投资人。时代的一粒沙金,落在个人身边就成了一座金山。
91年出生的“中国超级程序员”郭宇更是成为了期权造富的传奇符号。自学程序员的他,2014年从阿里巴巴转战字节跳动,凭借才能与努力,几年间网传获得了0.5~4亿的期权价值。
28岁那年,郭宇宣布退休,旅居日本开了家温泉酒店。
时过境迁,传奇不再。谨慎点来看,中国互联网的大规模造富可能已经属于过去式。
回想四年前,年近四十的李成仍会感慨,自己不但没能求财成功,还把自己积蓄搭了进去。
彼时,李成正在一家即将上市的宠物公司任职。作为部门负责人,他的年薪包中包含了一张8000股的公司期权,约定的行权价为每股3美元左右——只要公司上市后股价超过了这个数,李成就能掘到一桶金。
还没等到公司上市,职场消耗已率先来临,几波动荡后,李成所在的部门只剩下两个人。李成决定辞职。此时,他面临了一个难题:根据协议,他拥有的期权要任职到第四年才能全部解锁,一旦离职,就什么都没有了。
李成认为,即便自己的工作一地鸡毛,但仍然认可公司的长期价值。李成看好宠物市场发展的前景,这家公司正是这个领域的头部,甩开第二名好几个数量级。
李成决定赌一赌:离职,然后花十几万买下了自己期权中的6000股。
就在李成离职的半年后,2020年下半年,公司在美国上市,发行价为10美元。这意味着,按照期权中3美元左右的成本价,转换成股票后,李成将有一笔可观的现金收益。
信奉巴菲特长期主义投资哲学的李成判断,公司股价从长期来看还有上涨空间。但人算不如天算,2021年中概股暴跌,这家宠物公司股票也一路走跌,当中又经历过多轮并股,一番动荡后,公司股价目前已经较长时间低于0.5美元/股,几乎丧失了融资能力——李成手中的期权价值已然归零。
李成也并非孤例。
在2021年前后那场中概股危机中,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普遍缩水50%~90%,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所有的价值投资逻辑,在地缘风险大时代背景下,都失效了。这让许多还指望着能继续涨涨涨、还没来得及变现的打工人,愈来愈断了念想。
近日,被称为“车圈富二代”的极氪汽车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当前估值却尚不及Pre-A轮。
《懂懂笔记》曾报道过锐明与庞杰两位年轻人的故事。
2015年,冲着“来了你们就不是给我打工的,而是合伙人”这句话,两人从大企业离职,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初创企业,其主力业务是一个叫“停车管家”的APP。公司拿到天使轮融资时,两人获得了自己的期权。
但天使轮融资之后,公司的业务停滞了。锐明与庞杰两人开始竭力加班挽救,拿着应届生水平的工资,操着“合伙人”的心。
消耗几年后,公司前景仍然满是迷雾,庞杰选择了离开,但锐明举棋不定:自己最宝贵的年华都付出在了这里,如果有朝一日公司实现上市,自己的期权兑现,赌对了就会成为成功者。
受到“期权“股权”等诱惑,“被合伙”“被创业”的打工人,有时候比单纯的打工更加盲目,在未知的道路上徒然地耗尽青春。
三十岁后,回想这段经历,锐明感慨道,没有效益的初创公司,聊期权股权都是在扯淡。
少年难凉热血,每天都会涌出新的想要合作创业的年轻人。期权仍是与公司一荣俱荣的绝佳途径,但越来越理性的打工人逐步认清一个道理:大多数创业者都没能完整经历过公司兴衰的整个周期,大环境中也有着无数不可抗力。
重仓期权,若自身的努力遇上公司的运气,拿钱变现是理所当然。但若不能,也只能坦然接受。期权的本质就是一场赌注,要从一开始就拥有愿赌服输的心态。
变现能力变差,溢价空间越来越小,让打工人对期权致富开始怯魅。面对互联网工作时,打工人越来越倾向于现金为王。
这一点,也得到了一名快手员工的验证。上市至今,快手的股价从开盘价338港元跌到57港元。正是因为选择了期权多、现金少的方案,股价的下跌导致这名员工的年薪总包缩水了几十万元人民币——普通打工人一年都赚不到的钱。
各大厂市值缩水,股价低迷。打工人开始对预期走向谨慎。
在深圳刚入职了一家初创公司半年的张远对《真故研究室》表示,入职交涉时,自己刻意在年包中压低了期权的比例。最终,张远待归属的期权中包含了12万股,价格为每股10元,将会分为四年授予。
张远判断,倘若公司真的上市,股票可能也只有3元/股,“公司大部分社招的同事都有期权,总股数太多,公司承诺的股价偏高。HR把期权价值夸大太多了,画大饼已经没人吃了,不想赌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的未来。”
生活中,张远总会遗忘自己拥有的这张期权,这份潜在的财富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张远坦言,公司真的上市后他会拿出来看看,如果成功套现就当做一个小惊喜,如同刮了一张刮刮乐。
或许,在增长空间被压缩的今天,期权在打工人心里的分量已经今非昔比。对于公司而言,期权也许并不是一个留住人才的最好途径,它能为双方解决一些来自未来的利益分配,但它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期权只是一个工具,既不能让员工对公司死心塌地,也不能保障公司顺利走向成功。真正能激励打工人的,是符合人性的企业文化下,正确的战略方向与持续增长的业绩曙光。
被庞大金钱带偏的还有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一个人陪伴公司前进的路上所能获得的,还有自我实现与造福社会的价值。心安即是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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