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四大原因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无独有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同样发出过类似追问——“尽管中国古代经济很发达，但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不是发生在中国？”这一追问，不仅是牵引我们审视中国历史的大哉斯问，也是审视西方历史，更是东西文明比较，乃至人类文明比较的绝佳案列。

20世纪50年代后，这一追问的变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甚至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界“五朵金花”成果之一。如今随着更多的中西思想家的智力投入，答案已经越发清楚了。综合多本研究资本主义的经典，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四点。看清这四点，可谓一场纵览中西文明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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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产权保护不足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并行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他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种秩序，可以把人类的合作，由小规模的熟人社会，扩展到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因此得到扩大，文明因此得以发展。而大规模陌生人得以合作的最重要前提是“财产权的保护”。

所以说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一个条件，是产权保护。

所以说，制度上没有足够完备的产权保护，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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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权力不够分散

所以说，政治上没有多元的权力，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原因。

社会上，思想不够自由

所以，资本主义诞生的第三个条件是自由。在西方，自由的传统可谓悠久。古希腊，古罗马，在与东方文明的冲突中，总是高喊“我们是自由的文明”；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科学革命的进程中，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呼吁自由，所以才会有“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口号。

精神上，理性不够充分

资本主义还是一系列的生产方式。比如要有量入为出的记账方法，要有珍惜每一分钱、每一分钟的节约意识，还有要有妥善经营的管理方式，甚至诚信经营、借贷、资本融资都要精打细算。正所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马克斯·韦伯发现，这种理性化精神在西方古已有之，随着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清教的出现，在清教“天职观”“上帝选民”伦理的加持下，更是越发凸显。商人们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把时间金钱看的非常珍贵，而他们的生活却异常艰苦朴素。他们是一群禁欲苦行的理性人。

而反观中国，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在韦伯看来，都充斥着非理性特征。儒教要求人们皓首穷经，扎入故纸堆，寻求一个功名，圣人的经典不可改一字；道教集各种巫术、迷信于一身，寻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甚至很多皇帝都死于服用炼丹的铅中毒；佛教更是对世俗社会不闻不问，在打坐参禅中证悟，寻求解脱，逃脱轮回，对如何用理性改造社会不闻不问。

所以说，精神上理性不够充分，是古代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第四个原因。

事实上，现代科学、政治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现代文明中的很多要素，其实都只发生在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也一样，只诞生在了西方，世界其他各地都没有独立产生出资本主义。

所以说，与其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其实更值得追问的是，西方为什么诞生了资本主义。毕竟西方才是最特殊的那一个。庆幸，已经有足够多的智者回答过这一追问。

为此，奥派经济学诚挚推荐一套解读这一追问的“读懂资本主义六书”：《剑桥资本主义史》、《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秘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致命的自负》、《资本主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