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卷高考背后的“无知之幕”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火热进行中。

这一届考生的竞争压力非常大。据统计，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创1979年恢复高考以来最高纪录。

高考首日，考生步入考场

除了报考人数的变化，今年高考还有一个新动向值得注意。张雪峰等“志愿填报专家”，在高考之前就把付费咨询服务卖出去了。

张雪峰公司“峰学蔚来”，推出了多款志愿填报产品。第一类是入门级视频课程，售价599元；第二类是为2026届考生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的，售价8999元；第三类是为2024届考生提供的梦想卡和圆梦卡，售价分别为11999元和17999元。

神奇的是，近2万个课程名额，在3小时内被一抢而空。有媒体估算，张雪峰公司这一轮赚了2亿多元。

为什么张雪峰的“志愿填报课”能卖得这么好？

主要原因还是高考志愿过程中存在信息差：经济和文化条件比较好的家长，比较了解大学专业和社会就业，可以帮孩子选个好专业；而一般家长多少觉得自己阅历有限，深怕自己理不清，如果瞎报乱报，可能会耽误孩子的前程。

为了弥补信息差，他们只好求助于所谓的“志愿填报专家”帮忙。

除了信息差，高考多年备受争议的不平等现象还有很多。

刘强东曾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班上有70%同学来自农村，但如今，中国人民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不到30%，导致刘强东设立的助学金都发不完。

除了城乡差距，在高考的录取上还存在地域差距。据央视报道，2011年北京考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机会是广东考生的80倍。

今天小巴老话新提，聊一聊为何这些差异依然存在，以及有哪些办法改进改善。

地域差异：天津的“高光时刻”

高考录取率的地域性差异，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2001年，北京和山东高考用的是同一套卷子，但录取分数线不同。当年，北京文科重点本科分数线为454分，山东文科重点本科分数线580分，相差126分。

三位山东考生觉得自己的分数在北京可以读重点本科，在山东却连专科也上不了。越想越觉得不公平，她们就准备状告教育部，侵犯了她们的平等教育权。

法院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她们的立案请求，但她们的行为却引起了记者和专家的注意力，引发了一场关于高考公平性的大讨论。

第二年（2002年），北京有关部门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不再使用全国统一试卷，而是由本市专家自主命题。考题都不一样了，分数线就没有可比性了。

随后，天津，江苏，辽宁等省份也都宣布全科自主命题，高考自主命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兴盛。

但这只是障眼法，如果我们算一算各省的录取率，还是能看出来谁得益谁受损。

先来看看名校上线率。2023年，上海考生进入985高校的概率高达6.17%，是重庆考生的2.2倍，是浙江考生的3倍，是湖北考生的4倍，是安徽考生的5倍，是云南考生的6.5倍。

再来看看本科上线率。

2023年高考，上海、北京、辽宁的本科录取率都在70%以上，处于第一梯队。陕西、吉林、天津、重庆的本科录取率在60%—70%之间，处于第二梯队。福建、江苏、海南、黑龙江、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的本科录取率在50%—60%之间，处于第三梯队。

广东、河北、湖南、山东、浙江、安徽、云南、山西、四川、广西、河南、江西、内蒙古的本科录取率均低于50%，处于第四梯队。

总体看来，四大直辖市、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是占优势的，中部和西南地区是相对吃亏的。

这跟人口形势有很大关系。京沪高考严格限制户籍，每年的报考人数很少，加上本地的高教资源特别好，名校录取比例率就显得很高。

东北地区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考生基础也随之下降，而本科录取名额还略有上涨，算下来本科录取率就会越变越高。而那些人口超过4000万的东部和中部大省，就会出现“僧多肉少”窘境。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因素（如各省的政治地位、高教资源、历史积淀）在起作用。

比如说天津，在经济、金融、工业、科技、文创等方面，它都在走下坡路。只有聊到高考录取率话题，人们才会想起天津的直辖市身份，才会回味天津的“高光时刻”。

不过，各省录取率（尤其是本专科录取率）的差距也有缩小的趋势。就拿北京大学来说，2007年在北京招收了484名学生，2023年降到了不足300人，显然是把更多名额让给了其他省市。

同时，教育部也给人口大省“开了口子”，允许人口大省新建或扩建地方高校，便于提升当地的本专科录取率。从2022年6月到2023年6月，河南省在一年之内兴建了12座高校。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摆脱人口大省的制约，就想尽办法把孩子的户口转移到高考录取率较高的省市，比如天津、辽宁。这就是传说中的“高考移民”。

城乡差异：寒门难出贵子吗？

除了显性的地域差异，高考录取还存在隐形的城乡差距，背后自然避不开贫富差距。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2017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曾说过：“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

熊轩昂这段话，解释了城市中产子弟在高考上的三大优势：良好的家庭教育，优质的学校教育，浓厚的学习氛围。但他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学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

高三生复习备考

课外辅导班是专门为中高考而设的，里面的老师不干别的，每天都在研究中高考真题和解题思路。像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头部机构，能把所有科目都拆解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猜中高考真题。

有了这样的”魔鬼训练“，哪怕是智商偏低的城市学生，也能考个好成绩。但对没钱报考培训班的学生来说，这就很不公平。一时间，全网都在感慨“寒门难出贵子”。

2021年7月，“双减新规”出台，所有以营利为目的学科类校外培训都被叫停。

打击教培机构的同时，国家还叫停了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自主招生表面上是公开公平的，但整体上对中上层家庭更为有利。因为自主招生要考核学生的面试能力、文艺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显然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的薄弱项。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孩子的入学率，国家又出台了“三大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

国家专项计划面向脱贫地区招生。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可以说，有关部门为农村优秀学生操碎了心。经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贫困生在名校学生的占比明显得到了提升。

2019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内地学生中，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19.3%。这其中，共有194人通过自强计划获得了30—60分的降分认定，最终106人成功考入清华，认定人数与录取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另外，清华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录取273人，比去年增加7人。

国家运用行政力量，给“寒门士子”保留了一条上升通道，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高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多措并举保障高考有序进行

无知之幕

谈及公平和公正，就不得不提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他的理论。

罗尔斯一生都在研究正义这个课题。为了让人们明白什么是正义，他设计了一个叫“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

如果你有机会为社会彻底重新立法，保证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公平，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如何，不知道你将拥有哪些天赋和缺陷，不知道你的职业和收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种族、宗教，虽然你可以决定一切游戏规则，却不知道自己将在哪个位置、哪一个阵营参与游戏。

也就是说，人只有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下，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理性地思考，才能清楚什么是公平。

在“无知之幕”下，罗尔斯推导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每个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也就是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和其他人所具有的是兼容的，是不冲突的。

第二条原则是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

1.机会是平等的，上升通道必须向所有人开放；

2.不平等的分配，可以使最弱势群体的处境能够改善。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高考制度大体符合罗尔斯所定义的正义原则。

◎ 首先，每一名中国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每一名考生的考试时间、考试工具和考试卷子都一样的，改卷老师对每一名考生的打分方式是一致的。

往年高考阅卷

◎ 其次，不管考生来自哪里、家庭是否富裕、身高体重多少、宗教信仰如何，都有机会被名牌大学录取。

◎ 再次，虽然名校名额的分配不是平等的，来自京津沪等地区的考生、来自大城市的考生、来自富裕家庭的考生更容易被名校录取，但是国家始终在想办法补偿来自西部山区、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考生，让处于相对劣势的考生感受到上升希望。

◎ 最后，高考录取的地域不平等性、城乡不平等性和贫富不平等性，也会激励更多为人父母的中青年涌入城市、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安家置业，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整个社会也就有更多能力，去提携那些生于困难家庭的学生。

每个中国家庭为孩子造的桥，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宽广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