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录着人间明暗，记录着小人物的真实生活，记录着小人物在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命运辗转。他满心悲悯地，用镜头记录着这个世界。”
201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四川省都江堰市郊外的宝山陵园里人头攒动，烟雾缭绕。一阵鞭炮声忽然炸裂开来，人们用这声音呼叫着在这巨大灾难中逝去的年幼生命的亡灵——都江堰新建小学二百多个在地震中遇难的孩子安葬在这里。叶红梅、祝俊生夫妇也在这人群中，他俩带着七岁大的儿子祝叶桂川来祭奠女儿祝星雨。十年前，祝星雨上二年级，在 5 月 12 日的地动山摇中不幸罹难。失去了当时唯一的孩子后，夫妻俩开始漫长而艰难的重新生育之旅。年届四十的叶红梅想要再次成为母亲，经历了两次常人难以想象的生育长跑——像她这样的震后失独再生育女性有五千六百多人。直到 2011 年 5 月 20 日，叶红梅终于生下一个孩子，也就是祝叶桂川。叶红梅让川川在姐姐的墓碑前放了两颗鲜红的草莓，这是他们在家里种植的，清晨刚刚摘下。墓碑上有一张祝星雨三寸大小的照片，她微笑着，眉宇和弟弟很像，她的生命定格在了七岁半。我在旁边端着摄影机拍摄这一幕。九年前我认识了他们，开始长久的拍摄和相处，见证了他们生命当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他们把我当兄弟一般。地震后，叶红梅和祝俊生在板房住了两年多，墙上一直挂着女儿的照片，桌上的小熊是女儿曾经的玩具。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大多互相认识，他们在墓园里打着招呼，一些中年女人三五成群地抱在一起哭泣，叶红梅也在其中。大部分墓碑排列在一道斜坡上，斜坡下的过道里有些人不像是来祭奠的，他们来回踱步，神色有点紧张地盯着家长们。叶红梅告诉我，那些人是社区工作人员、警察，以及其他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专门在这十周年纪念日来“关注”他们。家长们彼分发小小的菊花，人手一枝，他们准备在斜坡上集中，一起默哀三分钟，然后为逝去的孩子献花，用这样简单的仪式表达哀思，以及对生死茫茫的喟叹。发菊花的一位大姐给我手里也递了枝花，她知道我是祝家的朋友，也知道我在拍摄。于是，每个人手里擎着一枝黄色鲜花，在一个大姐的带领下步履缓慢地走向斜坡上的一小块空地。随着人群的流动，突然剩下一群人在过道上面面相觑，像海水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和石块。那些人手里没有花朵，只有手机，有的人拿出手机拍摄坡上的人们。我也拿着花和家长们站在一起，大家几乎无声地排成几排，面对着墓碑。墓碑上那些孩子的照片大多已经褪色，太阳有点大，烤得人额头发烫。人群中也有好些像川川这样的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是震后新生一代，站在父母身边感受着这庄严的一幕。哀乐从一个人的手机里流淌出来，大家低头默哀，有人在小声啜泣，鸟儿在墓园上空盘旋着，啁啾着，似乎感受到这群人的悲伤。此时，我和他们站在一起，被他们包裹着，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已不只是我的拍摄对象，他们是朋友，是和我有情感联结的人，特别是我常拍的那几个家庭。我相信我也不是他们眼里的“外人”，他们接纳了我，允许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擎着菊花，眼眶已湿润。拍纪录片的开始，我常常作为“外人”介入他人的生活，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观念常常与我有极大不同，这激发了我的拍摄兴趣。汶川地震后的失独家庭，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希望通过重新生育让过去那个孩子“回来”，新生命是逝去生命的“轮回”，或者，像是个替身。这种生命观念和我对生命的理解迥异，我认为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但我并不想影响和改变他们，我想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与我的观念差异因何而产生。在拍摄中，我不断认知他们，这也扩大了我对世界的认知，这是我拍纪录片的一大动机。而在不断的认知和相处后，我与他们的距离在渐渐消弭，直到最后我们站在一起，彼此接纳。“站在一起”很重要，做不到这一点，我终究只是外人。
复工上班的环环（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截图）这种情形在 2020 年的武汉也同样发生。新冠疫情腹地的一个小区里，蔡大姐强烈地感受到邻人的歧视和躲避，她的丈夫潘师傅是小区物业的维修工，春节前感染了新冠，被送去了方舱。蔡大姐和女儿虽无感染，但也作为“密接”在隔离点待了半个月，回家后，家里也全面消毒，但蔡大姐还是在小区感受到很多异样的目光——全小区都知道维修工潘师傅得了新冠，平时走得很近的邻居都不敢靠近他家。强烈的被排斥感，以及业主群里的议论纷纷，都让蔡大姐焦灼不堪。所以当我后来表示要到她家里坐坐时，她感到很惊讶：“你竟然不怕我！”她说，除了我们之外，小区里只有一个疯子不躲着她。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我和拍摄伙伴没有穿防护服进入她家，和她聊天，听她倾诉，喝她递来的水和牛奶。这确实有一点“疯狂”，但我认为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必须和你的拍摄对象站在一起，倾听她，理解她。这种交往看上去只是为了拍摄，有功利心，但也不尽然，拍摄结束很久后，我再次去武汉时，专门去探望了蔡大姐一家，那时潘师傅早已康复回家，我们一起举杯，回忆往初，曾经的焦虑、悲伤都已是过眼云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可以非常持久，特别是患难中的萍水相逢。在长久的岁月里，我多次去探访我的拍摄对象，无论是四川小城都江堰的再生育家庭，还是武汉的蔡大姐一家，以及和她住在同一个小区、在疫情里不能住院治疗的癌症患者黄冲一家，每次相见都是感念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并珍视那些偶然机缘里滋生的情感。当然，并非所有的交往都是温情的，我也常常碰钉子，也不时和一些拍摄对象“失联”。在明明暗暗的人间，有纷繁的人性光谱，我努力探寻其中的光亮。有不止一次，我在拍摄中陷入危险，拍摄对象保护了我，我会永远记得那样的时刻。也有不止一次，拍摄对象会尽他们所能“照顾”我和我的工作伙伴，比如 2020 年封城中的武汉，蔡大姐递给我们的牛奶以及刘厂长夫妇给我们做的那碗鸽子汤，让人终生难忘。
余秀华摇摇晃晃行走在雪后的横店村当我们和被拍摄者站在一起时，也需平视的目光。俯视带来的优越感令人生厌，仰视产生的距离感让人裹足不前。我和诗人余秀华因拍摄而建立的近十年的交情，源自于彼此的平视，源自于灵魂的平等。不管她是否有残疾的身躯，不管她被贴了怎样的标签，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从我第一次见她，我就把她当成是和我一样的创作者来交流，我惊讶于她的才华，并想探求她生活的土壤里如何开出这肆意的诗歌之花。我和她一起行走四方，常常忘记了她是残疾人，尽管她总在深一脚浅一脚地缓慢行走，但她内在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身体的不便，她张扬的生命姿态常常跳脱躯体的桎梏。有不少时刻，我不再拍摄，我们彼此分享对生活的感悟，对情感的思辨，可以说我们不仅站在一起，我们常常并肩，有时紧紧地握手。由此，我见证了余秀华生命里的一些聚散离合，我也见证了汶川震后家庭面对生命逝去与“重生”的悲欣交集，我还见证了一些重大历史现场里生命的来来往往。而今写这本书，是用见证者的目光写下他们的故事，和纪录片一样，都为我所经历的时代留下由普通人的乐章构成的历史注脚。
范俭
毕业于武汉大学及北京电影学院，现居重庆。范俭导演创作纪录片已近二十年，作品旨在为时代留切片，为历史留存照。他创作的《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并提名2017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
他的作品《吾土》入围2016柏林电影节，作品《活着》曾获得2011广州纪录片节评审团奖。作品《两个星球》2021年在纽约纪录片电影节获奖。范俭在2018年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参与奥斯卡纪录片评选工作。2023年范俭正在创作关于诗人余秀华的第二部纪录片《无端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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