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最佳纪录片《我要找到你》：漫漫寻子路，超越技艺的影像能量

我是学图片摄影的，然后跟着焦波导演拍了九年的纪录片，这是我的第一部独立纪录长片。源起是去年五一，淄博的烧烤特别火，我就刷到其中一个一群寻子家长举着牌子求助的短视频。这种群体性的寻亲很少看到过，第二天我就和妻子去找了这群人，进行了简单的采访。他们告诉我到5月29号，在河南郑州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寻亲大会，我就去了。现场有几百个寻亲家长，举着寻子牌散发寻亲信息。他们看我拿着相机，都主动过来排队让我采访，那天我采访了将近100个家长，持续了三个小时，他们觉得有一次传递我孩子信息的机会，就一定要抓住。我当时就已经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当时没想过要拍一个长片，只是想做点什么，让他们的信息被更多人看到。

我跟伍兴虎就是在5月29号认识的。他并没有来排队让我采访，是因为他穿了一套很显眼的蜘蛛侠的衣服，我主动找到他了解他的情况。在寻亲圈里面，伍兴虎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他孩子丢失的16年里。基本上他没有停过寻找孩子的脚步。十六年换了三辆车，刚开始是坐火车，后来骑黄包车，到现在面包车是第三辆了。

后来我去了他家里一趟。他母亲瘫痪在床，父亲有点残疾，还有两个孩子。老婆因为孩子的事情长年在外务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支撑他还要继续找。后来他和我说，这个月要和另外两位家长，武汉的吴学先跟河北的王妹芝，一起开车寻子，我就决定跟着他们拍了。

他身上的执念比较吸引我，我们熟了之后有次聊天，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假如孩子不在了，寻找还有没有意义，他说，如果我明确知道儿子死了，可能半年一年就缓过来了，但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每天晚上到了12点就会忍不住想，因为儿子就是这个点被人偷走的。这就像噩梦一样缠着他，是丢不下的。

第一刚开始就是想做这个以采访为主的群像式纪录片，因为没有特别多正在进行时的东西，但这样的话观众接受起来可能比较乏味，我也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偷懒了，没有挑战性。直到伍兴虎电话说他们要出去找，我才确定了以公路片的类型来展开故事，让他们去发生，去碰撞，我去记录，我觉得这样会有意思一点，片子前半部分是按照我最开始理想的结构去做的，直到后来陈昊找到。

他有跟我讲过，那个片子好像是用了搬演的手法拍的。他说有些地方接受不了，比如让人扮演警察去他家进行现场的还原。我们两个也沟通过这个事情，他觉得肯定还是要中国人来拍，会更能理解，否则有语言上的障碍，也有文化上的差异。

片子的话是我一个人从2023年的5月份中旬拍到了11月份。六个月的集中拍摄，后来又断断续续拍了一些，包括老太太去世也拍了。

拍摄过程中没觉得有多困难，反倒最难是心理上的，我也没办法接受那么短的时间内两个老人都离开了。我当时买了一张行军床住在他家，跟老太太隔两三米的距离，我们都相处得非常好，有时候我在家的时候也会给老太太喂一些牛奶饼干，她每天晚上都会喊，我能想象她内心的痛苦，也一直在等大孙子回来，强撑着一口气，每次伍兴虎出门都会往他手里塞两双布鞋。孩子丢的时候两个老人是刚搬走，伍兴虎当时心急说了一句：你们要是不搬走的话，可能孩子就丢不了。这件事对两个老人也是打击很大，结果到最后也没有等到孩子回来。是这些他们带着痛苦的生活，寻找的无望和生命的无常让我心理上有点难以接受。

信任建立的前提是你也要把自己交给拍摄对象。建立信任感，要想办法让他能够接纳你，让他觉得在你面前他是最舒服的。要拿出一个非常真诚的态度，让他能够看到你的诚意。包括像陈昊，他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一是他母亲的关系，二是在公安局认亲那天，他非常无助，养家没有来任何人，所有媒体都追着他一顿拍。那天我没有拍他，后来带他去吃东西聊天熟了之后再拍的。我觉得要特别尊重你的拍摄对象。那么他反过来也会很尊重你。

我觉得拍纪录片，要做非常柔和的人。拍摄对象无论打出来什么样的拳头，你都要想办法以一个最柔和的方式，找到一个恰当的点给出回应。因为你们要相处很久，你不知道到哪天才会结束，期间也要不断地去调整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可能会强硬一点，有时候又会软一点，若即若离的感觉。

影片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三个人从陕西出发，伍兴虎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人物。从他的故事开始切入到他们上路，就是三个人并行了。三个人不存在主次，都一样重要。他们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一个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伍兴虎是一直在找线索，前些年还有人给他提供线索，后来就慢慢没有了，他说最悲哀的就是当骗子都不骗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孩子找不回来了。影片中他的故事在他父亲去世，回家拉着母亲的手，说我再也不出去了那儿就结束了。整个片子“寻”的部分也就结束了，我觉得到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面就是吴学先孩子找回来之后的部分，主要拍原生家庭跟被拐的孩子，包括养父母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很亲密，再加上现实条件的因素，很多拍摄是在车里，空间有限，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拍法，我也比较喜欢承担观察的角色，不去介入，发生什么事我只做判断。走向如何，哪些重要，全靠自己琢磨。我希望整个拍摄是在一个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状态里。如果没有那种惊喜的话，我觉得东西可能不是我想要的，也不会出现我意想不到的东西。

拍摄对象会询问我的意见，但我很少回答，我会说还是你要自己来做判断，我没办法给到你一个建议，因为我觉得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尊重自己的内心。我也是想保持这个片子完整的表达。

拍摄之前我从来没想到拍摄期间会有一个孩子被找到。因为他们几十年了都没找到，就跟奇迹一样。吴学先说找到的那天我也很震惊，第二天就到了武汉。我当时也在想，如果这个故事是一悲到底看不到希望的，也不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王妹芝也说，好像老天给安排好了一样，我觉得这种惊喜的东西，是纪录片的魅力。

我现在改的是第四版，从第二版之后就改动不大了。拍完之后就立马就剪了，我大概第一版出来花了两个多月。第一版主要是多了其他几个人物，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人，包括很多老百姓说的一些话，第二版把这些拿掉是希望片子能顺利地跟观众见面，我做这个片子不是要批判什么，只是很简单的表达父母想要找回自己的孩子的故事。

整个片子是分为了两个部分，前面是寻，后面是找到之后，事情反而变得更复杂了，视角更向内了，我要探讨找到之后到底是怎么一个事情，结尾停在那儿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希望的。因为题材本身很沉重，我就不想把它做的太压抑，某种程度上片子想呈现的是孩子丢失那么多年之后，这些家长还在坚持的执念，而不是为了去讲述苦难，这也是我做这部片子的原动力。

后期还没有去做，主要是有资金的限制，目前都是自己出钱在拍。

老太太去世我去拍了但没有放进片子里，当时伍兴虎绷不住了，老爷子去世的时候他还强装镇定，老太太去世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没放进片子是因为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也不想过多地去讲述痛苦。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没有放进去，我心里也挺愧疚的。因为去年5月份在伍兴虎之前其实拍了很多人，甚至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寻子家长。他们都希望能够出现在影片里。我想后面如果能上院线的话，把大家的信息，哪怕就是一张寻子照片放在片尾，至少给他们一个交代。

整部片子拍完，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国家这些年对被拐卖儿童，也非常重视，而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还发起了团圆行动，一部分被拐卖的孩子被找回来了，但是由于这个群体非常庞大，能找回来的孩子，只是一部分，所以拍完之后我在想，到底社会怎么样能够帮助到他们。

不过这也不是纪录片能够回答得了的问题。只能说会给他们一些关注，或者一些空间摆地摊。如果全社会能去帮助他们的话，可能孩子回来的会更多。团圆对他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本身没有犯什么错。

相对来讲这部片子的表达上会更纯粹一些。不受干扰地去做一个完整的故事。跟以前的片子是不太一样的，会更自由。

有好几处让我触动的。比如王妹芝在老房子的墙上描深他儿子画的毛驴，讲到这些非常具体的东西的时候就特别受不了。还有她说门口的那棵树以前是一个小苗，长大之后被砍掉，现在又长出来了，可孩子回不来。我现场拍的时候就特别触动，那一瞬间，我就想这个母亲她在承受一个什么样的苦难啊。

还有吴学先跟她儿子在派出所门口，两个人都不敢上去相认。他俩就隔得很远，都没有讲话。明明是亲生母子，就这样远远地站着。这种瞬间都特别刺痛，也特别感动。

我觉得做纪录片对我来讲，是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式，跟作家写书、歌手唱歌一样。能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看到导演其实是想说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觉得是我跟观众在对话，只不过对话是基于拍摄对象的故事。

对，其实现在对我来讲对最重要的，是希望片子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尤其是我的三位主人公，他们对影片是抱有期待的，他们希望通过片子有更多人能够看到他们的信息，这个群体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帮助他们找到孩子。

也因此做这部片子，我的压力非常大，我没办法保证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能够了解和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肯定要想办法让更多的观众去看到这部影片。

采访、整理：朱    钰

编辑：裴嫣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