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是奥斯维辛派？
文丨古原
最近写了两篇批评秦晖的文章，秦晖粉们最喜欢回应的一句话就是，奥派是奥斯维辛派。
这一句话其实是秦晖三年说的，当时我写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有他的粉丝转给他，秦晖没有就文章观点进行讨论，而是直接来了一句，“什么奥派，奥斯维辛派”。
不好意思，就是我给奥派招惹了一个奥斯维辛派的标签。
不过，奥派们应该不在乎恶评，因为奥地利经济学派，这几个字，也是一种恶评。是当时的论敌，历史学派的学者们讽刺奥派的一个标签，意思是从奥地利这种小地方出来的经济学家，不是又土又俗吗？
但秦晖们攻击奥派的方式，并不是奥派的理论对不对，而是在诉诸于情感，那就是，你们这些奥派，为什么不站在弱势群体一方说话呢？
劳动者，在资本家面前，可不就是弱势吗？你们认可996，不就是法西斯吗？站在万恶的资本家的角度说话中，对劳工不同情，不支持工会，失去了基本的同情心。
而秦晖们及他的徒弟（比如海边的西塞罗）们，则天天说，我们是有良心的，我们是天天在为弱势群体呼吁的。
只可惜，秦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
在市场中，所有人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
任何试图在市场中分割出一批人来，将他们视为弱势群体，并煽动这一群弱势群体与另一群市场中人的矛盾，最终将导致市场中所有人的利益受损。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良心”学者。
从当代舆论史来说，打着“良心”旗号大火、深刻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秦晖、郎咸平，李玲、司马南，温铁军、卢鳞元等等。
你去看这些人的各种评论，都在说他们有“良心”。
如果你愿意去看一眼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你一定大赞他，多么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深入底层，了解百姓的疾苦，寻找原因，并要求改变。
然而，“良心”不值一文，甚至是历史以来最大的观念破坏力。
在社会问题上，理性，才是唯一需要的东西。
市场中人人利益一致，这是自亚当斯密开创古典经济学以来，就被广泛认知到的事实，但这一事实，总是要被这些“良心”家们反复否认。
奥派比古典经济学更清醒地认知到，如果要追求繁荣，就必须维护市场。
秦晖作为良心家们挑动大众斗资本家，将工厂叫作“血汗工厂”，将没有工会叫作没人权，推动了中国《劳动法》的出台。
劳动法的本质，是一份官方强制合同，他消灭了企业与工人之间自主签订合同的权利，它是不必要存在的，只需要合同法，就可以管辖所有的劳动争议了。
在劳动法出台后，随着法规的执行力度在加大，中国的企业家们和劳动者们，正在一步一步发展成为博弈的双方，围绕着这种不合理的强制劳动合同，双方天天在进行各种缠斗。
如果劳动法的执行力度进一步上升，或是引入更严苛的法律来”保护“劳动者，那会出现什么？
中国就将成为”奥斯维辛“营。原理很简单，你以为用强制合同就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吗？双方是利益一致的，你强制了另一方，这一方也要受损，并且更惨。
印度的工业产值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左右。
人口学家梁建章说，印度拥有最好的人口结构 ，也就是金字塔型人口结构 。拥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是最适合开展工业化的地区。
2023年一季度，全球工业增加值前1-10强依次是：
中国大陆、美国、德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沙特、英国、墨西哥、韩国，工业增加值依次是：13847.60亿美元、9351.44亿美元、2544.11亿美元、2422.45亿美元、1682.62亿美元、1243.47亿美元、1160.58亿美元、1076.12亿美元、1070.05亿美元、1061.51亿美元。
印度的工业增加值只有中国的12%。
问题来了，印度年轻人口比中国还要多，工价还低，总人口数也超过中国了，为什么没有制造业？
印度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五分之一左右。
这么低价格的工资，这么多的年轻劳动力，制造业为什么不去印度生产？
原因就是印度有着所谓的”高人权“，即严格的”劳动者保护“制度。
印度的劳动法规定，对于雇员数量100人以上的工厂，企业主若要进行大规模裁员，需要向政府申请。
如若处理不当，不仅会面临工会的阻挠、工人罢工、大规模诉讼等等一系列棘手的裁员难题，而且一旦企业败诉，在诉讼期间内的工资可能要悉数支付给劳动者。
也就是说，100人以上的企业裁员，即使经过政府同意，如果公司的补偿不能令大部分劳动者满意，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向劳动法庭起诉政府的决策，对于劳动法庭的裁决双方可向工业法庭上诉，接着仍然可以向邦高等法院上诉，直至印度最高法院。诉讼期间可长达7-8年，如果工会很强大的情况下，不排除与公司持久抗衡的可能性。
这代表着什么，100人以上的公司裁员基本上不可能了。
所以印度大量的企业，一定要想办法把人数控制在一百人以内，否则成本不可控，这就让印度成为小作坊遍地的工业结构，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
规模才是效率的来源，企业不能上规模，那劳动生产率就上不去，不仅不能让消费品价格下降，还会让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降低（收入降低）。
印度的劳动法里还有很多苛刻的条件。
雇用劳工10人以上的企业适用于《离职金法》，其各级劳工包括职员工作满5年以上因死亡、退休或离职时，需要支付离职金。
这种规则让企业的成本和负担大幅增加，也变相地减少员工的工资，或是在满5年前，就把企业关了，再开一家。
女性劳工不论是正式或契约工，只要过去12个月内工作满80天以上者，不论在怀孕、生产、流产或因以上情形引起的疾病时均可适用《产假法》。
只要为企业工作过两个月以上，就得管他产假？好办啊，不雇佣女人就行了。
禁止妇女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禁止妇女在晚上7点到早上6点工作。
这种法规后果是一样的，后果就是企业不雇佣或少雇佣女人。
工厂必须每14个月刷墙一次，每5年重涂一次。
尼玛，你是吃饱了撑的吗？一年刷一次，五年重涂一次？这不是折腾企业吗？
一旦工人数量达到150人，则企业必须提供餐厅；到250人，企业必须提供食堂；雇佣30名以上的妇女就必须有托儿所。
这些还是小事，更严重的在后面。
就是印度工人只需要两周时间通知，就可以发起罢工。
罢工是什么，就是勒索。
工厂接到订单了，要加大马力生产了，订单有时间要求，这时，工会组织罢工要求加工资，不你加工资，你就完不成订单，就得破产，赔个底朝天，你选吧，是选跳楼，还是选加工资？
这样的企业主是生不如死的，那就躺平，咱不办企业了好不好？
莫迪上台后，印度看起来经济蓬勃发展了，但是制造业的总岗位数，比他上任前，减少了几百万个。
劳动者们需要这样的“优势”吗？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来说，什么样的方式是对贫困人口最好的？那就是摆脱落后的、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模式，进入更高效率的工业生产。人只有生产力提高了，才能消费更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告诉了全世界，这是最好的改善贫困的方法。
让印度人收入远于中国人的根本原因就是，印度也有大量的”良心“知识分子，他们在推动严苛的劳动法和工会制度，印度的劳工在这种保护下不是进了真正的奥斯维辛营吗？
秦晖及各种”良心“知识分子的主张，一样会导致这个后果。
试想一下，若是秦晖们的主张当年就在中国落地了，最惨的是谁？不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吗？大量的农民得象印度人一样，只能回家刨土。
这些”良心“知识分子，真的是在为所谓的底层人民呼吁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发现，用这套”良心“话术，可以建立影响力，可以获得名声。
他们并不需要顾及后果，因为即使后果出现，人们也不一定归因于良心知识分子，因为社会问题太复杂，普通人没有经过训练看不清前因后果。
比如，印度在这种劳工制度下，导致制造业企业不敢投资印度，但印度民众们能认知到吗？不能。他们说，欧美国家都有工会制度啊，法国要开除一个员工也是天难万难，为什么他们就发达富裕呢？这是”文明世界“的制度啊，不是错在劳工制度上，肯定是错在别的方面。
因此，尽管印度人天天和中国人比较，但是，印度的老百姓根本意识不到，他们错在哪了，那么，这些鼓吹保护劳动者的良心知识分子，并不会被大众鄙夷。
中国的民众，比印度人的观念更为先进一些。
生育假不断上升，你会看到评论区一片骂声：再提高，就没有企业肯聘用女员工了，女员工的工资也会下降。
企业受到的税收压力大，也有很多劳动者站出来说，最终受损的还有我们。
有相当多的劳动者清楚，自己与企业家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从来不存在某一方是弱势。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为痛苦的一种职业，但不必同情，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制度，但对企业家这个职业是无比残酷的的环境。
秦晖们在有意塑造一种观念，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而劳工们则是受损者，即使在中国进行市场改革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无数人同意他的观点，他们根本看不到，这四十年相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发展中，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好了。
而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的起点，就是自2008年劳动法出台。
更为严重的是，秦晖们推动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将转移支付长期化、固定化，这是中国经济将来最大的危机所在。
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资本增量的变化，资本积累越多，投入生产越多，那么就越繁荣。如果有一天，从所有人手里征走的福利税超过了资本的积累量时，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可投入生产的资本量，在一天天降低。阿根廷就是这样的局面。
阿根廷有工会，有福利，有免费医疗，甚至大学都免费，但是，你要过阿根廷人的生活吗？月收入不到300美元，但一卷卫生纸要8美元。工资是中国人的一半，物价是中国的三倍。
秦晖的理论，不是把阿根廷人送入了地狱吗？
高税收，是可以随时降低的。劳动法修改起来，也不困难。但是，福利制度一旦建立，要取消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一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已经直逼二十万亿的规模，这意味着高达20万亿的资本在当期被分配给一群人消费掉。
资本与消费是此消彼涨的关系，老龄化的趋势下，这种大规模的转移，带来的后果是，长期的经济停滞。
这就是良心呼吁的结果。
尽管他们都会哼一句通满地狱的道路是由鲜花铺就的，但是，他们就是引领通向地狱的人。
奥派如果只用价值中立的经济学角度分析，它会说，你可以给予劳工在劳资交易中特权地位，你也可以大搞转移支付的福利制度，但我只是告诉你后果，后果就是经济增长会消失，物质生活水平会一天比一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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