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苏力：法学教育120年，许多问题长期无解

注：此文系苏力教授2024年6月20日在北大法学120周年典礼上的致辞。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标题为智合推送时添加。

各位同学，祝贺你们毕业！更感慨与你们、以及各位同事和校友，在此共同纪念中国现代法学教育120周年。

我有幸三次进入北大法律系/学院。

1978年，当过兵，当着测绘工人，已工作八年的我，高考进北大，与在座的志攀老师同学加舍友；1984年，在广东工作两年后考研，我与张骐、根林、凯湘等老师同学；1992年，留美七年后，我第三次进北大，任教至今。

感谢北大法学院的收留、赋能和包容，在此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光。我目睹了也亲历了改革开放后北大法学教育科研的发展。

1995年，法律系从静园四院的几间办公室，搬到了逸夫一楼，占了半栋楼，资料室变身为图书馆。25年前，1999年6月25日，在志攀、刘守芬老师的努力和带领下，法律系建院。

此后在学校支持下，学院筹资先后盖起了凯源楼和陈明楼，还添了两进院落。要知道，当年我入学时，全校文科各系，论规模，法律系倒数第二，而如今，法学院是全校学生最多的院系。当年我是因考分不够，才分到了法律系，但如今，法学院本科录取分数线长期位居全校文科前列。

法学院的发展归功于前辈的艰难创业，苦苦支撑。不仅有前台的学者、教授，还有勤恳、负责的教务、学生工作和图书馆的老师，以及校友各种形式的支持。但回顾历史，会发现，真正决定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和繁荣的力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建设。

要知道1909年，清末新设的各类学堂中，法政学堂超过1/3，法政专业的学生更是占了全国学生总数的52%。然而，从西洋、东洋引进且急剧膨胀的法律教育，包括清末变法维新立宪，甚至未能减缓中国的衰败。

武昌城内，有人实验室内吸烟引发了意外，炸出了武昌起义，清帝就逊位了。尽管有1936年的《五权宪草》，中国却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又恰恰是在1948年“行宪”后一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凭着抗美援朝赢得的底气，全面推进社会变革。工业化起步、两弹一星、“四个现代化”、尼克松访华，为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法治才在这个日益现代化、城市化的中国扎根。乃至我有时很想用“文治”这个更中国传统的概念来置换泊来的“法治”。

但新的深刻社会变革仍在到来。

世界各地高等教育都面临挑战。美国高等教育杂志称：公立综合性大学，科研经费缩减、生源流失，“人文学科正空洞化”。还不仅是美国。中国3年前也开始新文科建设。

并不只是文科。港中大哲学硕士当火化工，引发了热议，但似乎没人注意到，他身边还站着两位“211”大学的工科本科生，一位建筑学、一位高分子材料工程。

法学教育多年蓬勃，还打算启动法律博士，一种时下看需求还不小的学位“奢侈品”。然而两年前，教育部就曾撤销了4所高校的法学专业；更有地方院校，因生源和就业，已主动停招或压缩了法学生名额。

法律人转行的也不少，成就不小，收入也不低。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学院“唐家三少”，曾连续多年版税过亿。本可能主持今天院庆的撒贝宁是你我的院友。但法律的更大麻烦，当然也是机会，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它不仅创造了一个全新法律领域，也重创了且可能重创相关的法律、法学和法理，更可能削减法院、律所和公司对法律人的需求，从需求端挤压法学教育。

科技正狡黠地全面渗入社会和法律。当年谈到法律的未来时，除经济学外，霍姆斯特别提到了统计学——就因为挣脱语词、语义和教义的牵绊，统计更可能不动声色地察觉、令人信服地展示，经过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旁门左道，法律与社会种种变量互动关联。

想想吧，若无人驾驶普遍了，还需要考驾照吗？甚至，还需要那么多交警吗？扒窃在中国大陆已基本绝迹，不是因为刑法理论或刑法解释更周密了，就因为手机支付；而电信网络诈骗却借机脱颖而出，野蛮生长，甚至跨越国界。

无论有意无意，甚至是被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客观上都会重塑这个世界，包括各国的或各国间的相关法律。并非夸张。想想美国对中国华为的制裁，围绕TikTok的种种法律操作。想想欧美发达国家十几年前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总量提出的那些看似未雨绸缪甚至悲天悯人的规划、方案，再看看面对中国新能源及相关产业的突飞猛进，他们焕然一新的口实或与时俱进的变脸。

法典和教科书不足以应对明天。考试只是筛选能读书的人的手段之一，但人世间最重要的其实是做事并做成事。今天的法律人必须有能力介入并有效应对自己不熟悉、不习惯的各行各业的全新问题，无论是否喜欢，即便你厌烦。应对包括解决，却不全等。

因为有许多问题，常常一时，甚至长期无解，就只能先搁着，别闹大就行，等待时机成熟。有些问题可能自然消失，但也有些可能“陪着你一起慢慢变老”。毕业只是展开了，却从来没规定或保证你的未来。个人成就不全取决于个人努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和相应的社会需求。

我当年学法律是包办婚姻，至今无法分享霍姆斯的矫情——“法律，我们的情人”，要以始终不渝的激情追求，赢得其芳心。

但任何时代，任何人，天马行空、率性而为，最多只能是偶尔。一生中，总有些时候，你就得向社会需求妥协。其实这才是人生正剧。

更重要的是，妥协从来不等于“躺平”或“内卷”。妥协完全可以是另一种坚持甚至创造。氢弹之父于敏晚年就坦承，氢弹研究，并不太符合他的兴趣。

但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即便在他并不衷情的领域，也能发现直至创造他的事业！

其实，就因进过这所法学院，你我都够幸运的了。在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就谋生而言，主要不再靠体力，更多靠智力；少数人还可以靠颜值。这三者其实都是天赋。后天努力也起作用，只是边际的。

因此你我的幸运，更大程度上归因于现代化引发的社会需求改变，体能和智力的相对社会价值变了。但也因此，你我就有了更大责任：不仅对自己，对父母家人，更是对你我的中国，对我们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再一次祝福毕业生同学！祝福你们的跋涉和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