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怒斥“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城市老爷服务，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史称《六二六指示》。

从此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开花，大批知识青年下乡成为赤脚医生，农村医疗队伍迅速壮大，达到150万人。但这段历史鲜有人研究。五十年后，一个正在美国读大学三年级的90后女孩，把目光投向中国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这个特殊的群体……

女孩父亲北大78级毕业生，跟我讲述过他在女儿去选择那些不可思议的挑战时，为女儿的担忧、甚至感动。孩子父母都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从医梦，因为实在太苦，完全可以拼爹拼妈的女儿，却放弃所谓的“常人求之不得的捷径”，却追随她心所欲的“梦想”。

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领域对赤脚医生的文献非常缺失，特别是在西方，有关此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参考有限的有关赤脚医生的文献基础上，这里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国对知青赤脚医生的口头采访记录，凭借他们对历史的亲身回顾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他们拥有知青和赤脚医生双重身份的特别体验，体会他们当年接受生活挑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期许，赤脚医生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历史时期里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特殊现象。

中国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场景是在1965年中国南方的乡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稻田里插秧，她那张被太阳晒的黝黑而憔悴的脸庞，却是一脸笑容，边唱边干活。从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不是这里真正的壮劳力。突然传来大喊声：快来帮忙，脚被扎破了。这个女孩立刻冲向田头，奔向那个带有红十字的棕色药箱。她也是光着脚，和所有农民一样没有穿鞋，她提起药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称她为“医生”，这也许就是“赤脚医生”的由来。官方把这叫做“办农半医”，也就是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医生。

访谈是用中文进行的，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他们非常照顾我的语言能力，尽可能清晰地讲述。但引用这些口述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认当事人口述往事的确切和真实性，从时间久远的考虑他们记忆的准确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做为一个年轻后辈和采访者，虽然无法证实他们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真诚，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情感和透彻的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和信任。

在北京、上海、山东的知青们为我的访谈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采访了来自北京，上海，平度、青岛，潍坊，淄博，连云港，还与内蒙古，延边，新疆，陕西，山东，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座谈过。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回忆他们逝去的时光，作为一个倾听者，他们的叙述不但令我不胜嘻嘘，也令我感动并沉思。

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知青社团负责人时，他很吃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会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在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北京知青的聚会中，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他们应积极地记录他们的经历，否则没人会记得他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家频频点头并赞同。虽然他们有着苦难的经历，却看不到他们的颓废及愤怒，反到是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有一种骄傲感。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历史的感觉中，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奇迹。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外国采访者的态度，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太多负面的谴责。而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

其中有一位谈到，她当时拼命要求到边疆去，只是要象他哥哥一样去下乡，不想被落下。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就凭着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激励她去了延边插队落户。

曾是赤脚医生的习近平在一篇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中，对于那段生活的记述，几乎都是正面的。这些做为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他们大多很珍惜他们的经历，认为那不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除了修理地球之外，他们还参与了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工作。

这些已经习惯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剧的缘由之一，诸如卫生纸，自来水，电及交通。在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则是残酷的气候，严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内蒙古，冬天气温低到华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华氏105度。 

而有些地方则是要面对残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许多知青生病时，更是无法适应。总之，不是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因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从心灵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忘怀的洗礼。

在与一般知青一样的基础上，赤脚医生还有额外的责任。原则上，赤脚医生是在干农活的基础上，来提供一些医疗护理，也就是半农半医。这就意味着在他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在半夜还要出急诊，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

自然环境对赤脚医生尤为艰苦，一位刘姓赤脚医生讲到，她常常要独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岭去看病。她浑身紧张害怕，因为要随时面对狼和蛇的攻击，就在5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难以想象，当时一个16岁的小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

访谈中的上海知青张姓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她有了一位朝鲜族妈妈。她去的村子朝鲜族集中的地方，朝鲜族妈妈还给她做韩服。她在访谈时带来了一件给我看，其颜色和质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很昂贵，可见这在文革中是多么奢侈的礼物。

这位朝鲜族妈妈已有几个女儿，在中国这种情况再接纳一个干女儿是很少见的，她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接纳和被融入的证明。在谈到她这位朝鲜族妈妈的时候，她哭了，因为老人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很惊讶看到这一幕，通常随着时间与距离的消失，知青与老乡的关系会淡化。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妆都显示着她所居住的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傲气和习俗，但她却为一位生活在遥远北方边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我和其他在坐的人都为她有这种情感而惊叹。

同样是北京的刘姓知青赤脚医生，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她只是讲她插队当赤脚医生还是一个16岁的女孩时，是怎样在夜里翻山越岭去给农民看病，那种辛苦和恐惧。可最后她的话震惊了我，她说当病人要谢她的时候，她却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他给的。” 可在她的故事讲述中，一点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倾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谭先生是青岛知青，在他下乡之前，只跟着他的亲戚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当他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另一位乡村医生认为那个病人只是简单的中暑，谭诊断后，认为是脑膜炎。他的坚持得到民兵连长的相信，立刻组织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于脑膜炎。他讲到这里，满眼泪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对不能及时地挽救那个病人而遗憾，尽管当时他也没有治疗的条件。后来，他还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当地中医的腹痛。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被当地农民开始信任，被称为是“从青岛来的大医生”。

但在我访谈的赤脚医生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应用了针灸和草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几个还有很典型的案例，他们用针灸治愈了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许多知青赤脚医生利用当地的资源采集并制作中草药，绝大多数赤脚医生是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药主要是防御疫苗和消炎药。一些没用草药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里没有，象沙漠或草原地区。

我不怀疑赤脚医生是有能力使用西医药品的，象青霉素及疫苗制品，但许多都强调了当时西医药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西药。偏远农村对赤脚医生的依赖，多半是因为贫困和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医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几天几夜，西药一片难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边，张姓赤脚医生只能用铁饭盒在炕（炕，中国北方用泥土盖的床，可用来烧火取暖）边煮水给针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脚医生还有用一根针给全村小孩打防疫针的经验，因为没有多余的注射针头。除去西药紧缺之外，其价格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也是很贵的。

谭，回忆到，努力辛苦劳动一年，他既下地干活又当赤脚医生，不但挣不到钱，到年底反而会欠队里的钱。因为他有时候还要用那点仅有的收入去买药，并免费给病人。那么用针灸治疗就相对容易并无需额外费用，草药也是可以从周边采集并制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就有一位从没有使用过西药，因为她所在的地方离县医院很近，她只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类，用针灸，拔罐，刮痧和草药就可以应付了。

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麦先生，在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因为没有电，曾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做手术，他只有在医院6个月的医疗知识培训，就必须独立做阑尾切除和胃切除手术。对于当年一个赤脚医生来说，6个月的培训已经算是很久了， 许多甚至是零经验。即使如此，他的经验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工作很辛苦，他们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时间长或是夜间出诊，他们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我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行医真的有兴趣。因为在听他们讲述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都是被选择成为赤脚医生的，并非都是他们当初自愿要求去的。

农场赤脚医生的工作非常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那时精神上都挺快乐的，可现在看起来，当时确实是很苦的。”

几乎所有的被访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同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自我满足感。这体现在他们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念，与他们得到老乡的认可和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有关。
   
 辛苦和劳累并不是赤脚医生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经常要遇到的大问题，赤脚医生自己时时处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险之中。赤脚医生张女士在诊治几起肺结核的病人时，她自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她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自然也就无所顾及。再加上她当时只有16岁，因为无知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病菌的传染只是危险之一，知青赤脚医生还要常常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去看病。刘女士回忆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狼和蛇。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则要在零下几十度气温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去走几天几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饭。也许，正是因为年轻，加上一种信念，让他们无所畏惧。

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过几百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事故，孙立哲为老乡做过XX次手术，基本没有失手的。张女士和赵先生曾在一个地方做赤脚医生，他们曾诊治了一个脑瘫并长期卧床的孩子，大医院的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但他们则坚持每天都去给她针灸按摩，最后，这个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几步路了，而且还能认出这两位赤脚医生。

王桂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之一，毛泽东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上批示的，她说她曾成功地用按摩为心脏病患者止痛救治。麦先生在新疆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他接生过上百个孩子，没有任何死婴案例。 

我确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令人感动的经历，也有对那个令其人生暗淡的回避态度，也有认为忘掉那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就价值而言，赤脚医生有时侯要比那些在只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不但要在夜里出诊，而且第二天还要照样下地干活。青岛知青谭先生说，他常常要走5公里路送血样到最近的医院去化验，然后再要去一次取化验结果。但他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有时还要少一些，因为他们出诊不能全工下地干活。

除了挣的那些可怜的几个工分外，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实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是很勉强运行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配置和药品都买不起，好几位赤脚医生还记得，每次在他们回城探亲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或家里的钱给生产队买药。

虽说他们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得到过农民和病人的帮助，比如老乡会帮他们干地里的活，有时也请他们到家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这样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并不都是徒劳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常常会温暖他们年轻的心，支撑着他们走下去。

事实上，被我访谈的赤脚医生，是那些被他们治愈的病人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体验到他们的价值。

冷先生在内蒙古“插队”了20年，当年赤脚医生在他那个牧区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上山下乡”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脸的淡然，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

他说至今仍有知青赤脚医生遗留在农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规的大医院，已经很知足。我想也许正是当年的赤脚医生的经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后来一生都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知青赤脚医生们是有些资本来夸耀他们为农村做出的贡献，他们可以一一列举他们诊治过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脚医生则在艰苦体力劳动之余又拥有了一技之能，他们有的至今仍熟知针灸的技法，并说可以为我免费做针灸，那些接过生的知青我相信他们今天依旧可以，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是医生。

我有幸亲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车救治被开水烫伤的乘客，虽说当时也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场，但他却退后了一步，让翁女士来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没有行医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时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医生的角色并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也许就是她的赤脚医生经验使然。知青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之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但我认为知青赤脚医生自己并没有被自己遗忘。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而后来又走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或是说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也不愿说一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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