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學人Scholar
据澎湃新闻报道，从施一公先生处获悉，新四军老战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施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13岁。
施平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的祖父。
公开资料显示，施平原名施尔宜，1911年11月生于云南大姚县。施平中学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26年于昆明投身大革命，1931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学生抗日会主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施平任浙大学生会主席、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杭州全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全国学联执委特别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施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浙东南特委宣传委员、云和县工委书记，在云和期利用公开身份筹办《云和快报》，并先后发表了《铲除汉奸》《本县没有爱国健儿吗?》等十数篇文章。
1939年冬，施平调往桂林，在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工作，曾秘密到上海担任华东沦陷区新闻工作站负责人、香港分社记者、采访部主任。1941年8月，施平同志进入新四军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在此期间，受新四军军部委派，护送邹韬奋到淮南军部。1946年至1947年，施平任南通县委书记、县警卫团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施平曾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是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根据相关介绍，施平超过日本人薗部仪三郎（生于1911年11月6日），成为健在的亚洲最年长男性和全球第三年长的男性。
本文原题《施平：百岁老人的难忘岁月》，选自汤涛主编：《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主持人：施老，您好！您生活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亲身参与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伟大历程。首先，请您谈谈早期的求学与革命经历。
施平：我出生于清末民初的1911年，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年，爆发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我的故乡在云南大姚，是个既美丽又贫困的古城。我的曾祖父是明经进士，祖父是贡生，到父代家道中落，降为城市贫民。我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兄一、姐二、妹一、弟二，我是老四）。十二三岁时我就参加劳动，帮母亲酿酒、养猪、做些零活，帮父亲打马灯照明，起早摸黑下乡行商。
读小学时，我的成绩甚优，尤其是数学，老师出的难题我都能解答。每学期考试，我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各科老师，尤其是数学、语文老师的赞誉。小学毕业后，母亲下决心把我送到昆明上中学，她把“重振施姓家声”、“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1926年初，年仅15岁的我跨出家门，告别大姚城，徒步三百多公里山路来到昆明，考入有名的“成德中学”。进人中学的第一年，发自广东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就席卷到昆明，我这个来自闭塞山乡的孩子，耳朵里突然灌进了一堆了不起的、伟大的新名词：革命、国民党、共产党、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我最喜欢的词是“共产主义”，将之理解为平均分配财产，铲除社会不公的好主义。我的头脑中产生了人间天堂的幻想，并狂热地向往着这个天堂。我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群众组织：“青年努力会”，并任学校的宣传队长。国民党反革命后，宣传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青年时代
我在城德中学读到初中第五个学期，1929年春，跳级考取了云南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一年级，于是转学进入大学读书了。读了一个学期，暑假开始前，我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我读书，从此我便开始漂泊、闯荡世界。1931年春，我考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因学费贵，这年秋天，我转考入了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九·一八”事变爆发，浙大农学院率先成立全院性的“学生抗日会”，我被选为主席，随后我带领杭州市2000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我又和同学们率先发动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学生集会并通电全国支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还被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杭州市学生联合会主席。1936年6月，我从浙江大学毕业，科学家竺可桢校长亲自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被派到浙江地区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1938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我主要从事宣传工作，用自己的笔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我有多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刊物上，还曾任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记者、国际新闻社敌后上海工作站负责人、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
1941年，施平摄于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我进入新四军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1946年至1947年任南通县委书记、县警卫团政委。1948年10月，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那时我在中共中央华中工委，负责筹建华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华中民主青年联合会；1949年3月，我率领这两个代表团，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团代会和全国青联代表大会。
主持人：新中国成立后，您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党组负责人、党委书记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将半生的工作生涯无私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您能谈谈在教育战线的工作经历吗？施平：我一共在两所大学担任过党委书记，一个是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另一个是华东师范大学。1953年10月，我到中央高等教育部报到，副部长刘凯丰陪送我到北京农业大学就职。那里的师生们听说我是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的，都欢迎我。那时我也在心里暗自下决心，要在农业大学工作一辈子，把自己生命的未来贡献给农业和农业教育。1954年，我随中国代表团前往前苏联莫斯科，参观考察了莫斯科各高等农业院校，并对苏联教育部进行了拜访。回国后，我在教育部机关干部大会上进行了回报，响应国家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我们搬来的一套经验，在全国得到普遍贯彻。应该说，在我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模式的功过是非中，我和代表团另几位成员是有着小小的份额的。然而此后的“反右”斗争将我拉入了漩涡。1 959年10月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点名批斗，并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1962年5月才平反恢复工作，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当时我正值盛年，近三年宝贵的时光被无情荒废了。好景不长，1967年年底，我又被北京农业大学造反派来人揪回校批斗，我的家被他们反复查抄，不仅把一些宝贵的、有价值的古书和内部发行的资料抄走了，最令我痛心的是把我多年积累的资料抄走并弄丢了。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搜集的我党土地政策实施的报告、总结、调查，中央及地方的有关指示文件，以及我亲身参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一些笔记本。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一个月后，我被划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隔离审查，在监狱坐了四年多牢才被放出，又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两年多。“文革”结束后我才得以彻底平反。1978年7月28日，我从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办公室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名为上海师范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我到华东师大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平反冤假错案，为轰动一时的“王申酉冤案”进行了平反。1980年施平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时与学生交谈主持人：您在华东师大的平反冤假错案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了解到，您还曾负责华东师大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担任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您对这件事情印象是否特别深呢？施平：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印象当然深刻。我们的试点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即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进行的。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主要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及一些有关问题，系统地指出和阐述了原则性的意见。他通知教育部，大学可先行试点吸取经验。1980年12月27日，中央教育部制定华东师范大学试点，规定三年为期。在试点期间，学校可自行安排，不必报部批示。三年期满，由教育部来进行总结。我们觉得试点工作责任重大，因试点工作经验将在全国推广。我们认真进行了这项试点工作。我们学校在试点前的学校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政不分，校长是由国务院任命的，在校内向校党委负责。校以下院、系主任在院系党总支领导下进行工作。学校试点工作，从1980年年底开始到1982年9月，将近两年，我们自己进行了一次两年工作小结，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1980年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时与学生交谈。党政关系上实行了党政工作分开。由于党委不再直接插手行政工作，就能集中更多力量，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领导，实际上是加强了党的建设工作；第二，在校行政工作方面，建立了自上而下强有力的工作领导系统，保证了全校院系所有行政领导人有职、有权，也调动了领导们的积极性。通过党员同志的先锋带头作用，保证行政工作贯彻执行；第三，在民主办校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校教职工享有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利义务。改革起始，在充分民主酝酿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教师占60%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全校最高行政组织，这也体现了主要依靠教师办学的精神。在全校教职工中反复协商讨论的基础上，教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学校校长，选举了校务委员会及其主任作为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权力执行机关（根据教育部规定，试点结束后，校务委员会取消）。校务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学校教授、各院系主任等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在开始试点的时候，我们预计邓小平同志讲的体制改革原则将写在党十二大即将修改的党章上，但十二大公布的修改党章上并无修改。接着教育部通知我们，试点工作即行停止，宣告结束。主持人：这个试点最后没有坚持下去，但您觉得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没有借鉴意义？施平：20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未得总结推广，十分可惜。我90多岁时，曾到学校档案馆查找整理当年的相关文件，整理出来后，我将这份材料寄送给了教育部长，希望作为教育改革的参考。我依然认为改革是有必要的，大学实行党政分开、民主办校、教授治校是好的。主持人：20世纪80年代，您就提出要把华东师大建设成研究型师范大学，如何理解“研究型”？施平：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之初，以“培养人民教师”为己任，那是由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亟待需要教师发展教育的特殊历史任务决定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认为师范大学不仅要为国家培养教师，还应该要培养国家科学人才，培养科学带头人。我们国家只有科学进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更何况尖端的科学研究能够为全人类造福。主持人：所以这个“研究型”可以理解为与时俱进，具有超前意识与创新精神，致力于发展科学研究。施平：是的。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老师，还要培养研究型人才。1979年，华东师大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开始时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认为计算机科学是工科学院的研究范围，与师范大学无关。这仍然是那种认为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只能是教中学课程的思想，他们不了解时代的发展已走入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时代。那时候，在国内的师范院校内设置计算机系，开设计算机课程和科学研究，华东师大是首家，不少综合性大学也还没有成立计算机系。为了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培养教育科学人才，华东师大在1980年成立了教育科学学院，这是全国高校中最先成立的教科院，它的建立就是为了把全校的教育科研和教学的力量组织起来统一规划。与此同时，学校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一批科学研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活跃了学校学术研究的气氛。这些科研机构包括：环境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所、文字改革研究室、外国教育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室等。1981年11月10日，华东师大隆重举行建校30周年庆祝活动，近万名师生员工都参加了。活动期间巡视了我们的科研成果，令人鼓舞。社会科学方面已出版著作100多种，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有近100项。仅1981年，我们就有10项科技成果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3项科技成果获国家发明三等奖。主持人：您与刘佛年校长共事五载，共同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发展殚精竭虑，能谈谈对刘校长的印象吗？施平：刘佛年同志毕生从事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华东师大建校之日起，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中。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一所新型的、学科齐全的、高水平的、闻名全国的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功不可没。我从1978年到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到1983年调离，近五年时间，这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刘佛年一直担任校长。在这个阶段，校党委和校行政领导、我和佛年同志之间，工作亲密无间，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弃旧更新，创造性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刘佛年非常体恤教师，我们一起创立教师评奖制度，通过给教师发放奖金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主持人：您对华东师大未来培养学生的目标，有何展望和建议？施平：我觉得美国有些教育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教育要尊重人、启发人的思想和潜在能量。学生不是一张简单的白纸，不是老师在上面画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很多学生就记得老师说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创造，这是我们教育要改进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就确立了建立高水平师范大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大力发展研究。教师要努力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同时，教师还要关心学生的思想，用正面、积极、进步的思想影响学生。还有我一直认为老师要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与独立，要培养他们的自信。我曾和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一名天线专家聊天，他说的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他说他儿子高中毕业后拒绝了家里提供的费用，先选择在矿区做了两年矿工，自己赚足了经费后再进人大学。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独立精神哪！我们就该培养学生的这种独立精神，鼓励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学生的独立意识很重要，但您曾说除了德智体外，学生的“群育”和“美育”也很关键，您怎么解释“群育”和“美育”？施平：我觉得是“群育”很重要的。一个人在“群”里面生活，要有“群”观念，要尊重“群”的决定，不能一个人想怎样就怎样。当然，这不能与一个人应有独立创新精神混为一谈。大学生在校学习和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离不开个人的独立思考和研究，这也容易产生离群的倾向。因此，培养他们对社会的重视、关心，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和在社会上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对大学生进行“美”的教育，是要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美的实践能力，使他们培养起对生活、工作的兴趣与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