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我113岁的爷爷，“一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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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原名施尔宜，参加革命以后，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改名为施平。据说，我家祖上是将军，明朝嘉靖年间，举家从江西迁到云南戍边，在当地曾是名门望族。大姚县姓施的人很多，占据当地人口中的一定比例。施家祠堂直到2016年才被拆除，后来在原址上盖了一栋红砖青瓦的二层小楼，用作当地党支部学习基地。

爷爷一生的经历映衬着中国过去百年极不平凡、跌宕起伏的历史，他的人生画卷在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洪流中展开。爷爷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大哥原本在大姚主持家业，新中国成立后因地主身份被镇压，三弟后来经商，四弟则是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爷爷15岁时离开大姚到昆明求学，在那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1931年，爷爷考上浙江大学农学院，在学校里认识了我的奶奶杨琳。

大学期间，爷爷要求进步，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曾以浙大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和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两次面见蒋介石，力陈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38年，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浙江省云和县、庆元县的县委书记，组织抗日工作。1941年，爷爷参加新四军，从事民运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团工委副书记。之后，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从出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施怀琳。1953年，爷爷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孙晓村校长一起开拓进取，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后来，爷爷还担任了该校代校长。

1960年，在“反右”运动中，爷爷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1962年平反恢复工作后，他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副主任。1967年，上海造反派掀起“一月革命”风暴，爷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被关押四年半。1973年出狱后，爷爷又被送至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8年，爷爷第二次得到平反，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回到了他熟悉的大学校园，他在学校拨乱反正，倡导改革，支持学术。

1983年，爷爷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直至1985年离休。

儿童时期对爷爷的印象

父亲应该是特别崇拜爷爷的，因为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起爷爷，言语之中总是充满了敬佩之情。那时候虽然跟爷爷素未谋面，但我知道爷爷是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对爷爷的经历很是引以为豪。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我常常会添枝加叶地描述我爷爷的英雄事迹，心里颇为骄傲。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延续，爷爷被关押在上海的监狱里接受改造。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和另外两位“犯人”一起被关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饱受折磨，满口牙齿全部脱落，身患重病，情况非常糟糕。当时，父亲焦急万分，但对我们守口如瓶，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这些揪心而又无法解释的悲剧。

1970年，我和哥哥姐姐跟随父母，从汝南县小郭庄去了一趟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爷爷，但爷爷还被关在监狱，未能如愿。那时我才三岁，还不懂事，对所见所闻完全没有记忆，只有在上海火车站前面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的黑白照片，提醒我年幼时去过上海。

与爷爷相见

1981年暑假，我结束了在河南省实验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习，和在郑州九中读高中的二姐云楠一起，坐绿皮火车从郑州去上海。当时的火车行驶速度很慢，虽然我们买的是快车票，但近1000公里的路程还是花了十六七个小时。正值酷暑，车上拥挤闷热，让人心烦意乱。我们还遇到不讲道理的壮汉非要挤占姐姐和我的座位，而姐姐又晕车……总之，一路颠簸，疲惫不堪，但我们内心仍充满着即将见到爷爷的期待和憧憬。

不过，姐姐和我其实也都很忐忑。在我们心里，爷爷经历过战争岁月，在多处担任要职，是做大事、见过大世面的人，又长期生活在摩登的上海。而我们从小在农村长大，土里土气。我们担心自己会不会给爸爸妈妈丢脸?会不会被爷爷看不起?叔叔和姑姑会不会不待见我们?

然而，所有这些思绪，都在抵达上海之后被一个突发事件打断了。当年郑州到上海的普通列车的全价票为每人14元，坐快车需要加一个加快费用，每人3.3元，所以总价是17.3元。如果是孩子探亲，则可以买半价票。为了省钱，姐姐和我以探望爷爷为名，都买了半价学生票，加上加快费用，每人10.3元。但万万没想到，在上海火车站出站的时候，我们被一个年轻的检票员拦了下来。他上下打量我们，不相信我们是来探亲的，把我和姐姐带到了一间小屋里审讯，逼问我们爷爷在哪里工作。我和姐姐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都害怕给爷爷惹乱子，不敢回答。于是，检票员咄咄逼人，要求我们补票，还威胁说要将我们移送公安机关。可是我们身上一共只带了5元钱，不够补票的钱，只好告诉检票员，爷爷是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检票员愣了一下，问我要了爷爷的电话号码。过了一会儿，他说电话打不通，而且号码不是华东师大的。他的气焰也因此更加嚣张，便让我俩一个待在屋里，另一个出去找钱。我和姐姐在惊恐中商量后，决定由我去爷爷家里借钱。我出了上海站，转了两趟公交车，终于找到爷爷家。幸好叔叔施小平在家，我一五一十地讲了情况，然后拿着20元钱原路返回，补交了差价，才把姐姐从小屋里“救”了出来。

历经旅途颠簸和上海火车站检票员的恐吓，姐姐和我终于到了爷爷家。晚上6点多，爷爷下班回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爷爷，感觉很亲切又很陌生，叫了声“爷爷”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表现得很拘谨。爷爷倒是十分随和，简单问了我们几句之后，就招呼全家一起吃晚餐。我谨遵爸爸妈妈的教诲，不只挑有肉的菜吃。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等到大家都吃完了，我才吃得半饱，便赶紧把剩下的饭菜一扫而光。

晚餐后，爷爷坐下来跟姐姐和我聊天。小平叔叔先向爷爷讲述了我们补票的事情，爷爷听后非常生气，说检票员胡来，怎么能这么欺负外地孩子呢?上海人的形象都被这些人搞坏掉了!爷爷还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们只有家里的电话，但检票员说没人接。小平叔叔赶忙说自己一直在家，没人打电话来。

随后，爷爷仔仔细细地询问了我们郑州家里的事，特别是我大姐、哥哥、二姐和我的情况，得知我们几个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他特别高兴，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像爸爸一样考上大学。我们与爷爷的谈话也就20分钟，然后他就回书房处理公务了。奶奶蒋炜给了姐姐和我一大笔钱，印象中应该是30元，让我们在上海好好玩玩。

这趟上海之行，我们姐弟俩愉快地玩儿了近三周，充分感受到我国这座最现代化城市的魅力。我很喜欢在上海逛街，氛围令人感觉很惬意，街边林立着许多有特色的建筑和精致的小店，摩登又复古的气息扑面而来。爷爷家在静安区，和我爸爸从小就很亲的大姑妈住在虹口区，她的小女儿俞掌华和我哥哥年龄相仿，待我如亲弟弟。我常常坐公交车去大姑妈家里跟掌华玩儿，也逐渐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上海话，其中“一角一张”(上海话发音类似于“一锅一匝”)用于公交车上购票很合适，但我的发音还是不太像本地人。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说上海话，被售票员识破了外地人的身份，还调侃了我一句“侬个小赤佬”，搞得我很狼狈。

此后，我又至少两次暑假去上海找爷爷。我惊奇地发现，上了年纪的爷爷居然跟我一样爱吃甜食!每天晚上9点半左右，奶奶都会切一个西红柿，放在小碗里，撒上白糖，给爷爷加餐。爷爷吃几片之后，就会拿给我吃，西红柿很甜，糖放得很足。

在美国招待爷爷

1990年3月底，母亲和姐姐陪我来到上海，做出国前的准备，住在爷爷家。4月2日一早，一家人到虹桥机场为我送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和亲人们挥手告别，乘坐国航CA981航班，踏上了奔赴大洋彼岸的征途。和爷爷这一别，就是整整6年。直到1996年，已经85岁高龄的爷爷和70多岁的奶奶来美国，我和妻子仁滨带着两位老人在巴尔的摩玩儿了两天，又驱车到70公里外的华盛顿玩儿了两天。

爷爷特别喜欢游玩，更酷爱拍照。他随身携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傻瓜自动相机，还有一个是比较专业的手动单反相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新鲜或美好的景象，不管是花草、树木还是建筑、人物，他都要拍照。

华盛顿的中心广场附近有很多景点，爷爷说都要去看一遍。当天一大早，我们驾车从巴尔的摩出发，上午9点之前就抵达中心广场。我们先去参观了美国国会山，然后驱车前往中心广场另一端的华盛顿纪念碑，紧接着旁边不远就是美国总统府白宫，但那时已经过了参观时间，我们只能在外面合影留念。中心广场两侧有几家非常著名的博物馆，其中必参观的是美国国家艺术馆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只能走马观花，挑着重点简略欣赏。

爷爷似乎不知道累。走了一天的路，29岁的我全身疲乏，两腿又酸又累，但85岁的爷爷兴致盎然、意犹未尽，总想再多看一会儿，多拍几张照片。好不容易下午5点左右结束了整整一天在华盛顿中心广场的徒步游，我开车回巴尔的摩，奶奶一上车就睡着了，而爷爷则是一路欣赏窗外的风景，偶尔拿出相机来拍照，还时不时地跟我聊上几句。

爷爷回到上海之后，希望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出版成影集，印刷1000本。因为都是彩色照片，又必须用油光纸印刷，费用很高，出版社需要作者自己购买所有影集，这样算下来，至少需要10万元。爷爷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拿了出来，但只有几万元，于是只能求助于美国的子孙后辈。我当时是博士后，仁滨还是博士生，我们商量之后，给爷爷寄了一张支票。爷爷特别高兴，给我们留了好几本影集。我们也很开心，这么高龄的老人有个人爱好，真好。

爷爷是我的坚强后盾

2006年，我决定全职回国。没想到，亲戚朋友几乎一致反对，但爷爷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你1995年就博士毕业了，现在都2006年了，早该回来建设国家了!”有了爷爷做后盾，我心里感觉非常踏实。我想，爷爷的意见也可以代表九泉之下父亲的意见，我回国就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2007年5月初，仁滨和我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女阳阳、雪儿从普林斯顿来到上海爷爷家里。这是96岁高龄的爷爷第一次见到曾孙和曾孙女，听到孩子们叫他“太爷爷”，他好不开心!晚餐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此后，每逢到上海出差，只要时间充裕，我就会去看望爷爷。

2015年，我和一群同道开始创办西湖大学，爷爷对此非常关心，对学校有很多憧憬和希望。我每次去看望他，他总要问我很多跟西湖大学有关的事情。2017年，适逢浙大120周年校庆，爷爷作为老校友录制了纪念视频，在视频最后，他特别鼓励广大浙大校友要帮助、支持西湖大学。2019年初，爷爷给我寄来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写道:“我很想念你，我本想去杭州看你和西湖大学，但我从2014年就因病到华东医院治疗，说是终身的病，到现在还没有治愈的药，只能天天打针吃药，防止它发展。本来从上海坐车到杭州只要一个多小时，但医生不让我外出，所以我去不了杭州。”爷爷还说，西湖大学很好，这样一所特殊的学校得到了国家的批准，也备受大家的重视和期望，全家人都很高兴，也很兴奋。爷爷随信寄来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让我认真阅读，学习参考。

热爱生活的老顽童

和爷爷接触，常常会对“返老还童”和“老顽童”这两个词有更深入的理解。爷爷的血糖偏高，是不能多吃甜食的，但他酷爱糖果和各种饮料。叔叔告诉我，有一天阿姨没有留心，104岁的爷爷自己溜达下楼，到街上买了一桶肯德基的炸鸡和一大瓶可乐。等到阿姨发现的时候，两升装的可乐还剩个底儿，炸鸡也被吃光了。当然，后果也是有的，血糖飙升之后，爷爷不得不求助于医生，把血糖降下来。2016年春节，仁滨和我带着阳阳、雪儿到上海过节，大年初二到爷爷家里，因为人多，不容易做饭，便决定点外卖。结果餐馆的外卖都订满了，最后小平叔叔只好到楼下的肯德基买了三大桶炸鸡和几瓶可乐，四代人聚在一起吃炸鸡、喝可乐过年，我看就数爷爷最开心。

过了两天，仁滨和我请爷爷到当地有名的餐馆吃饭，爷爷还是钟爱甜食，菜品里他最喜欢的还是松鼠鳜鱼这样的甜酸口味。午餐后外出步行时，爷爷走到一个商店橱窗前就不走了，他仔细打量橱窗里的各种纪念品和礼品。我走过去，爷爷就一个劲儿地夸里面的纪念币设计得好，一边夸一边看着我。小平叔叔走过来告诉我:“小公，爷爷想要这个纪念币!”我才恍然大悟，马上进店把这套纪念币买了下来，送给爷爷当新年礼物，老人家笑得可开心了。一回到家，爷爷就拿出放大镜，花了好一会儿，仔仔细细地研究这套纪念币。后来，仁滨和我给了爷爷压岁钱，爷爷也很开心，像个孩子一样把红包里的百元大钞拿出来一张张数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再放回去。

爷爷毕竟年过百岁，身体机能开始慢慢退化。为了保障爷爷的身体健康，从几年前开始，他就长期住在华东医院，医生不再允许他回家里过夜。爷爷最明显的症状是双腿肌肉萎缩，直到2017年，106岁的爷爷都能自己行走，后来就慢慢依赖轮椅，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自己站立或行走了。不过，即便在轮椅上，爷爷也常常请求护士推着他到医院的花园里赏花、拍照。爷爷前后一共出版过5本影集，大多数是花卉和自然景色，俨然是一位“文艺青年”。

虽然无法行走，但爷爷的头脑依然灵活，尤其乐于关注新鲜事物。直到2019年，他每天都会阅读报纸、杂志，看电视新闻，也常常问一些时髦的问题。有一次，爷爷突然问我:“机器学习的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儿?”搞得我一时回答不上来。爷爷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还尤其希望详细了解基因编辑等生物科技。我每次去看望爷爷，他都会问我很多专业问题。爷爷的听力很弱，一直用助听器进行交流。2018年以后，爷爷的听力几乎完全丧失，旁人大声说话他也很难听到。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时，我们会通过文字进行交流。爷爷会把问题手写在本子上，然后我写字回复他。爷爷会架起眼镜仔细端着本子看，再写下一个问题或评论。这样的交流很慢，但每次都让我记忆深刻、格外珍惜。

我特别喜欢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亲奶奶杨琳的身世。奶奶在生下父亲18天之后，牺牲在杭州的国民党监狱里。我问爷爷，奶奶是共产党员吗?爷爷告诉我，国民党逮捕她是认定她的共产党身份的，但是她从来没跟爷爷说过。按照组织规定，在革命年代，夫妻之间是不能告诉对方自己的党员身份的，因为要杀头，所以尽量不连累亲人。2020年10月下旬，我来到爷爷战斗过的庆元县，站在咏归桥上，忍不住感慨过去几十年的巨大变迁。

爷爷的一生充满坎坷，好几次经历生死攸关的至暗时刻，但他始终意志坚定、乐观豁达、不屈不挠，毕生都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爷爷在他的文集里，自喻是一只“土拨鼠”:“长着一双有力的前爪，匍匐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东拨土，西拨土，种鲜花，去杂芜。”他用人生书写的传奇故事，他的勇气、智慧和乐观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向理想前行，继续勇敢地拨土、种花、去芜。

（本文摘编自 《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

施一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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