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体制内女孩的相亲困境：体面是一种代价
采访、撰文 | ccc
硕士毕业后，通过校招进入国企事业单位的第一年，芳宁就收到了公司内部“单身青年联谊”活动的邀请邮件。本着凑个热闹的心态，芳宁去了活动，里面布置得像婚庆现场，约有百八十人，男女比例约为1:1，在做游戏。在门口看了几眼，芳宁就落荒而逃了。
这样的联谊活动，在体制内屡见不鲜，以烘焙、手工活动等形式存在，被称为体制内相亲大会。
除了传统意义上有事业编制的教师、医护人员等，以及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有行政编制的公务员以外，在相亲市场的语境下，央企、国企工作的正式员工，也会被默认为是“体制内”。
尽管一线城市体制内女生看似拥有“稳定”“体面”等标签，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却屡屡碰壁：
95后叶子是山西人，去年在北京某211学校硕士毕业后，考编上岸了北京的一所普通初中，做心理老师。她有北京户口，每月工资近万元，时间规律且自由。
“北京95后在编教师”，这几乎成了相亲市场上的“王炸组合”，一方面，教师职业稳定，是传统的“铁饭碗”，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有保底的到手工资，消解了一部分焦虑情绪。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老师这个职业，通常会被认为是更方便教育孩子、照顾孩子的，在职老师还可以将小孩送到自己所在的学校就读，省去了购买学区房的成本。
然而，虽然还没有经历催婚风暴，叶子依然感受到了一丝婚恋焦虑，隐隐担心自己错过找对象的“最佳年龄”。
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圈子的局限性。每天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叶子能接触到的男性除了学生就是老师。她的学校里，适龄男女教师的比例达到了离谱的1:9。“体制内男老师非常抢手，单身的男老师们一入职，各个领导就开始给自己的闺女、侄女、外甥女安排相亲了，就是常说的体制内‘内部消化’。”
另一个问题，则是男方条件的匹配程度。“像那种已经来学校超过两年却依然单身的男老师，一定是自身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你没法和他匹配。”学校会组织联谊活动，但次数不多，且大多是和学校有合作的少年宫或工会工作的人。
叶子的父母有心介绍相亲对象，她的硕士学历、北京户口以及稳定的铁饭碗教师工作，成了铜墙铁壁，在做生意的父母认识的圈子里，很少有男生能够匹配得上她的条件，她也不愿意将就，能接触到的质量不错的适龄男青年机会非常有限。
一线城市体制内特殊的职场环境和人际关系，同样成为女生们找另一半的顾虑。
周雯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男友是她的同事，二人在五年前几乎同一时间入职，本是平级，但男友在领导面前向来踊跃表现，得到了器重，领导将一部分管理的权力交给了他。
公私分明的道理周雯都懂，可看着男朋友用陌生的命令语气要求自己做事，偶尔还和上头“穿一条裤子”，周雯总是气不打一处来，埋怨男友不体谅自己，二人因工作而产生的争吵日益频繁。不寻常的气氛若只是被敏锐的同事感知到还好，但周雯知道，八卦的同事时常会在二人背后说是非。
当体制内的小社会成为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同事的介入，让当事人进退两难。在叶子入职的第一天，学校负责德育的老师就把她的个人信息都问了个遍：家里有几口人、父母都是什么工作、居住在哪个省市区、日常生活怎么样，甚至是谈过几段恋爱、分别因为什么原因分手。
没多久，学校的校医为叶子介绍了自己的表弟，碍于情面，他们在微信上聊过一两次，叶子觉得很尴尬。“我不太喜欢跟同事产生过多的牵连，一旦好，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凡哪里不好，认识这我们的同事，就会各种掺和，或是在背后有一些议论。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私生活有过多关注或了解。”
体制内的恋爱，同事的介入不会终结于介绍阶段。在叶子的学校，曾有一位人品不太好的男老师对一位刚刚入职的单身女老师发起猛烈的追求攻势，两个人在一起后产生很大矛盾，而学校中年长的老师为他们传递的“过来人经验”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就凑合凑合”。这让年轻的老师非常痛苦。
甚至有一次，女方想分手，男方不愿意。男老师找到女老师的班级，在上课期间和她暴躁地吵架。两个人闹到领导面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两个人暂时不要分手，因为男方脾气不好，精神状态不稳定，万一在学校“捅出大篓子”，谁负责？
尽管在观念更加开放的北京，体制内“大龄单身”的女生不像县城公务员一样被不断催婚，但歧视发生在看不见的角落。
叶子的一位同事30多岁还单身，平时同事间相安无事，可一旦她彰显了某种存在感，这种体制内大家心照不宣的歧视就会现形。比如，当她和其他老师起了争执，学校领导在私下调解的时候会说，“你看她那么大年纪都还没成家，你就知道她哪里有问题，你还跟她计较什么呀？”
除了社交圈子的高度局限性和对同事介入亲密关系的忌惮，择偶标准的错位也成为一部分人单身的原因。
一线城市里，婚恋市场上的年轻人都各有各的优秀，相亲某种程度就是资源的交换，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北京更是如此，生存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多考虑几分现实因素：
“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房在几环？有没有户口？你们家几口人？父母有无退休金？你的工作怎么样？工资怎么样？稳定程度怎么样......”
作为编内教师，叶子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可以没有户口，但经济实力一定要强，最好是大厂程序员。“如果要找体制内的，我一定会看他的家境，必须要能够在经济上和我互补，我肯定是不能接受比我条件还差的。因为如果是两个体制内、家境又一般的人在北京生活的话，那真的是‘苦水里面泡苦瓜’。”
不过在一线城市，男性的向上择偶非常普遍，他们非常容易就能找到硬件条件更加优秀的另一半。在差不多的条件下，男性倾向于找更年轻、更漂亮、家庭条件更好的伴侣。
芳宁的观察是，自己身边婚恋经历非常顺利的女生当中，80%都是家里条件本来就不错的，这时的“体制内铁饭碗”才会锦上添花。而如果在长相、家境、性格、学历，任何一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体制内铁饭碗”不过是将你拉回到一线城市相亲局基准线的一个微小的筹码。
在芳宁有限的相亲经历中，遇到的男性各有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体制内女生在家庭中的附加劳动有着巨大的期待。
上下班时间固定，意味着有时间回家做饭收拾屋子；有户口，意味着方便买房、方便孩子上学；收入稳定，意味着能为家庭托底。如果是老师，那就更加适合“相夫教子”。“他们期待我既要能像全职太太一样包揽家务，同时我稳定的工资又要尽到能为家庭托底的责任。”
虽然一边有隐隐的年龄焦虑，对于还没到30岁的叶子来说，她仍然有些害怕进入婚姻。北京在编教师的工资能够保证不错的生活质量，但一旦恋爱结婚，她的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
学校有一两位终身单身的女教师，已经快退休了，这缓解了她一部分焦虑情绪。“我宁愿不找，也不可能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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