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叠加产业转移，中国企业出海新趋势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旅是一个跨越多个经济周期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会遇到各种复杂多变的机遇与挑战

文｜尤众元

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设立办事处和销售网络等主要机构成为一种热潮。背后反映了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动机。虽然制造业企业是出海的主力军，但他们在海外的布局更多是用于进出口代理、批发零售、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等业务的平台，而非生产工厂。这种现象显示出一种倾向，即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靠近需求的地方。

展望未来，企业出海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后的规模扩张。鉴于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成本差异并不显著，企业在出海初期的国外市场拓展意愿或许并不强烈。然而，未来的出海竞争将聚焦于成本优势，这通常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追求成本降低，以及海外建厂的比例持续上升，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增长点。

2020年起，疫情冲击、俄乌冲突、能源危机、货币紧缩等从政治到经济的多重冲击先后发生。如今，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完成了常态化回归，但是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与疫情前已经大不相同，全球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局。

在全球保护主义风潮的影响下，国际市场遭遇显著萎缩，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遭遇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各国政府为提振经济而采取的货币政策举措，反而加剧了政治经济周期的不稳定性。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节点，面临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的转变，以适应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它们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源而“走出去”，而是通过整条产业链的国际化，利用规模优势在全球寻找新的增长机遇。这一战略转变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阶段性逆全球化现象已经不可避免，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局势，部分制造业可能会加速回流至发达经济体，同时，一些产业也可能逐步地从中国迁出。在外部环境演变与内部战略转型的共同推动下，中国企业正步入全球化发展的新纪元，走向海外市场已从中国企业的“可选项”演变为“必选项”。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制造实力，并建立了完整、系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竞争优势。借鉴部分制造业强国的历史经验，采取“出海”策略以延伸国内产业链，可作为应对逆全球化和产业链转移的一种有效手段。此策略通过资源整合、技术壁垒的突破以及对海外进出口限制政策的规避，有望为国内经济创造新的增长动力。

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将进入阶段性的逆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框架中，根据禀赋优势，经常将各个国家分为三大阵营: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其中，资源国具备资源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生产原料；生产国具备生产要素优势，提供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资料，生产国从资源国购买资源，制造出产成品;消费国则具备广阔的市场，为全球提供技术革新和制度输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出现资源品需求下降、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贸易战等冲击时，不稳定因素积累，阶段性的逆全球化现象发生。

消费国与生产国的矛盾不可避免。生产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外资、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过去的日本、德国，如今的中国，都深度受益于全球化。与之相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由于过度依赖制造国的廉价工业品，加剧本国产业空心化。同时生产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第一大国的地位。因此，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天然存在矛盾。

1990年前，日本崛起，美国GDP在全球占比下行到阶段低位，引发美国对于日本的担忧。2010年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美国相对影响力再次下降，美国对于中国的忌惮也在升温。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消费国和生产国的矛盾，疫情期间，部分生产国停止生产打击了全球供应链，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消费国在疫情期间面临国家安全问题。受此影响，部分消费国政府颁布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激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格局和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压力。

数据来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资源国之间地缘政治动荡加剧。资源国的经济增长依赖商品价格的稳定。但是后疫情时代，美国高通胀环境限制了美联储降息步伐，高息环境下，消费国的需求始终难以回升。复盘历史，当大宗商品价格阶段性回落时，世界地缘政治进入相对动荡期，多场冲突、战争发生于相应时间段。考虑到美联储降息步伐踌躇，新能源发展降低资源品的需求，资源国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局势动荡的现象短期内难以褪去。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势必影响全球化进程，阶段性的逆全球化难以避免。

逆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叠加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低附加值产业从中国流出。历史上，1950年-1960年，部分低技术密度的制造业开始从美国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转移。1970年-1980年，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到较高水平，制造业向后来的“亚洲四小龙”转移。1990年后，制造业又开始向中国、东南亚和拉美转移，在该轮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大量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扎根，帮助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如今，中国经济也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红利消失，城镇化走向成熟，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增长需求。正常的经济规律也支持部分产业转出中国，分散至全球更广阔的领域，东南亚、拉丁美洲成为较为理想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也将形成一定规模。

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中美贸易摩擦，东南亚和墨西哥成为产业链转移的受益者。以越南、泰国、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成为本轮产业转移的重要受益者。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调整后的国民净人均收入数据显示，按照不变价计算，中国该指标达到8000美元，与之相比越南和印尼该指标仅为3000美元，不及中国数据的一半，最高的泰国距离中国也是相差甚远。墨西哥的人均收入相近，该国能成为产业链转移受益者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优势。

产业转移现象客观存在，中国亦可成为受益者。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认为越南和墨西哥分别受益于美国的“友岸供应链”和“近岸供应链”，成为本轮产业转移的受益者。与他们相比，中国的中西部也有承接转移的效果。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中西部18省出口额共计为4130亿美元，是墨西哥出口额的0.9倍，越南的1.7倍、印度的1.3倍。2022年该数据为7354.6亿美元，增加至墨西哥的1.3倍，越南的1.6倍和印度的1.6倍。因此，尽管有产业外迁，但是我国中西部承接转移成果显著。

在逆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的冲击下，中国企业通过出海改变困境。

在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构成了资金出海的主导形式，且其规模持续扩大。这种直接投资模式涵盖了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实施企业并购以及成立合资与独资实体等多种形式，已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途径。这种投资模式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深入地渗透到当地市场，获取必要的资源和先进技术，拓宽市场销售渠道，还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澎湃研究所的数据分析显示，2023年中国在非金融领域的海外直接投资显著增长，涉及的境外企业数量增至7913家，相较于前一年，增加了1483家，这一增长幅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也达到了1301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1.4%，这一数字仅次于2016年的峰值。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前四个月，该投资额以美元计算，累计同比增长了10%，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全球经济新格局下企业面临新的挑战，一些政策也为国企基建能源出海、民企新兴制造业有序出海提供服务。东海证券的研究发现，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主要集中在严格控制和限制上。然而，随着2000年"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促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2013年，中国进一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这一战略的提出，使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更加具有区域和行业导向性，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投资。到了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特别是在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领域。政策倾向于支持企业在海外投资研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总的来说，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积极鼓励，再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决心。

办事处和销售网络是中国企业出海设立的主要机构，背后反映需求端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动机。虽然制造业企业是出海的主力军，但他们在海外的布局更多是用于进出口代理、批发零售、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等业务的平台，而非生产工厂。这种现象显示出一种倾向，即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靠近需求的地方。与直觉相反，中国企业出海的主流没有选择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基地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选择在美国、欧洲、非洲等更接近需求市场的地区进行生产。这些企业在选择出海建厂的目的地时，主要是受需求驱动，更多考虑的是规避贸易壁垒和节省运输成本，而非寻求廉价劳动力。

中国企业出海模式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是未来增量。从以上的趋势可以推断，这些已经出海建厂的企业可能是在技术、资源或商业模式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不仅仅是依赖低人力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推进阶段，我们预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将继续上升，显示出国有企业出海的长期积极趋势。那些在国内实现出口高端化，以及在海外拥有成本优势资源的企业将是短期内出海最受益的企业。

展望未来，企业出海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后的规模扩张。未来的出海竞争将聚焦于成本优势，这通常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追求成本降低，以及海外建厂的比例持续上升，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增长点。

习总书记曾经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全球化是一个涉及众多国家的广泛进程，中美之间的“脱钩”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逆全球化。阶段性的逆全球化和产业链转移难以阻挡时代的潮流，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实际上，最新的全球经济格局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的催化剂。全球人民都渴望更好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流通，以及通过全球资源配置达到的高效生产。面对当前的企业出海新趋势，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如何在开拓市场的同时，也能赢得投资国的尊重和认可。从原先单一的制造并销往全球的模式，转变为更加注重与当地社区携手合作，共同推进项目开发，以此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展望未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旅是一个跨越多个经济周期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会遇到各种复杂多变的机遇与挑战。只有那些能够敏锐捕捉时代机遇，勇于面对并积极应对挑战的企业，才能实现持续稳健的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增长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为九方金融研究所资深宏观研究员，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