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热门的技术，如何让人越来越像“废物”？

4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福柯通过《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发现，人就是巨大知识褶皱塑造出的一个很小的褶皱，就像水面上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涟漪，那一小片水波在闪闪发光，但却不意味着它能主导整个水域或海洋。

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断革新着知识，最热门的人工智能是基于数字技术构建起来的技术科学，它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数据、算法和算力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我们曾经基于物质性的知识正在发生改变，变成一种数字化形态的知识，我们正在被一种无形但又存在的数字知识控制着。在福柯看来，这种控制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数字的奴役。

口述 | 董树宝

采访整理 | 薛芃

在《词与物》出版后5个月，1966年9月，福柯离开巴黎来到突尼斯，度假、讲课、写作，在那里生活了两年，这期间他完成了又一本重要的著作《知识考古学》，1969年在巴黎出版。与其他著作不同，《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唯一一本有关方法论的写作，从反响上来说，没有《词与物》那样畅销与热议，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知识考古学》看作《词与物》的延续和纠正。在这里，“知识”无疑是福柯探讨的最重要的对象，从《词与物》到《知识考古学》，他一再地反思知识如何被塑造成为知识，在现代科学体系下的知识是否是真知。

2018年，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教授董树宝接到了重译《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并于2021年出版。在此之前，中文世界里已有王德威的繁体中译本、谢强和马月的简体中译本。董树宝多年从事法国当代批评理论的研究与翻译工作，译有福柯《知识考古学》、德勒兹《意义的逻辑》等哲学著作。在学校的办公室，董树宝接受了本刊采访，来聊聊福柯哲学中的“知识”，他谈到福柯通过话语理论来阐述现代知识如何建构和运作的过程，并由此解构大写的、抽象的“人”、真理和意义。

以下是董树宝的口述。

被建构起来的知识

从《词与物》到《知识考古学》，福柯关注知识的路径是很清晰的。他探讨了没有形成学科前的知识和它的转向，其中涉及三个重要领域，分别是普通语法学向语文学、博物学向生物学、财富分析向政治经济学的转换。当经验性的知识和常识转向系统的学科时，科学的话语也就发生了变化，福柯对知识的这种转变非常感兴趣。

正是在《词与物》里，福柯提出“知识型”这个重要的概念，这本书写的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福柯要做的是解释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各种各样经验认识的构型，它们成为怎样的知识。在他总结的三个知识型的阶段中，福柯提及了两次断裂：第一次发生在17世纪初，开启了古典时代，他认为小说《堂吉诃德》标志着文艺复兴知识型的崩溃；第二次断裂发生在19世纪初，知识型再次转变，将人们带入现代时期，以人为主体建构起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形成，各个学科也走向成熟，19世纪的转变尤为重要。而在这些建构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在《词与物》中福柯没有提及，但到了《知识考古学》时，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比如知识是如何按照一套话语规则运行起来的，文艺复兴知识型下建构起来的人的光辉形象又是如何在现代人的观念下变得支离破碎的，“人”是如何被解构的。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福柯认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以人为主体的人文科学知识体系才逐渐建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了脱离神学的“人”的形象，教会教育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路径之一，修道院是其中重要场所，而现代大学又是从修道院诞生的。“人”的形象逐渐形成，经由笛卡尔、康德，理性的、道德的、审美的“人”的形象得以确立，人既是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的对象，因为人要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现代社会的构建，就是在知识的褶皱中构建出一个“人”的形象。

于是，我们看到学科的概念越来越清晰，知识正在以学科的方式形成，并且与现代教育、大学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语言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都成为专门的系统性学科。他从这三个角度来构建科学话语的转变，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三种不同维度的人——说话的人、生命的人和劳动的人。福柯正是要从这三个维度，来探讨现代社会是如何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现代知识的形成和发展，第一与大学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二与各个现代学科的诞生密切相关，这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

那么福柯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学科知识的发展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主体的“人”的形象，才构建出了一个现代知识体系的大厦，假如把“人”抽出来，那么这个知识体系的大厦也就崩塌了。

《暧暧内含光》剧照

福柯关注的知识，是怎样的知识？

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区分，就是两个法语词“知识”——connaissance和savoir，福柯《知识考古学》里所讨论的知识是后者。按照英译本译者谢里丹·史密斯（Sheridan Smith）的解释，英语中的knowledge（知识）兼有connaissance和savoir的含义，这两个词相对应的中文词也都是“知识”，但在法语中，两者是有所区别的。

在翻译这本书时，我也特意在目录中就特别标明了福柯使用的是savoir一词，这很重要。connaissance是指特殊知识的集合，像生物学、经济学这种现代科学体系下诞生的各类学科的知识都属于connaissance，更侧重的是与人相关的学科，它来自于connaître这个动词，是认识、认知的意思，笛卡尔哲学中探讨的认识主体、认识对象，都与这个动词相关。而福柯特别指出，他谈论的知识不是connaissance，connaissance是显性的，是一种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下形成的知识；福柯讨论的是savoir，指的是一般的知识，是潜在的、隐含的层面上的知识，它是隐性的，是可能看不到、没意识到、被忽略的知识。

这就好比我们在说话，说话是有一套可能意识不到的语法在支配着我们，其实并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语法、语言在说我们，是语言在操纵着我们。语言是有一套语法系统的，假如我说话不遵循特定的语法，用同样的词汇却连贯不起来，那我表达的观念你肯定听不懂，我们无法进行沟通交流，我也无法写作。知识也是如此，它有一套潜在的规则，有一套知识的语法（或者福柯所说的知识型）在规定和制约着知识的形成和运行，从而对人产生影响。

一旦谈到connaissance，必须要有作为主体的人成为支点。人作为主体，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确立的“大写的人”、理性的人，是具有真理性的，是在一套规则系统下形成的人，以此确立的知识，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一切在过去历史书写中看似合理的逻辑，到了福柯这里，他都认为是有问题的，那么他要关注什么呢？

《编舟记》剧照

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个现实生活里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理性的人，从而以此为主题，确立现代学科的知识，可以将这样的人看作现代社会的“知识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知识人，在今天的社会，最典型的知识人就是大学生，过去叫读书人，他们是以知识建构和塑造出来的一个知识群体，而“知识分子”“知识精英”，又是这样的“知识人”中的精英分子。现在看这些词就很清楚，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知识群体、知识人，都是在现代知识体系下形成的概念，所具备的知识一旦达到某种水平或层次，就能够进入知识人的行列，这里所有的知识都是“显性知识”，也就是connaissance层面的知识，具体到当下而言便是不同学科知识或专业知识。

但现在的大学生，包括在福柯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未必全都具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辨能力，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们是被现代性塑造的“知识人”或知识主体。在整个学科体系中，人占据着主导的位置，所有的知识都是以人为中心来形成、切割、筛选的，凡是不符合“知识人”这样一个形象的知识，那么就很有可能要从学科知识中被剔除、被抛弃，或是被遮蔽、被掩盖，久而久之，那些边缘的知识就会更加隐藏到深山和尘埃中去。

福柯要通过考古学，把这些边边角角被忽略的边缘群体和隐性知识刨出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关注疯子，关注精神病人、犯人、妓女的缘由，这些群体是被历史所遗忘的，也是被现代知识体系所抛弃的，这些非理性的人是有别于理性的人的存在。福柯的考古学，不再是地质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有关话语、只是与话语实践相关的考古学，他要像考掘古代遗迹和遗物一样，来呈现层层累积、错综复杂的话语与知识。

福柯关注这些边缘群体和隐性知识，其实就是解构作为主体的人、理性的人，或者说是“知识人”这样的形象，重新客观地审视历史。而这个客观能客观到什么程度呢？很难去界定，但是要尽可能去趋近、认识、思考，这是福柯要做的事。在福柯之前，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他的意思是虽然基督教还存在，但是基于上帝的认识和观念倒塌了，到了福柯这里，他提出“人死了”，这个观点再次引发思想界震动。

他所说的“人之死”是主体之死，是“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而“上帝之死”与“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其实上帝的形象也是人塑造出来的形象，随着上帝的崩塌，人也随之死了。福柯通过《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发现，人就是巨大的知识褶皱里塑造出的一个很小的褶皱，就像水面上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涟漪，那一小片水的“鳞片”在闪闪发光，但却不意味着它能主导整个水域或海洋。

《垫底辣妹》剧照

如何重读《知识考古学》？

如今再去重读《知识考古学》，应该要注意这本书的出版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在结构主义哲学的兴盛期，因此这本书也受结构主义影响很大，但是福柯要把结构主义的观念抛弃掉。结构主义与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展而来的语言学关系密切，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又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话语”（discours）和“陈述”（énoncé），以此来对抗“结构”观念。每一个学科的建立，我们陈述出来的内容、说出来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知识的？这其中就是话语和陈述在起作用。

福柯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即AZERT的例子。这是法语打字键盘上连续的几个字母：“打字机的键盘不是陈述，但在打字手册中列出的字母A、Z、E、R、T构成的这同一系列是法国打字机采用的字母顺序的陈述。”它不遵循语法原则，也不遵循逻辑原则，它自成一体，就像我们看到的账簿、气象图、增长曲线、云层分布图等，都是遵循着语言和命题之外的规则系统。话语是陈述的集合，陈述是话语的原子，从而组成个体化的、围绕主题展开的陈述群或话语集合，现代知识正是通过话语和陈述的形成才得以产生与运作。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视觉中国供图）

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像剥笋，要一层一层地剥开，如果进不去，就无法看到笋最嫩最美的那个部分。福柯谈论知识的形成，也是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他在谈到话语与陈述的时候，一再强调它们所处的关系集合。在历史的叙述里，有些陈述是被遮蔽的，他说陈述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这种物质性的存在，可以使陈述流通、重复，可以使陈述成为人类生产、操控、适应、转换、交换、组合、分解、重组的对象，甚至有可能使陈述成为被摧毁掉的对象，这就关系着历史中知识的重新组合和再生产。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指出，所谓知识全是建构起来的，都是陈述群的集合，尊崇这话语的形成规则，按照某种法则留存下来，形成一个有自我规则的知识体系，最终决定着所有学科的知识生成。假如我们把它们层层打开，会发现知识其实并不意味着真理，也不意味着意义，因为知识里面存在着权力，存在着所谓的话语权，有什么样的权力才能决定着什么样的知识被保留下来，什么样的知识被去除。这就是福柯要让人们看到的，即话语的形成直接决定了知识的形成。

在现在这个时代，福柯的知识论是否还适用？我们不得不把它放在当下的技术背景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断革新着知识，最热门的人工智能是基于数字技术构建起来的技术科学，它可以说是一个基于数据、算法和算力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我们曾经基于物质性的知识正在发生改变，变成一种数字化形态的知识，我们正在被一种无形但又存在的数字知识控制着。在福柯看来，这种控制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数字的奴役。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算法、数据建立了一套庞大且系统的体系，让我们每个人无处可逃，生活在一个数字监牢中，被牢牢地控制，互联网看似让人拥有自由，但人却是无缝隙地、没有任何隐私地生活在互联网中。在这样一个数字控制的环境下，获取知识的途径、认知方式都在改变，一切都更加便捷，但每个人同时也出卖了作为人本应拥有的很多能力和自由。在各个理性处理和重复作业的环节，甚至包括论文的生产、写作，AI、Chat-GPT都在快速发挥着知识生产的便捷功能，人越来越像一个“废物”，知识可能对人没有什么意义了，知识陷入了它的自循环。这可能又回到了福柯的基本问题：在技术至上的时代，作为主体的人彻底地“死了”，“人之死”的观点在当下知识型的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