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仓促退选，最令人担忧的危机恐在临近

4月前

过去一个多月，美国大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大选的走向直接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局势。2024年1月8日，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发表报告指出，美国总统大选无论谁赢，都将是全球2024年最大政治风险。该报告认为：“美国已是全球最分歧、最失衡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2024大选将加剧这个问题，无论谁当选都一样。”现在来看，这一警告有可能会不幸成真。

作为现任总统的拜登，本来已轻松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不料在6月底那场糟糕的首场总统大选辩论后，他的老态龙钟、精神恍惚、反应迟钝，让许多人认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参选，一时之间，劝退之声随之兴起。

当地时间7月21日，在强大压力下，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一幕仿佛是1968年的重演，时任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巨大压力之下宣布退选，支持他的副手、时任副总统汉弗莱参选，最终输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

历史未必是一样的，但存在相似之处。民主党在距离大选只有4个月时间的当下仓促换人，而且拜登支持的哈里斯又是一位缺乏根基、实力并在过去3年多的副总统位置上表现平平的候选人，她的支持率甚至还不如拜登。某种程度上看，民主党已经陷入人才危机。怪不得特朗普在得知拜登退选后声称哈里斯将比拜登更容易被击败。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经历一个多月前被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在“封口费”案中有罪的丑闻后，依旧保持较大的赢面。尤其是在最近发生的一场未遂的暗杀事件中，特朗普大难不死，而且能在遇刺情况下向人群挥舞拳头，展现斗志，这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胜选的可能。

再之后，特朗普选择39岁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J. D. Vance）担任竞选搭档。万斯是底层出身的白人，写过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他过去是特朗普批评者，把特朗普比作“美国版希特勒”，但后来迅速改变立场，转而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他支持特朗普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包括其发动的贸易战、关税战，属于新生代右翼保守派。

总而言之，特朗普遇刺事件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不祥的信号，那就是在崇尚法治和民主的美国，竟有人放弃用法律框架内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转而采取枪支暴力的方式。尽管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美国制度依然有韧性，但在美国社会日益撕裂、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的遇刺事件恐怕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相比于陷入人才危机的民主党和缺乏实力、根基的哈里斯，特朗普和万斯的组合获胜的概率越来越大。然而，德行和能力备受争议的特朗普卷土重来，恐怕只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形势已经生变，世界各国恐怕要作更坏打算。

然而放在更大维度来看，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何特朗普能卷土重来？美国怎么了？

美国大选是2024年全球最大风险？将民主从选举泥潭中拯救出来

文/邓峰

来源/本文内容节选自新书《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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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是2024年全球最大风险？将民主从选举泥潭中拯救出来

大约一千年前，北宋大文豪苏轼写过：“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一千年后的当下，美国选举民主正面临类似困境。

2024年1月8日，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发表报告指出，美国总统大选无论谁赢，都将是全球2024年最大政治风险。该报告认为：“美国已是全球最分歧、最失衡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2024大选将加剧这个问题，无论谁当选都一样。”这一大胆预测虽有待现实验证，却不乏警示意义。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大选既影响未来4年美国的内政外交，又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风向意义。在美国撕裂加剧，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的形势下，如果是备受争议的特朗普赢得选举，必然让相当比例的人质疑他德不配位，进而再次严重伤及美国选举民主的信誉。如果是特朗普败选，他也许会像2020年那样在缺乏实据的情况下指控选举舞弊，有可能再次激起他的狂热支持者铤而走险。由于特朗普现象深深困扰美国，不论是哪一种结果，2024年总统大选恐怕会让本就严重撕裂的美国社会雪上加霜，成为危及美国稳定的不确定性事件。

特朗普现象本就是美国撕裂和深层次危机的具体体现，无论是特朗普在2016年胜选还是他在2020年连任失败后炒作选举舞弊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2021年的国会骚乱，都已经说明美国选举民主已经深陷泥潭，若不能对症下药，风险将越来越大。

2020年拜登的胜选不是因为他众望所归，而主要是因为反特朗普力量的整合。遗憾的是，拜登上任之后虽努力让美国回归常态，却无法化解造成特朗普现象的深层次危机。这正是特朗普很有可能卷土重来的现实土壤。假若2024年美国大选像2020年那样再次沦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争，不满于现状的特朗普支持者只会愈发狂热，反特朗普的力量本就只是松散同盟，在经过拜登政府不尽人意的施政后势必产生分化，其中不少人甚至已经变得心灰意冷，其结果是被压抑4年、满腔怨气的特朗普支持者将对决松散、分化而又同样夹杂失望情绪的反特朗普力量，双方狭路相逢，美国有可能面临是否发生重大骚乱的严峻考验。

特朗普现象背后是美国过去一些年持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政治撕裂。正如侨居美国60余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美国本来是一个还算平等的社会，但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变化，现在大概已经进入长程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贫富差异的程度加大，各阶层之间彼此异化，已经无法逆转。”

本来，自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以来，美国急剧扩大的贫富分化有所缓解，二战结束后，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美国渐渐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证：“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然而1980年以来美国贫富分化进入持续扩大的长周期，社会撕裂不断加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日益白热化，“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着地表明了美国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

（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绝非美国独有，但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令许多人忧虑的严重程度。）

持续扩大、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往往是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深层原因。关于这点，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就分析过，党争潜在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而党争一旦持续恶化，其后果便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所警告的：“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它往往干扰公众议会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事件折射出美国深层次矛盾。）

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后果是美国的选举民主、权力制衡机制、法治都将遭到侵蚀。为何那么多美国人近乎偏执地支持特朗普？为何会发生国会骚乱？根源便是不少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对于民主的信念被政治极化所裹挟，摇摇欲坠。这将侵蚀美国民主和削弱国家治理效能，让原本用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系扭曲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中写道：“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

这样下去，美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将不断增大，贫富悬殊问题、阶层固化问题难有实质性缓解，那些长期看不到希望的中下阶层难免心生怨念。而这将为激进主义和民粹思潮提供土壤，其中一个例证便是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绝非凭空而生，更不会突然结束，不论特朗普本人有什么样的政治命运，以他命名的特朗普现象恐怕将长时间困扰美国，成为美国危机的外在症状。许倬云在谈到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时曾写道：“美国社会下层正在出现的一批将要永远沉沦在贫穷无靠中的群众……这些人满腹愤怒，对未来一无指望……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2021年美国国会骚乱，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和民主信念已经被政治撕裂严重侵蚀。）

为何会这样？这背后有诸多复杂因素，其中一个根本因素是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尽管把民主窄化为选举，但他道出了选举民主的困境：“未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选举民主的高质量运行须以多数选民的理性为前提，因为只有多数选民理性，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才有希望选出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家，才能让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之间的矛盾，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层次危机的结构性改革。然而这只是一场梦。在自利理性支配下，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和职业、兴趣、资源的分化，一个选民除非他的职业、兴趣、切身利益与复杂政治问题有关并且能够承担他成为专业政治人士而付出的成本，不然的话，他在许多时候对除常识理性范围之外的复杂政治问题将缺乏切中要害的认识。与之相反，少数强者要么有足够条件去成为知情懂行的政治专业人士，要么能够聘请知情懂行的政治专业人士作为游说代表，进而能对现实政治施加远超多数普通人的影响力。少数强者和多数普通人因社会分工、知识、资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产生的不对称博弈，势必让选举民主下的政府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

笔者曾经写过，选举民主体制的问题在于选举时因为多数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数强者凭借资源、知识、能力的优势地位积极运作，被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常见类型是擅长选举的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客，他们是难以在选举结束后公正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的矛盾。因此，当选举结束后，选举民主体制下常见问题是：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客造成政府应尽公共责任难以有效履行，少数强者披着民主外衣，利用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地位游说、拉拢领导人和议员，让公共政策在多数选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觉的前提下向少数强者倾斜，从而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倾斜都可能是缓慢的、不易被发现的，但时间一久，日积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选举民主体制会扭曲为少数强者扩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面对自身境遇的日渐恶化，势必满腔怒火，对既有政治体系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进而容易所托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机利用，埋下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关于改进和超越选举民主，详见《邓峰：给民主另一种可能，扬长避短的新方案》）

这正是美国选举民主制度下特朗普现象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美国强大的时候，选举政治的问题容易被遮蔽，民主容易被窄化为选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可当美国选举政治的危机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既会造成重大风险，又会让民主的信誉因选举而受损。政治是共同体和民众之间的契约，民主是人的解放和觉醒之后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形式便是选举民主，但选举并非民主全部，更不是民主理想的终点。既然政治是共同体和民众之间的契约，那么有效维持契约的前提是回应和解决民众的诉求，赢得人心。否则，若选举民主产生的政府迟迟不能化解困扰民众的深层次危机，一旦突破临界点，民众的不满量变引起质变，共同体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将毁于一旦，本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民主政治恐被无辜牵连。民主依旧充满道德感召力，是人类对抗暴政的有效工具，但选举民主早已危机四伏。

无需赘言，美国依然有许多先进的科技、经验值得学习，美国社会的创造力和对于外来人才的吸引力仍然具有全球优势。但不论历数美国多少优点，都不能不承认的是，理念中的美国和现实中的美国有较大落差，支撑美国大厦的选举民主基石正愈发变得不再牢固。2020年特朗普败选让美国在2021年初酿成国会骚乱。尽管在长期以来的民情、法治的作用下，多数人依然认同起码的政治规则与选举程序，美国顺利度过危机，总统大权平稳交接。但长远来看，如果不将民主从选举泥潭中拯救出来，给民主另一种可能，如果依旧在既有迷思中不思进取，对正在聚积的风险视而不见，任由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不断侵蚀美国政治的健康因子，越来越多民众困于失望和愤怒情绪后所激起的风浪，将让美国越来越难以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