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了律师多年生意的“四大”，可能因为普华永道撤退？

法律人是否注意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德勤、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去年在税收与法律领域斩获了约420亿美元的营收，其中平均每家会计师事务所在税收与法律领域收入约100亿美元。

而同年，哪怕全球最赚钱的凯易律师事务所，创收也仅有约72亿美元。

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中，律所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他们能一次次退出，又强势重入法律服务市场？

会计师事务所进军法律行业，起源于一场1990年左右关于多专业服务企业（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MDP）的道德与监管辩论，辩论的中心落在专业主义和商业模式的平衡上。

当辩论的主要论调成为商业主义后，安达信、毕马威、普华永道和安永都开始尝试高调地进军法律行业。其中独大的安达信组建了英国律师事务所 Garretts，开始向客户交叉销售法律服务。

在当时，因为安达信占据资本和客户资源两大要素，英国本土律师事务所几乎认为其会横扫整个法律服务市场。

而一切都在2001年停摆。01 年底，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隐瞒债务和表外交易的丑闻影响了其审计公司安达信。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同年11月，安然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文件，承认做了假帐：从1997年到2001年间共虚报利润5.86亿美元，并且未将巨额债务入帐。

相应的，安达信收到美国以妨害司法罪的起诉，随后迅速倒闭。尽管由于业务的独立性，审计部门犯的错其实并不应该牵扯到安达信的法律部门，但这件事之后，安达信律师事务所也不复存在了。

“五大”变为“四大”^[1]，蝴蝶效应至此引发。

因为安达信与安然的丑闻，全球监管部门对审计行业开始进行严格审查，并持续打击。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限制了会计公司向审计客户出售额外服务能力的法案，就是这场闹剧的产物。

此次事件后，除了德勤之外的其他会计巨头，纷纷对其咨询业务进行了战略性缩减或重组。在业务多元化与核心专业服务两者间权衡后，会所大多选择了退出或缩减在传统法律服务领域的业务规模，仅仅保留与税务、合规等核心会计服务紧密相关的法律事务。

“安永法律部门基本上关门大吉，毕马威剥离了法律业务，而普华永道则保留了部分法律服务。”一位安达信前合伙人回忆道。^[2]

回顾会计师事务所第一次进军法律服务市场的尝试，我们会发现五大会所的打法就是背靠所内资源，用资本去招募顶尖律师，并模仿传统律师事务所的风格与做法去做业务。唯一的创新，只不过是把不同业务的交叉销售给落实了。

而安达信事件后，本已就此停步的会计师事务所，却在2014年之后又开始大规模做起了法律服务，并且越做越大。

如果我们放眼当下，会发现全球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德勤、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去年在税收与法律领域斩获了约420亿美元的营收，其中平均每家会计师事务所在税收与法律领域收入约100亿美元。^[3]

而同年，哪怕全球最赚钱的凯易律师事务所，创收也仅有约72亿美元。

因此，不得不说四大都应该感谢英国颁布的《2007年法律服务法案》（Legal Services Act of 2007）。英国2007年的法案开启了全球法律服务市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放松监管改革，导致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Alternative Legal Service Providers, ALSP）获得“正名”，从而非律所主体可以直接入局法律服务市场，与律所同台竞技。

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做业务这件事在英国合法之后，除了德勤于2018年再次选择加入法律行业，安永、普华永道和毕马威均早在 2014 年就从英国法律监管机构律师监管局，获得了替代性商业结构许可。

而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的流行，使得四大再次强势开拓法律行业中许多利润最高的领域--如公司重组、破产、银行业、信托等，同时四大法律业务逐渐向高端化、系统化发展。

例如，普华永道在法律服务业务方面，主要分为法律服务主体、企业客户赋能和为企业客户提供法律咨询两个方面。

四大怎么玩？

吸取第一次进军法律行业的经验，这一次四大的策略是打造多学科专业服务公司品牌，而非单一法律品牌，由此将法律融入更广泛的全球专业服务。

普华永道英国法律主管 Shirley Brookes 曾表示：“我们正在建立一项法律业务，以补充普华永道的业务。我们并不是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律师事务所，而是一个能够为客户提供这些多专业服务的机构。”^[4]

这样的转变，使得四大放眼更大的目标市场——从只做知名企业的案子到服务全球企业。同时，四大紧跟时代趋势，结合更高效的流程和技术，规模化以及产品化地提供日常法律服务。

那律所的反应是什么呢？

一开始，四大的这些转变只是影响传统法律从业者的自我宣传策略。

到后来，四大的行事风格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传统法律行业对服务的定义。越来越多的律所开始思考如何将不同的技能融合在一起，并将其作为一揽子服务提供给客户。

而伴随科技的指数级发展，拉大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距离的关键因素，变成了技术投入。

“四大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独立律师事务所，它们知道这不是它们所擅长的” ，调查监管新闻出版物 MLex 的金融服务高级通讯员 Fiona Maxwell说，“在法律领域，它们将自己定位为颠覆者。很多法律工作都可以自动化完成，比如对某些合同进行修改，或者处理 GDPR 等监管问题。”^[5]

换言之，对四大来说，客户需要的不常是解决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而是批量化、链条式处理繁琐问题的能力。

但好景不长，最近普华永道为恒大地产造假的事，无疑是安达信为安然公司造假事件的重现。

普华永道自2009年恒大上市起，连续14年为其提供审计服务，并在恒大被香港监管机构调查之前一直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证监会调查认定，恒大地产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虚增收入2139.89亿元和3501.57亿元，虚增利润分别为407.22亿元和512.89亿元，总计虚增收入5641亿元，虚增利润920亿元。而在对恒大罚款41.75亿元后，证监会开始对四大在中国的审计项目进行更严格的检查。

而为恒大提供审计、税务、咨询以及跨境交易等一站式服务的普华永道，本应该遵守审计过程中的合规义务。但遗憾的是，没有。

如果考虑这件事情产生的信任危机以及品牌影响等，安达信倒闭带来的连锁反应或许会重现。目前爆出的普华永道裁员消息，可能只是连锁反应的前奏。

所以讽刺的是，在商业竞争中，律师们常常因为缺乏商业思维而被诟病。但普华永道和恒大这一次危机，使得这种看似的缺陷再次成为一种宝贵的品质——法律职业人士的天职是识别和规避风险，确保企业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稳健前行，而不是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

安达信和普华永道这两件事情的提示是：提供和法律行业沾边的一揽子服务，最大的风险就在于，既做裁判者也是运动员，即利冲问题。

几年前，随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二次强势进入法律服务领域，与之有业务重合的律所几乎人人自危。四大野心最为膨胀的时候，甚至仅将律所视为业务领域中需要被替代的中间商。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律所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业务模式，做法要么与四大建立互补的合作关系，共同探索满足客户需求的新路径；要么转型为多学科的专业服务组织，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解决方案，类似于咨询服务的交付模式。

而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分拆、外包、流程管理和合作等商业策略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律所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趋势已经是不辩的事实。

律所从排斥四大入局，到学习四大模式，或许说明法律业务正逐渐融入跨职能团队，尝试实现更好的商业赋能。

而这种增量视角，是否能够缓解法律行业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零和博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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