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最聪明的女人聚在一起

我可不是来泡咖啡的

漫长的学术会议正在进行中，坐在现场的唯一一位女性发现总有人跟她使眼色，有的人瞪她，有的人冲她挤眼睛，还有人端起杯子跟她示意，她过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告诉她——现场没有咖啡了。

在云集了大科学家的会场里，她不止一次接收过这样的眼色。但是，她并没有给他们泡过咖啡。后来，她养成了一种自己的应对方式，每当大家不约而同地望向她的时候，她就冲着他们微笑，提醒他们另一项事实：「啊哦，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干这个活儿的哦！」

说起这个故事的，是坐在我对面的是热内维耶芙·阿勒穆兹（Geneviève Almouzni），她是一个性格爽朗的法国女人，每次收到她的信，落款都是一个潇洒的G。她讲起咖啡往事的样子，像在讲一个笑话，事实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感觉的确是在听一个笑话——为了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女科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评选「世界杰出女科学家」，由独立的国际评委会从全世界350名候选人中选出来贡献最大的五位女性科学家，代表欧洲地区、北美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她正是2024年的得奖者之一。她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家，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居里研究所主导研究。

也就是说，当她被丢眼色泡咖啡的时候，她早已是一名成果卓著的研究者。她发表过超过220篇论文，拥有5项专利，她所引领的研究揭示了蛋白质在细胞核内包裹DNA的过程，这对于如何理解发育、疾病乃至癌症是至关重要的突破性发现。作为法国癌症研究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她能带给科学界的价值远比泡咖啡重要。

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个笑话竟然属于绝大多数女科学家。期间我见到了另外几位获奖者，尽管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但当一个女人成为科学家，坐在会议现场的遭遇竟然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在欧洲和美洲她们会被叫去泡咖啡，而在亚洲的版本是，你怎么不给领导倒茶？

在初夏的巴黎，主办方设计了很多环节——走红毯，发布会，声势浩大的颁奖典礼——让更多人看到她们，重视她们，告诉世界，她们是科学的明星。这是一场科学界的颁奖典礼，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聚会，当全世界最聪明的五个女人坐在一起，没有一句陈词滥调能从她们眼前溜过去，她们总能敏锐捕捉到现实中的微妙偏差。正是她们指出来，女性处境并不总是在进步，在某些学科和地区，也存在着倒退。

五位科学家全部来自生命科学领域，但她们的视野并不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她们会在讨论中提出，虽然生命科学领域性别分布显得更平衡些，但很多其他学科的性别差距并没有被打破——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在物理学研究生中的比例一直低于20%，工程学毕业生中的女性比例只有28%，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女性仅占专业人员的2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场活动发生在法国科学院，会场里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会成员，在颁奖礼前一天的晚上聆听获奖者详述各自的研究进展。主持会议的是白发苍苍的知名免疫学家阿兰·费希尔（Alain Fischer），他让出了主席台的位置，在全场的掌声中，邀请女科学家们上台分享。

坐在台下看到这一幕时，我想起了另一个聪明的女人——玛丽·居里。1911年初，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时的法国科学院评委会投票否决了她的院士申请，理由是法国科学院从未有过女性院士，当时参加投票的法国物理学家甚至断言，「女人不可以加入科学院。」居里的小女儿伊芙在写给母亲的传记里清楚地记下了当天的投票会，主持人召集会议时故意大声说：「大家都进来吧，女人除外。（Let everybody come in，women excepted.）」

正是在那一年年底，玛丽·居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她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还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两个领域诺贝尔奖的女性。就在法国科学院否决她的院士资格的时候，她已经在其他五个国家的科学院当选了院士。

100多年后的法国科学院，历史在这个夜晚发生了小小的更新。几位获奖者依次分享她们的智慧，那是一个远比咖啡和茶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的世界：

——罗丝·莱克（Rose Leke）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得奖者，她今年77岁，作为一位免疫学家，她的努力大幅改善了非洲地区妊娠期疟疾的治疗效果，也为根除脊髓灰质炎和改良非洲的疫苗接种提供支持，她的存在也成为当地年轻女科学家的楷模；

——娜达·贾巴多（Nada Jabado）彻底改变了儿童癌症的治疗现状，正是她首次发现人类疾病中的组蛋白突变（oncohistones），引发了癌症研究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她也因此成为了北美地区杰出女科学家代表；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科学家代表是颜宁，她的卓越研究推进了癫痫和心律失常等多种疾病的相关研究，并指导了疼痛综合征的治疗；

——阿莉西亚·科瓦尔陶希（Alicia Kowaltowski）长得非常瘦，但她最喜欢讨论的话题是肥胖，坐在她旁边可以听她讲上整整一天的「人到底是如何变胖的」。她所研究的线粒体生物学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能量代谢对于肥胖、糖尿病及衰老的影响，她的研究也让她成为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得奖者；

——欧洲得主正是G，她喜欢把DNA比作一张乐谱，她喜欢用不同细胞的不同乐谱来解释她所领导的染色质动力学研究，如今的她是居里研究所荣誉主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卓越研究主任，这里也是欧洲最前沿的癌症研究和治疗中心。

主席台上的女科学家们神采奕奕地讲述自己的研究，台下一次次为她们鼓掌。颜宁在开场白里专门提到，环顾科学院的这个房间，墙壁上所有的纪念雕塑都是男性。而那晚第一个发言的恰好是来自居里研究所的G，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主任，这是在1926年诺奖得主让·佩林号召改革法国科学体系后建立的一个科学组织，佩林是居里夫妇的好朋友，他推动这场改革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破除居里夫人所遭遇过的偏见。

在这个初夏的夜晚，某些古老的禁忌被打破了，百年间的世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一度禁锢的殿堂向那些曾经无法进入这里的人敞开了大门，这个夜晚属于她们，一群不给领导泡咖啡、更喜欢讨论科学的女人。

「直到现在」

我问了所有人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因为身为女性科学家而遭遇过偏见？不是过去，不是职业之初，不是几十年前，而是「直到现在」——直到现在，直到你们已经做到了行业顶尖的位置，直到你们已经用研究成果证明了自己的独特价值，你们是否还会遇到女性困境？那些烦恼在一个人走到顶峰之后，是否依然存在？

听到这个问题后，她们都笑了起来，然后用不同的经历告诉我同一个答案：当然存在，直到现在。

一个典型的例证来自2024年北美地区「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获奖者娜达·贾巴多（Nada Jabado）。她的研究领域是儿科脑肿瘤，这是一条充满困境的道路。这个世界上投身医学的人很多，选择儿科的是少数；研究肿瘤的人很多，能够研究脑瘤的是少数，尤其是儿童脑肿瘤，全世界参与其中的人加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小的基数。我想知道，为什么她愿意选择这条少有人走的路，而她又是如何在一条窄路上坚持走到了最后。

她热情地让我称呼她Nada，她喜欢穿有鲜明设计感的衣服，讲旗帜鲜明的观点，谈话时常常畅快大笑，告别前热烈地拥抱对方。她身上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和一种本能般想要迎难而上的勇气。

我们的对话里有许多的哈哈大笑，尽管她所讲述的都是坎坷。Nada刚开始探索儿童脑肿瘤是在2003年，那时候她年轻、热情、期望能做一番事业，但是十分孤独。研究儿童肿瘤的人本就是少数，而更多人研究的是儿童白血病，因为白血病只要抽血就可以获得检验标本，但是脑肿瘤的取样非常艰难，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路在哪里。成人的治疗经验无法帮助儿童脑肿瘤的研究，它们症状不同，肿瘤生长速度不同，甚至连肿瘤长的位置都不一样。如何取样，怎么用药，没人知道正确答案。那时候Nada总是碰壁，常常要发1000封邮件，才能零星收到一两封回复。

在这条窄路上，孤独有时来自研究本身，有时是性别带给她的。她去参加会议，分享自己的研究观点，台下往往没什么反馈。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另一个人把她的观点重新讲了一遍，仿佛是自己的新发现，而台下的人也会应和，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发生，更重要的是，这种经历也曾经发生在G身上，我们开玩笑说，这是科学世界的「选择性失聪」。

图源电影《放射性物质》

孤独贯穿了Nada职业生涯的全程，直到现在。Nada说，她也养成了自己的应对之道，就像G会笑着拒绝泡咖啡，她也会用幽默来对抗这种漠视。每次遇到这种状况，她就站出来捍卫自己，「我很高兴地发现，原来需要两个人把同一件事说两遍你们才能听得到！」

我问她，真的有进步发生吗？她想了想说，「还是有进步的。过去主席台上只有我一个女性」，她笑了起来，「现在有两个。」

房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再次开口时，Nada讲起了她的困惑，现在她觉得，公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今天的科学世界里，通常没有一个人会公开承认自己歧视女性，但现实经历常常让你忍不住想，这是为什么？她到一个亚洲国家出差，见证了当地一位女性研究员如何漂亮地完成了困难研究，轮到要公开发表的时候，上台发言的却是她的男上司。这让她感到不公平。但也有时候，她也见到过反例，明明把机会给到了女性研究员，对方却没有做好准备，自暴自弃地搞砸了一切，进而加深了对女性能力的误解。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带给她困境的有时候是男性，有时候苛待她的恰恰是女性。想要追求进步，往往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道路，里面总有许许多多的曲折。

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问我，「其实我也对你很好奇，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走到了今天？你都经历过什么？」

坐在房间里的我，某种程度上像是她们的影子。今天的科学界依然是男性占多数的世界，科学报道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如此，坐在她对面的通常是男性，坐在我对面的也往往是男性，走到最后的人很少是女性。我们对于彼此的存在都很好奇。和她一样，我也会对自己的经历感到困惑：当我写了好稿子，别人评价我「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这是夸奖吗？同样是报道突破性发现，大家问男性科学家是如何做到的，问女性科学家却是让她自证这个数据没有造假，他们的提问不一样跟性别有关吗？我去参加科学决策层的会议，茶歇的时候两个研究员跑来找我确认，「你是服务员吗？」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存在让周围的人感到费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个女性不去给领导倒水，而是一直记笔记。

我把我的困惑告诉了Nada，为什么一个坐在科学世界里的女性，大家会默认她会负责泡咖啡、倒水，默认她做不好研究、写不好稿子？为什么这种应当属于上个世纪的想法直到今天仍在？为什么此时此刻房间里的她不能是一个跟你同等重要的研究者呢？

Nada听的时候一直在点头，「你的故事让我很难过，因为我也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有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能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不用被人当成男人去夸赞，不用被人忘记是一个女人。你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我们应当继续走下去，走到最后，让他们看到你的存在，看到活生生的例子，他们也会发生改变的。」

Nada把这个叫做「展现多样性」。「当你看人类的DNA时，你会发现，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恰恰是那些我们不同的地方让人类这个族群变得强大，人与人的差异不是互相攻击的武器，它是一种证明，证明了多样化是一种美，是真正的生命力。」

她的确做到了。她所领导的团队在全世界最早发现人类疾病中的组蛋白突变（oncohistones），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癌症研究范式。她的突变也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突变里，成为了全球范式。人们开始重视她的发言，虽然依然会有人选择性失聪，把她的发言自己说一遍，但有时候已经不需要Nada一个人面对了，台下越来越多人会站出来纠正，「这一点Nada刚刚已经讲过了。」

发生在Nada身上的故事证明了，女性困境很难消失，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管你选择了什么职业，也不管你晋升到怎样的位置，这种苦恼可能永远伴随着你。直到现在，会场里缺了咖啡的人还会下意识地望向房间里唯一的女性；直到现在，依然有人在女性发言阶段出现失聪；直到现在，依然有只属于女性的天花板，其中一位参会者在考虑职业晋升的时候听到的回应是不解和意外，「你怎么还在考虑向上走？你现在这样已经走到头了，该知足了，上面是男人的位置。」

但是，重点不在于自己遇到了什么，而在于你打算怎么办。这是我拼凑出的她们的经验——她们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处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过。有的人会抗争，也有的人会忍耐，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其中一位告诉我，现在的她会站出来反对，但她也忍耐过，尤其在她资历尚浅、非常年轻的职业起步阶段，面对冒犯时她也会笑一笑，保持沉默。因为那时候的她还不足以一个人抵挡一场冲突，更重要的是，那不是她的首要任务。现在的她可以选择发声了，她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更多女性的处境发声。

「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当你遭遇了偏见，它并不是你的错，这些偏见也不能左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偏见恰恰定义了对方的狭隘和无知。」她说，唯一能够给你定义的是你自己。

图源电影《末路狂花》

盖一座新的房子

巴黎的夏天时常有雨，天气也依然阴冷。这场女科学家的聚会行至尾声，最后一项活动，是面向全世界直播的圆桌会议，她们再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女性在科学界所遭遇的隐形偏见。

台上嘉宾刚讲完「提高女性榜样的可见度」，提问环节马上有人站起来说，他也希望让女性发声，但现实中这根本办不到，他说他参加高层论坛时发现演讲者全是男性，他专门问过主办方，对方告诉他，他们的确邀请过女嘉宾，可是「所有女人都拒绝了」，他把这种状况归结为「女性的领导力问题」，他的提问听上去更像是一种考验：「我想问在场的各位女性科学家，对这种会议级别很高、女性全都拒绝的情况，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第一个回应的人是G，「首先，请问你们一共邀请过几位女性呢？」

全场哄笑中，台下伸手比划了一个四，G向观众摊了摊手，「我想你也知道答案了吧。」

紧随其后的颜宁以更耐心的方式解释说，「这个我也观察过，像我们这样较为活跃的发言者，往往会源源不断地接到各种邀约，但我们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对每一份邀请都说Yes，也许你们应当发掘更合适的候选人。」五个人纷纷出主意，「方法很简单，不要固守同一份名单嘛」，「要不要试着改掉陈旧的习惯，不要才找这么几个人就放弃，再努力一点吧」，「你们也可以大胆地邀请更年轻的人，她们同样出色，很可能会有更有趣的观点」……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得奖者，另一个坚持自己主意的女人。五年前，古生物学家张弥曼获得了世界女科学家大奖，那时她在颁奖台上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致感谢辞，全场掌声雷动，下台的时候她径直走回座位，把奖杯落在讲台上。回国之后，电视台请她去录节目，现场有人问她，给您这么大的奖，为什么您下台的时候没拿奖杯呀？那一年已经82岁的张弥曼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我老了啊，老了爱忘事，所以就忘了拿啊。编导把这段掐了没录，让人又问她一遍，给您这么大的奖，最后为什么没拿呀？您好好想想。

那一年，我们是在她的办公室讲起这件小事的。坐在那间整整齐齐摆满了草鱼化石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北京下了班的黄昏，张弥曼不服气地讲着，她是如何让这段片段最后也没播成的，因为她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为了外界压力改变，「他们想让我说，我没拿是因为淡泊名利。我没说。我的确是老了所以忘了。我说的是事实。」

在今年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活动上，圆桌会最后一个提问来自一位正在求职的博士后。她说自己的面试总是不顺利，人们总是要求她改变，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像个男人一样去说话」，要强势，要敢下结论，要多强调自己的贡献，但她不习惯谈话时满口「我，我，我」，也不习惯独断专行去下结论，反思和质疑才是她相信的科学精神。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异让她困惑，她觉得自己能够在科学的世界存活，靠的是「运气」，但是她现在有了女儿，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后想当科学家也得靠「运气」，但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提问者说话的时候，台上的嘉宾全都在摇头。Alicia第一个回答她：「你就按照自己的样子讲话就可以，做你自己，如果我在面试评委里，我一定会聘用你。」

「但是他们没有聘用我，所以，我想只能是我来改变。」

图源电影《汉娜·阿伦特》

Nada紧接着解释，「也许你会失败一次、两次、三次，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你要记住的是，如果你不是真实的你，面试将永远不可能有意义。一个伪装的自己是无法在科学工作中存活下去的。也许你太想要假装像男人一样，那个真实的你没有闪耀出自己的光。找工作并不容易，也许你应该更客观地审视自己的面试，影响你的关键因素是否真的只是表达，也许你展现出了某种不适合工作的弱点，你去关注那些更值得提升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能做到的。」

G支持了Nada的观点，「听取批评意见是很重要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按照那些声音去改变自己。你也可以反过来去改变他们，坚持自己的样子，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是什么。我们可以用自己原本的样子去扭转局势。」

告别之后，我又重新去参观了居里博物馆。在居里夫人最喜欢的小花园里，我回想起这五个人，想起她们说过的话。我在想，她们是靠什么走到了今天，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她们。我开始意识到科学偶像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想她们能在今天走到顶尖，不是因为她们努力成为了谁，而恰恰在于，她们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一步步成为了自己。这个世界无数次教导她们变成另一种样子，换个专业，改改脾气，不要这样跟领导说话，「像男人那样」。她们能够留在台上，恰恰因为她们没有变，自始至终，她们始终是她们自己。

这是我在见到这五个人之后最深的印象——你可以以自己原本的样子成功，你不必成为任何一个其他人。很多女性并非不优秀，只是在那些咖啡、哭泣、批评、选择性失聪的声音里，她们没能走到最后。这条路最大的阻碍其实是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足够好，怀疑这条路是不是有出口。你会遇到很多困境，但你依然可以活下来，以自己的样子走到终点。

科学会奖励走到最后的人。直到今天，玛丽·居里依然不是法国科学院院士，而她去世接近半个世纪之后，法国出现了第一位女性院士玛格丽特·佩里（Marguerite Catherine Perey），她正是玛丽·居里的学生。得知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的那一年，居里夫人的身体状况并不是那么好，但她还是坚持去了瑞典的颁奖现场。她带着自己的长女埃琳娜（Irène Joliot-Curie），在那个辉煌的现场，女儿见证了母亲面对质疑后的坚持。埃琳娜坚持了下来，成为了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就在居里博物馆的后面，是居里夫人的小花园。她生前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从办公室走出来，倚着栏杆看着花园里的植物。她的花园因为她的存在变得特别，因为她喜欢不同，花园里渐渐有许多她专门订购来种子、精心培养长大的花。一个世纪过去了，花园里如今开满了鲜花，从居里夫人的办公室走出来，不同的花以各自的样子绽放，这是一种复杂的美，就像这些发生在科学世界的故事，一些女性获得了成功，以她们本来的样子。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颁奖典礼上，五位女科学家和评委们一起庆祝。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