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需要主动去构建的

文 | 有书苏抖抖 · 主播 | 云湾

有书君说

西汉历史上，长安城内曾经发生过一起由巫蛊之术引发的血光灾祸，死伤无数。

这桩惨案让汉武帝亲手葬送了自己培养了三十年的继承人，显赫一时的外戚卫氏家族也就此没落。

 

太子究竟做错了什么？

汉武帝为什么宁可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场“长安大乱”。

桐人气迫前星黯，思子宫成翠华晚。

望思望思终不归，茂陵老泪如倾水。

征和三年，汉武帝查清了“巫蛊之祸”的真相，龙颜之怒下，重启废止了近百年的夷族之刑来惩处凶犯，却依旧不能抚慰丧子之痛。

为寄哀思，他建造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这份舐犊之情流传至后世，以至于到了元代，还有文人墨客为之提笔。

但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太子刘据，其实只要走好一步棋，就能扭转局势。

奈何当事人一直举棋不定，早就亲手埋下了棋局的隐患。

元狩元年，汉武帝立皇长子刘据为太子，并为此大赦天下，举国恩赏。

刘据是汉武帝盼了十余年才盼来的嫡长子，因此在教导上格外用心，不仅先后启用六任太子太傅，还特意请了饱学之士来讲解《春秋公羊传》。

此外，由于刘据本人对《春秋谷梁传》很感兴趣，汉武帝又特批当时颇有名望的经学家瑕丘江公，来当刘据的“课外兴趣班辅导老师”。

如此专而精的“教育投资”，足见汉武帝是奔着继任者的方向来培养这个儿子的。

可光是埋头研学还不够，合格的继任者更需要懂得识人心，要学会建立自己的“团队”。

在刘据及冠那年，汉武帝送了他一个特别的生辰礼——博望苑。

它特别的原因在于：汉武帝其实很反感臣子收纳门客、培植势力，却唯独给了刘据这个特权。

他甚至言明，下赐博望苑，就是为了让太子“通宾客，从其所好”。

刘据也毫不避讳地收了很多人才，其中不乏一些跟主流政见不合的“先锋主义者”。

汉武帝虽然尊崇儒术，但实际上多采用法家手段，形成了一套“外儒内法”的方式，其一大特征，就是酷吏刑罚。

在主流的用法严苛之下，从小浸润在儒家思想中的刘据显得格外宽仁，而在博望苑那些拥趸的影响下，他认为，现有的刑罚过重了。

思想的种子一旦萌芽是很难根除的，刘据愈发地“仁恕温谨”，而汉武帝则开始觉得这个儿子“不类己”。

芥蒂已然形成，但并没有让汉武帝生出过易储的想法。

皇帝出巡期间，朝堂事务皆交给太子，而且为表信任，汉武帝基本不会反对刘据的意见，有时甚至不过问，让刘据自行决定。

见汉武帝大有放权的意思，刘据行事也更加大胆，时不时为一些受到过重刑罚的人平反。

虽说这行为“打了皇帝的脸”，但汉武帝却认为，这是一个继承人有主见的宽厚表现。

他四处征战、严格律法，其目的是为了能把尽可能安定的天下交给下一任君主，而要论文治，刘据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汉武帝满意，不代表群臣也满意，至少坚持严刑厉法的那些人就很忌惮刘据。

一旦刘据继位，持有不同政见的他们定然不会被重用，或许有可能晚景凄凉。

为避免被动局面，这些官员暗自组成“反太子联盟”，经常向汉武帝上奏太子的错漏，出言诋毁。

有一次，黄门侍郎苏文造谣说，太子调戏宫女。

汉武帝信以为真，将太子宫里的宫女数量增加了200人。

潜台词是：有些事情还是关起门来做，出了门就要懂得收敛。

皇后卫子夫得知此事，让刘据去向汉武帝说明，最好能杀了苏文，以绝后患。

但刘据不以为意，还说：

“第勿为过，何畏文等！

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

他信任自己的父亲，觉得只要行不踏错，就不用怕奸佞，颇有“清者自清”的态度。

但言语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纵使汉武帝最初不相信刘据会失德，说的人多了总会生疑。

所谓“积毁销骨”“三人成虎”，正是此理。

而且据《资治通鉴》记载：

“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

皇后和皇子都很少得见圣面，再加上刘据不屑自辩，所以那些人并不担心谎言会被戳穿。

此时的刘据仍坚信，父子间的信任不需要解释。

而此前，卫氏一族在朝野中最大的靠山，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也已去世。

换而言之，刘据再无有权势的母家相护。

在小人眼里，这是把太子拉下台的“最佳时机”，而领头人则是江充。

江充素来行事奉法不阿，手段尤为狠辣。

此等作风自与刘据不对付，因早有嫌隙，又恐惧来日，江充决定“先发制人”。

第一步，造势。

趁汉武帝生病、笃信鬼神，借公孙贺一案，妄称有人以巫蛊诅咒天子，骗取了上令，在长安城内大肆搜捕，以炮烙之刑逼供杀人。

第二步，转移。

因汉武帝久病不愈，进言行诅之人很可能在宫里，上至皇后太子，下至宫人侍卫，都不能免除搜查。

第三部，栽赃。

暗中派人在太子宫中藏匿了一个桐木人偶，只待事发。

果然，当刘据看到人偶时惊惧万分，既不可能认罪，也说不清人偶的来由。

他终于想起来要面圣，但汉武帝远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甘泉宫，派去请安的人又得不到回复，眼看事情要闹大。

情急之下，刘据决定先斩后奏，伪造符节，抓捕负责搜查巫蛊的江充等人，等查清真相，再想办法禀告汉武帝。

他扣下搜查的官员，却让协助搜查的苏文几人跑了。

做假诏已是大罪，为了尽快查清木偶一事，避免小人做祟，刘据在得到皇后支持后，调动中宫兵马，以谋反罪斩了江充，还烧死一众有嫌疑的胡人巫师。

他本以为杀了祸首，能多争取一些彻查的时间，但彼时，逃脱的苏文已赶回甘泉宫，上告太子谋反。

汉武帝不信，派使者回长安传唤太子，不料，使者因害怕并未入城，转而回报：

“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多年的谗言佞语，在这一刻因使者的谎言被“证实”，汉武帝竟信了太子谋反，当即下诏：

“捕斩反者，自有赏罚。

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当诏书送到刘据手上时，他不免想起秦朝的公子扶苏。

同样是皇帝不知生死，诏书难辨真伪，二人的处境何其相似。

不过，刘据不是扶苏。

他宣称皇帝被困甘泉宫，怀疑有奸臣做乱，并试图调遣兵力。

此刻，汉武帝已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率先掌控兵权，下诏书征调各县军队和胡人骑兵，迅速部署。

刘据调动不了正规军，只能以假符节下令，放出在羁囚犯充作民兵入宫中卫队，也集结起数万人。

站在刘据的立场，父亲不知生死，自己又陷入“巫蛊陷阱”，他所面对的，是谋乱的叛军；

而站在汉武帝的立场，儿子一朝谋反，背地里不知筹谋了多久，他所面对的，也是叛军。

两军相逢于长乐宫西门外，大战整整持续了五天，情状惨烈。

如《汉书》所言：

“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刘据的兵力自然打不过正规军，结果可想而知。

太子门客一律处死，跟随太子起兵的人一律以谋反罪灭族，而因血脉牵连，太子之妻、子、子妇等亲属相继遇害，就连皇后卫子夫，也被迫自尽。

刘据侥幸逃脱流亡在外，但抓捕令已传遍四方。

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唯有壶关三老令狐茂冒死进谏，以《讼太子冤书》陈情于汉武帝，直言：

“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令狐茂言辞恳切，汉武帝认定太子谋逆的想法不禁动摇，但疑心仍在。

就在他犹豫不定之时，东躲西藏的刘据还是落网了，可皇储尊严不容失，他在最后关头自绝而亡。

这一场血染长安城的巫蛊之祸并没有结束，反倒因太子之死掀起了另一番“高潮”。

汉武帝痛失嫡子，终于有所察觉，下令重审，并在查清真相后严惩凶徒。

其中，诬告的苏文被烧死，而江充虽已死，但其三族没逃过被夷灭的命运。

小人已诛，但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不可挽回。

汉武帝和刘据开了一盘好棋，却没有走好最关键的一步棋——沟通。

他们是父子，更是君臣，信任应该建立在良好的沟通之上。

缺乏沟通的盲目信任，只能让小人钻了空子，造成“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的局面。

要知道，信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需要我们伸手去构建。

或通过言语，或通过行动，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眼神。

因为信任的本质也是一种情感，得要我们主动表达想法、抒发情绪，让彼此的情感维持在共振的频率之间。

只有这样，信任才能“活着”，我们才能步调一致，携手共进。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资治通鉴》

《儒法整合: 秦汉政治文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