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未来最深远的财税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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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要我解读三中全会,但三中全会是全面系统性的改革,光是官方新闻通稿就是2万多字,全部解读工作量太大了,所以我选择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解读。
这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财税制度改革。
任何经济体或者政权的运行,财税制度都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过去研究中国历史,如果不把基本的财税历史搞清楚,基本都是雾里看花或者干脆就是隔靴擦痒。
新中国历史同样如此。
比如,90年代初期的分税制决定了后来中国发展的基本路径,也奠定了后来城市化狂飙猛进,以及房地产的黄金20年。
本次财税改革也是如此。
本来本次三中应该是去年十一月召开,一直拖到今年7月,我估摸着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财税制度改革有压力,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内部达成共识。
在解读财税制度改革之前,我们对过去的财税制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必须要有基本的了解。
其1,我们明面上宏观综合税负其实不高,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几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但是我们有一块间接税很高。
这个间接税就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最高峰时期高达8万亿,加上房地产开发环节的各种税收,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这块收入超过10万亿。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房地产不仅永远也不可能回到2021年的高峰状态,而且与高峰状态差距还很大。
由于这个巨大的差距,直接导致地方收入急剧下降,光是卖地收入缺口就超过3万亿。
加上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收,可能超过4万亿,也就是地方财政收入突然少了4万亿,这是一个巨大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其2,地方债乱象。
地方债问题一直是我们经济发展中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直接产生的债务。
这个政府债务是要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只要纳入预算管理,一般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全资成立的城投公司。
地方以财政为担保,让这些城投公司对外借了大量债务,这些债务其实就是绕开了财政预决算管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
同样因为是绕开了国家预决算管理,所以地方债膨胀根本无法控制,成为财税制度的黑洞,
其3,央地事权的不匹配。
简单的说就是中央事权少,但是财源多,而地方事权大,但是财源小。
很多时候,中央一纸命令,地方就要无条件买单。
比如过去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配套保障,基本都是地方财政买单;
比如过去中央搞家电下乡活动,地方也要配套资金。
但是地方大部分都是吃饭财政,遇到很多公共事务产品,财政根本就拿不出钱来,更何况中央的临时活动。
怎么办?
地方就会想尽办法去搞钱,或者挪用专项债,或者通过城投公司贷款,或者干脆就是对企业摊派。
最后审计出一大堆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很难对地方干部严肃问责。
对于这类问题大家如果缺乏切身感受,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至高利益》。
这部电视剧有一个人物特别出彩就是平安镇的党委书记计夫顺,看看这个基层一把手在财政枯竭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搞钱解决基层矛盾的。非常精彩。
以上就是我们财税体系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实话已经到了拖不下去,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本次财税改革的重点。
这里要多啰嗦几句。
正视地方财政的缺口,并且积极想办法解决,哪怕是开新税或者是适当增加增值税税率等办法都是最优的解决办法。
怕就怕地方财政有缺口,中央层面暂时又无力解决,手握权力的地方政府就一定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请记住一个真理,任何矛盾不会自行消失,但是可以转移。
地方财政巨大的缺口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会自己消失,但是地方政府会想尽办法转移矛盾。
举几个例子。
假如,某地城市地下管网老旧破损,中央为此拨了一笔专项款修缮,结果遇到暴雨,还是出现大面积洪涝损失。
中央震怒,派人严查,结果中央拨付的专项款被挪用,挪用方向是给当地教师发工资。
由于当地财政困难当地教师有大半年没发工资了,很多教师家里揭不开锅了,遇到这种挪用中央专项款的境况,怎么处理?也很难处理。
再来一个。
某地一个企业被地方政府强制性要求提前缴纳未来税款,企业不堪重负向中央投诉。
这种行为不符合中央要求地方不得乱摊派的精神,又派人严查,结果查出来还是地方财政困难,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都发不出了。
强行找企业摊派也是为了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处理?又能怎么处理?
以上案例就是矛盾不会消失但是会转移的含义。
过去我研究中国财政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地方财政枯竭的时候,有些解决办法真的很那啥。
最近爆出地方税务倒查企业30年税收的传闻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手段相比不过是毛毛雨。
这就是地方财政出现4万亿以上巨大缺口的时候,我们财税制度不得不改革的紧迫性的根本原因。
对于上述问题,本次财税改革拿出的解决方案总结一下大致是四个方面,分别是:开源、节流、事权上移、加强监管。
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补丁,我把这个补丁称为东西平衡。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是开源。
前面说到,因为房地产的原因,也同样因为经济转型需要,目前地方财政出现超过4万亿的缺口。
这个缺口首先是要拿钱或者是新的财源来填的,这个新的财源包括3块。
一个是消费税,之前我的文章也写过,消费税前移,大头归地方。
去年我们消费税收入是1.6万亿,大头给地方估计要超过1万亿,另外地方有积极性之后,对于成品油、白酒的消费征收力度加大,估计会增加几千亿的收入。
这么算下来,一年地方会有1.5万亿—2万亿左右的税源
一个是地方附加税,这个其实就是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
这些附加税之前是附加在主要税种上征收的(过去是营业税,后来是增值税),本来就是地方的收入,但是会议明确说了“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其实就是会适当提高税率,但是考虑到当前经济状况,这个提高幅度不会很大,这一块估计会给地方增加几千亿—1万亿的收入。
一个就是开新税。
会议明确提出,“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啥是新业态?
当然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比如电商,比如直播带货,比如网络短剧等等。
虽然这些新业态也要交税,但是按照传统经济设计的纳税模式导致这些新业态纳税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新业态不同赛道的头部人群或者头部企业确实是利润丰厚。
未来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就可能会对这些新业态利润丰厚的领域开设新的税种。
这个新税种会带来多少收入现在还不好说,但是上千亿的规模肯定会有的。
以上七七八八算下来差不多有2万多亿,与房地产留下的4万亿以上的大窟窿相比还有较大缺口。
对此中央给出3个办法:
“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
这是增加转移支付给地方,特别是对于财政最困难的县级财政未来是增加中央转移支付的重点;
“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
这不但扩大专项债支持范围,同时降低地方上为了专项债配套资金压力;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
这个非税收入主要就是地方上的罚款,这个一方面要规范,约束地方不能因为财政困难乱罚款,同时也将中央层面的罚款权限(比如一些中央的税收的罚款权限)交给地方。
这是堵上一扇门,同时也给地方开一扇窗。
开源之后就是节流。
我们大部分地方都是吃饭财政,也就是说财政收入主要就是发工资,这个发工资的大头还不是公务员,而是教师。
比如西部一些县城,教师工资在财政支出占比超过60%的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遇到生育率暴跌,教育资源严重过剩,所以节流自然就是对教师这个群体,也是财政最困难的县城占比最大的群体想办法。
本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
全国除了一线城市、省会中心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少数三线城市,全国大部分城市人口都是净流出状态,这些城市教育资源就是首先会去产能的对象。
目前全国带编制的教师有近1900万,怎么优化?
这个力度估计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在三中全会同时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这可是不得了的大动作。
啥叫做零基预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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